摘要: 造纸的三大主要工序包括：原材料加工、抄造和干燥成纸。关键环节是抄造工序，其中如何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纸槽中，可谓是重中之重。我国古代匠师的一项重大发明是纸药——植物粘液类悬浮剂，将之加入纸槽即可使纤维均匀分散。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内，在抄纸池旁发现了纸药锅的灶，应当是了不起的发现。若能从有关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求证出是何种植物纸药，该遗址发掘的价值定会得到提升。我们现在对古代造纸技术之所以知道不少，很大程度 ...

苏荣誉(中国社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造纸的三大主要工序包括：原材料加工、抄造和干燥成纸。关键环节是抄造工序，其中如何使纤维均匀地悬浮于纸槽中，可谓是重中之重。我国古代匠师的一项重大发明是纸药——植物粘液类悬浮剂，将之加入纸槽即可使纤维均匀分散。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内，在抄纸池旁发现了纸药锅的灶，应当是了不起的发现。若能从有关遗迹和遗物的研究求证出是何种植物纸药，该遗址发掘的价值定会得到提升。我们现在对古代造纸技术之所以知道不少，很大程度依赖于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此次发掘出大批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且时代顺序清楚,功能相互关联，几乎可以完整再现《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

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位于江西省高安市华林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东溪行政村的周岭自然村。2005年江西省开展第三次全省文物普查时发现，2007年9至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07]82号），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华林造纸作坊遗址进行了第一期考古发掘，揭露出宋代的沤竹麻坑（H7）和烧灰料的灰坑（H4）；元代的沤竹麻坑（H3）和烧灰料的灰坑(H5)；明代的沤竹麻坑（F1）和烧灰料的灰坑（H2）、蒸煮竹麻的大片烧土块（F2）、晒料与拌灰的工作台（F3）以及沤竹麻坑的尾砂坑（H6）、舂打竹麻的水碓等大批与造纸工艺有关的遗迹，而且时代顺序清楚，功能相互关联，几乎可以完整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经考古与造纸两个学科的资深专家论证，一致认为华林造纸作坊遗址是我国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造纸遗存，也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造竹纸作坊遗址，对探讨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展史有着重要价值。

为了进一步弄清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遗迹整体布局、时代发展脉络和生产规模与商贸线路等问题，在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09]第276号）并拨付了专项考古发掘经费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再次联合组队，于2009年10至12月，对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展开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目前，田野发掘阶段已经结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布局状况。2007年第一期考古发掘由于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当时在福纸庙作坊区只布了12个5米×5米的探方，实际发掘10个探方。此次发掘，在原发掘区周围延伸布局了14个探方。通过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周围的地形地势。

现清理出来的作坊区，分布在一块近似鱼形的的梯田上，东西长55米，南北最宽18米。通过发掘，发现宋代时期，这块平地的面积要小得多，南北最宽不到8米，元代以后，通过挖山填土的办法，不断向北面山坎下扩展，逐步形成一块面积较大的场地。因此，在地形上是依山体呈现南高北低的态势，由于人类活动的原因，在文化堆积上则呈现出南薄北厚的特征。由此形成了宋元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小，只分布在发掘区的南部，明代造纸作坊遗迹的分布面积较大，主要分布在发掘区的北部，保留也较为完整。

二、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工艺流程。虽然曾遭明代晚期居住遗址的扰乱与打破，又遭近现代农业生产的破坏，但发掘出来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对完整，各项工序相互关联，几可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有关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艺流程。

2007年第一次发掘明代造纸作坊遗址时，已经揭露出沉腐竹子的沤竹麻坑（F1）、蒸煮竹麻遗留的大片烧土块（F2）、晒料拌灰的工作台（F3）、焚烧碱性木壳灰的烧灰坑（H2）和排水出口处的尾砂坑（H6）等遗迹。此次发掘，又新发现了堆放石灰遗留下来的大片混砂土F5。F5分布在T0308，呈长方形，面积有6平方米，厚约0.2米。堆积为含石灰质较多的砂土。我国早在汉代用麻造纸的时候，就学会了向沤料中加些石灰，以缩短沤麻的时间。石灰能发热升温，加快发酵作用。F7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使整个造纸工艺流程更为完整。

