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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淑莲：唐代景教在华之政教关系
一、前言
政治和宗教基本上分属不同的领域：一是世俗界，另一是属灵界。政治所面对的基本权力是世俗的、现世的；而宗教所面对的，不论是内在性的或者是超越性的，大多是来世、彼世的境界。二者之间所以会产生关联，乃是因为个体和群体的生活都离不开政治和宗教，因此宗教和政治就产生绵密的关系。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观之，历代君主莫不借着宗教来维系社会安定、巩固国家政权，所著眼的是宗教的社会功能，对宗教的尊崇或贬抑，也常常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因此宗教和社会作紧密的结合，亦和政治建立密切的互动关系。此外，宗教亦时而被政权当局利用为怀柔远人的工具，和外交相结合。唐代国势强盛，中西交通大开，文化交流频繁，景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相继传入，唐室之优礼有加，即是为了促进中外关系、怀柔远人的外交政策之体现。
本论文旨在探讨唐代景教传入的时代背景，以及与唐室政权当局之互动情形，并分析如何在政治情势转变之下，被迫淡出中国本土的经过。
二、时代背景
景教即基督教的支派涅斯多留派(Nestorian church)入华后的名称。创始人涅斯多留为叙利亚(Syria)人，曾任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大主教，他对基本教义的解释和教会「正统」有所不同：当时教会称耶稣（Jesus）的母亲马利亚（Mary）为「神之母」，具有神性。但涅斯多留认为马利亚不是神，是「人体」盛「神」的器皿，他把耶稣的人性和神性分开，马利亚只生耶稣的人性部分，并反对圣像崇拜及炼狱之说。[1]究其用意，涅斯多留惟恐高抬马利亚而贬抑对耶稣的信仰，所以极力驳斥当时崇拜马利亚的习尚，但使自己卷入了政治色彩极为浓厚的神学论战—即罗马与君士坦丁堡在教权和政权上的斗争。于是西元431年，在以弗所大公会议（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Ephesus）中，被反对派判为异端（heresy），[2]西元435年被东罗马皇帝革职流放，死于埃及的沙漠之中。后来他的信徒逐步向东拓展，骎骎乎由叙利亚传入波斯，受到波斯萨珊王朝（Sassanids）的保护和协助，先后在印度、锡兰、中亚等地成功地传播他们的信仰，而后也来到了中国领土。[3]
景教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和唐代东突厥的平定、西突厥的降唐、天可汗制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波斯和中国早有交通往来，然隋末西突厥以土耳其斯坦之楚河（Chu River）流域为中心，控制碎叶（Tokmak）和怛罗斯（Talas）等地，与东罗马互通声气，而压制波斯，东与东突厥相互呼应，役属西域诸国，切断中国与西域之直接交通，[4]及至贞观四年（630），唐太宗派李靖平定东突厥，俘其首领颉利可汗，西突厥闻风归降，中国与西域的交通复开，[5]被东、西突厥役属的国家，多遣使前来中国朝拜，推尊唐太宗为天可汗，使为国际组织之首领，于是中亚诸国与唐的关系转为密切，因此在波斯流传甚久的涅斯多留派教士，得以随至中国传教。
就思想背景而言，景教之东传可谓正逢其时。以中国历史发展而言，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以黄河流域为主，独立发展出华夏文明，在大东亚区域中，无一文明可与之分庭抗礼，于是自尊自大的「天朝观念」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整个世界是以中国为核心，皇帝乃「天下共主」，遂形成一种民族文化的优越感，此种优越感表现在历史上的华夷之辨，强力捍卫中国传统的道统--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迄孔孟，所形成的一贯道统。然而唐代历史发展缘由的特殊性，对外来文化抱持有容乃大的态度，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其文化精神基本上是是动态、多元而进取的，夷夏观念非常薄弱，华夷一家的观念和政策，可说是空前未有之情形，所以外族入居者甚多，当时突厥人入居长安将近一万户。[6]而涅斯多留派在中亚突厥人中之传布颇有成效，长安、洛阳定居的突厥人和波斯商人，必有多人信仰此教派，无疑的提供了涅斯多留派进入中国的奠基工作。
三、唐室优容景教入华
唐太宗贞观九年（635），第一位传教士阿罗本（Alopen）[7]将涅斯多留派基督教传入中国，太宗遣派宰相房玄龄至西郊迎之：
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而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郊，宾近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真正，特令传授。[8]
因乃波斯传入，是以教堂初以波斯寺为名。贞观十二年（638）太宗颁下「敕建波斯寺」诏准其传教，于长安义宁坊建教堂一所：
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宏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奉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9]
然而涅斯多留派本基督教之一支，源于罗马帝国统治之巴勒斯坦，自汉代始称罗马帝国为大秦，故此，唐玄宗时期，敕令将波斯寺改为大秦寺。
至于涅斯多留派教士入华后所以取名为「景教」，是因基督教常举「生命之光」以启示、教喻众人之故，景教碑文曰：「眞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10]明末李之藻作〈读景教碑书后〉，其中有言：
圣教为真主攸建之教，为真主圣教之道为真道，为永尝不息之道，厥妙难名……且厥用光大，凡世间所有之称名，概难克肖，不得已而以光而且大之义名之。[11]
因此景教之「景」，即取「世界之大光」之意。
因为景教在兴起与传教的过程中，曾受到迫害，这些惨痛经验使他们在传教时极力交好统治阶层，融入中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体系，在进行翻译经典，撰写景教教义时，也借助当时流传的佛道术语以解释之，唐太宗称许「详其教旨，玄妙无为」，[12]并为时人所接受。例如将所崇拜的神称为「天尊」—如同佛教以天尊为佛异名，道教称老子为原始天尊；称教士为「僧」、以主教为「大法王」、教堂为「寺」，[13 ]此皆有利于景教之传布。
唐高宗承续太宗宽容的宗教政策，致使景教的扩展更为迅速，除长安洛阳两京之外，各州的传教事业亦蓬勃发展，「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14]阿罗本被尊崇为「镇国大法王」，受到朝廷的礼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