刘仁庆编著《中国古代造纸史话》中说:“用竹造纸从技术上说，竹茎结构紧密，化学成分比较复杂，制浆时要求处理的技术条件高，不象麻类、稻麦草那样容易加工，且竹纤维僵硬，打浆帚化困难。竹纸必然要在造纸工艺发展到了更加成熟的时候才会出现。”为了将竹子加工成纸，古代纸工“先是向沤料中加进一些石灰，以强化发酵作用，促使纤维解离。后来又利用石灰作蒸煮剂。第三步是用草木灰（含有钾、钠成分）与石灰水的混合液处理原料。为了获得质量较高的纸浆，便于抄制好纸，第四步又改成先用上述混合液多次蒸煮，然后把所得的半熟料加以堆积发酵（半熟料发酵）。如此，制浆方法就逐步地发展成为多级（段）处理，即沤料、石灰蒸煮、碱性蒸煮、半熟料发酵等。”对照此书记载，我们发掘出来的沤竹麻坑（F1）、蒸煮竹麻遗留的大片烧土块（F2）、晒料拌灰的工作台（F3）、焚烧碱性木壳灰的烧灰坑（H2）和堆放石灰遗留下来的大片混砂土（F5）等遗迹，都是在用竹子造纸时，加工纸浆所必须的工艺流程中的产物，也说明了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在明代时期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加工纸浆的工艺。

三、新发现了元代抄纸房遗迹。2007年第一期发掘时，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再加上为了保护上层明代的造纸遗迹，揭露的宋、元造纸遗迹较少，只有H3、H4、H5、H7四个灰坑。此次发掘，通过扩大发掘面积，又新发现了属于元代时期的H9、H10、H11、H12四个土坑和一根长达4米多的陶制水管（G2）及六个柱洞，还有一小片红烧土（F6）。H10位于T0107北侧中部，开口②层下，打破G2，近似圆角长方形土坑，东西长1.3米，南北宽0.5米，深0.4米，填土为灰黑色松土，出土数片芒口青白瓷片；H11位于T0106的南隔梁中部，开口②层下，在H5和H10间，圆形土坑；坑内填土为灰黑色，出土陶片和瓦片。H9位于T0107的西南角，H12位于T0108东部，均开口②层下，因处于发掘区边缘，未发掘完，所以形状与大小不明，坑内填土均为灰色沙性淤泥，出土少量芒口青白瓷片。G2位于T0107和T0108中部，开口②层下，南至 H12，中间被H10打破，北至H11，残存10节长30厘米、直径10厘米的陶制水管，长度达到4.2米。六个柱洞分布在T0105、T0106、T0107三个探方，其中Z1、Z2、Z3、Z5、Z7五个柱洞大小一致，排列几乎成一直线，可以组成棚屋的一侧边墙。F6位于H10的东南面，是一块面积在1平方米左右的不规则形红烧土。这些遗迹作何解释？我们通过分析，认为H10、H11、Z1、Z2、Z3、Z5、Z7五个柱洞、F6、G2及2007发掘出来的H5有可能共同构成一间属于元代时期的抄纸房。这间抄纸房是用木柱支撑的棚屋，留下的圆形柱洞就是安插木柱的遗迹。H5和H10是承放两个四方体斗状木槽的土坑，起固定木槽的作用。H5较长，上面承放的应该是抄纸槽，H10较小，上面承放的是备料槽。位于H5与H10之间的圆形灰坑H13则是承放滑水缸的遗迹。滑水缸是盛装“纸药”的陶缸。宋代以后多用植物粘液做“纸药”，使纸浆均匀，常用的“纸药”是杨桃藤、黄蜀葵等浸出液，需要烹制。而旁边的F6就是烹制“纸药”的土灶留下的遗迹。陶制水管G2则明显是排水管，将抄纸房里的废水向东排入南边的水坑H12。抄纸房是造纸工序中最重要的成品场所，纸工在这里用抄纸帘在调和好了纸浆的纸槽里轻轻一荡，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干了以后就是一张纸了。元代抄纸房的发现，丰富了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中元代的造纸遗迹，也使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保留的造纸工序从“斩竹漂塘”到“煮楻足火”、“碓打纸浆”后，又延伸到了“抄纸入帘”，从而可以更好地再现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记“造竹纸”的一整套工序。

四、进一步证实了华林造纸作坊始建于宋代。2007年第一次发掘时，通过地层堆积和遗迹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发现了属于南宋时期的沤竹麻坑（H7）和烧灰料的灰坑（H4）两个造纸遗迹。为了保留上层元代和明代造纸遗迹的完整性，我们无法通过在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发掘区做更深度的发掘来寻找更多的宋代造纸遗迹。于是，我们另辟溪径，期望通过解剖与福纸庙造纸作坊相配套的3号水碓的始建年代来寻找宋代证据。我们在3号水碓工作间的东侧发掘了一个2米×2米的探方，在探方最底部的石缝中出土了数片南宋时代风格的釉口刻花青白瓷，而且还出土了一枚北宋徽宗时期的“崇宁重宝”铜钱。据此判断，3号水碓当始建于南宋时期，历经元、明，延续使用了近五百年。这从3号水碓西侧闲置的一个替换出来的穿孔石臼也可以证明其延续使用的时间非常之长。检索唐宋时期有关造纸的历史文献，我们知道在唐代虽然发明了用竹造纸，但唐代的竹纸产量很小，还敌不过麻纸及皮纸，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在北宋以后，直到南宋时期造竹纸技术才真正完全成熟起来。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最早年代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无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造竹纸遗址，延续生产时间又历经元代、明代，对研究南方造竹纸的历史和工艺发展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五、清楚了造纸用水碓的形态演变。水碓，是人们利用水力带动水轮以作生产加工的机械。《晋书》曰：“今人造作水轮，轮轴长可数尺，列贯横木，相交如滚抢之制。水激轮转，则轴间横木，间打所排碓梢，一起一落舂之，即连机碓也。”由此可见我国古代使用水碓的历史非常悠久。水碓在古代主要用于舂米，加工粮食。宋代以后才逐渐由农业谷物加工发展到应用于造纸、制瓷等手工业，用于粉碎造纸原料和制瓷原料。据元代费著在《蜀牋谱》中介绍：“江旁凿臼为碓，上下相接，凡造纸之物必杵之使烂……”说的是宋末四川锦江造纸生产中采用水碓的情形。水碓是在杵臼打浆的基础上，通过“水位落差”使水轮回转，实现初级的机械运动，把纸工从笨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同时又提高了打浆工效。因此，水碓打浆一直在手工造纸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7年第一期发掘时，在周岭发掘了三座水碓遗址，1号与3号水碓的工作间正对两根碓杆锤打的位置安放了一个石臼与一块石砧，2号水碓则安放了两个石臼。此次在周岭沿石脑头溪两岸，我们又发掘了4座水碓遗址，并在直线相距8公里的西溪村发掘了7座水碓遗址。发掘结果表明，周岭新发掘的4座水碓与西溪村的6座水碓的工作间正对两根碓杆锤打的位置都是安放两块石砧，并不见石臼。西溪村只有1座现代才废弃的水碓工作间里安放了两个石臼。由此得出如下结论：凡是安放两个石臼的水碓，一般都是用于加工谷物等粮食所用，而安放两块石砧的水碓，一般都是用于加工纸浆所用。安放一个石臼一块石砧的水碓，则有可能两用，即既可用于加工粮食，又可用于加工纸浆，或者在加工纸浆时进行了二次碓打，第一次在石砧上碓打，是粗加工，第二次在石臼内碓打，是精加工。这个发现，对研究造纸用水碓的形态演变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2号水碓仍保留较完整的工作间墙体，以及当地村民证实其在1980年代以前仍用于舂米，可知这种带两个石臼的水碓废弃时代最晚，大多废弃于1980年代以前。又从4、5、6、7号四个安放两块石砧的水碓保存最差、遭破坏最为严重分析，这种类型的水碓废弃时代最早，很可能废弃于宋、元时期。而1、3号两个安放一个石臼一块石砧的水碓，其废弃时代则可能介于上述两种类型水碓的中间，即生产高级竹纸的明清时期。

六、对华林造纸的规模与商贸路线有了更多了解。华林山为高安、奉新两县交界山，主峰海拔816.2米，面积约10平方公里。为了探究华林古代造纸的规模，我们扩大了调查的范围，结果在周岭西面相距8公里的西溪村又寻找到了一批古代造纸用的水碓遗址。西溪村也是一个与奉新交界的山村，但村庄要比周岭大，而且连接两县的古代道路也更为宽大。以西溪村为界，在其上游不到500米的西溪两岸，分布着4座水碓遗址；在其下游不到200米的西溪两岸，分布着3座水碓遗址。这7座水碓遗址中，只有1座紧邻村庄的水碓遗址的工作间里有两个石臼，曾经用于加工粮食，其余6座水碓遗址的工作间里都只有两块石砧，明显是造纸用水碓的形态。在华林山的西北面、属于奉新县域的百丈山、柳溪、甘坊、石溪、澡溪、仰山等乡镇，这种造纸型水碓遗址更是随处可见，甚至还有一些仍在用于造土纸。我们调查的奉新县石溪乡桃源村一个村就有48座造纸水碓。奉新土纸制作技艺现已被评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对周岭古代对外交通路线的调查，我们发现1990年代以前，周岭村民的对外交通是顺着石脑头溪向东南方向的一条石径通往伍桥乡，到达山下平原处只要40分钟的行程。在华林造纸作坊遗址中起着纽带作用的石脑头溪也是向东南流经今天的伍桥乡樟树岭水库后，向东汇入奉新县的南潦河，最后注入鄱阳湖。

从稍大的地理环境来考察，华林山距离省府所在地南昌不足百里，距离西山就更近。按明代屠隆《考槃余事》卷二《纸笺》云：“豫章彩色粉笺最光滑，山谷用之作画写字”，又云“永乐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曰连七曰观音纸，后改局信州，今无復造者，止土棉纸及火纸出宁州、奉新等处”。《编蒲馆杂录》云：“明初贡纸于江西，董以中贵。有太监杨姓者，即翠岩寺遗址以为楮厂，建皮库于应圣宫西，以贮楮料，俄中贵病风，毛发脱落”。这些文献资料说明，南昌造纸始于北宋，并且造出了黄庭坚（山谷）喜欢用来作画写字的上等好纸。在明代永乐年间，又曾在西山置官局造纸，进贡皇宫使用。但几百年来，南昌西山因为并无高山产竹，所谓的西山造纸官局也就一直存疑。如今在距离西山不过50里的华林山发现宋、元、明造纸作坊遗址，特别是福纸庙造纸作坊区发掘出来的明代造纸遗迹，布局科学、规范，沤竹麻坑（F1）与晒料拌灰的工作台（F3）用砖石砌筑，尤其是F3的边框用打磨平整的麻石条砌筑，反映了其与一般民间简陋的造纸作坊有不同之处。又从华林有“主岭”、“太溪”、“东樟”、“流水”等大批片村名得名于明代洪武年间，说明明初华林有过一次比较大的开发。这一系列的线索说明，明代西山造纸官局所辖纸厂很可能不在西山，而是在其附近的华林山。如若此说在以后能够得到更多的证据可以成立的话，则对华林古代造纸作坊的生产规模与商贸路线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评判，其在中国造纸史上的地位也将得到极大的提升。（执笔：肖发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