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20世纪80年代在小梅岭发现玉矿以来，因其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密切关系而深受学界重视，并引起广泛关注。为加强梅岭玉研究，深入探讨梅岭玉与良渚文明之间的关系，2019年5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会、江苏省考古学会、溧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溧阳市梅岭玉研究会承办的“梅岭玉与良渚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溧阳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 ...

　　自20世纪80年代在小梅岭发现玉矿以来，因其与良渚文化玉器的密切关系而深受学界重视，并引起广泛关注。为加强梅岭玉研究，深入探讨梅岭玉与良渚文明之间的关系，2019年5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会、江苏省考古学会、溧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溧阳市梅岭玉研究会承办的“梅岭玉与良渚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溧阳召开。来自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以及常州市的学者参加本次会议。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参观了梅岭玉矿遗址，观摩了蒋庄、寺墩、丁沙地、小梅岭等遗址的出土文物及玉矿标本。6位专家学者作了主题发言，专家讨论环节共有10余位专家发言，发表和交流了学术见解。 

　　

主题发言

　　南京博物院闫龙作了《溧阳小梅岭玉矿及周边古遗址调查报告》。对小梅岭概况，调查工作的缘起、经过以及调查收获做了详细介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天然汇报了小梅岭玉料的初步科技分析成果。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庄丽娜对蒋庄出土玉器进行了初步分析，通过对器类和材质以及玉器出土背景和材质的相关性分析，依据已检测的玉料推断，提出了蒋庄内部和不同的群体之间获取玉器资源渠道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报告题目为《梅岭玉与良渚玉器：从选料、生产到使用的初步线索》，分析介绍了丁沙地遗址、寺墩遗址出土玉质遗存概况。对蒋庄遗址出土玉质、寺墩遗址出土玉质分别与小梅岭玉矿作了比较研究；对丁沙地-寺墩-蒋庄出土玉琮以及璧类进行了讨论分析；对丁沙地与良渚古城塘山遗址做了比较分析。南京大学地理科学院朱文斌汇报主题为《出土玉器质地鉴定及源区分析》，主要从地质学的角度作了出土玉器的质地鉴定及源区分析。 

　　

专家讨论

　　专家座谈由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晶主持。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表示，关于玉料来源和玉的生产、分配方式问题都是良渚考古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做的事情，应从两方面分析出发：一是从良渚玉器的成分分析出发，另一方面是从玉矿的分析出发。崧泽、凌家滩在玉矿分类和加工方面的研究都已经比较成熟，在玉矿的寻找方面，凌家滩附近也可作为线索。另外良渚大墓出土的大孔花岗岩石钺，是否跟玉存在伴生矿的可能性，这些都可作为寻找玉料矿源的线索。刘斌提出关于玉矿的调查可作为“考古中国”长江下游的课题，加强苏、皖、浙等地的统一行动，建议下一步开展有目的的调查，跟石矿结合，寻找间接的线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提出五点看法：第一点是关于就地取材的问题，认为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天目山脉有生成玉矿的条件，那就地取材也就肯定会存在。第二，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建议参考已有的材料和已有的成果。如凌家滩考古报告中曾对玉石资源的来源做过相当大的分析。由此认为梅岭玉的背后不仅仅涉及良渚问题，至少应放到宁镇地区去考察。加大宁镇地区的考古调查，加大太湖南道这一区域的考古调查，对地质上的以及用玉的葬仪等问题都要进行梳理。第三点是下一步应加强关于微量元素测试的工作。第四，在讨论玉的产地，玉料来源时不能忽视技术系统，以及本身用玉的各个方面。若撇开技术系统，撇开玉在考古学文化中以及在遗址中的位置单纯地进行讨论，意义将不够深入。第五，制玉作坊的发掘研究工作带来比较大的启示，其中一个启示是中初鸣、丁沙地所见玉料基本属山料，这对下一步怎样看待梅岭玉，怎样看待跟玉料相关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另一个启示，中初鸣原料非常单一，主要以蛇纹石为主，出土的玉产品也非常单一，主要是锥形器跟玉管。这些现象背后反映的应当是一种市场行为，服务对象是有针对性的。这些对我们寻找玉料产地或者对玉的研究都可以带来极大的启示。 

　　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卫红表示，梅岭玉的调查结果不太理想，缺少矿坑，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寻找老坑。建议同时沿小河河谷及周边开展相关遗址的调查。吴卫红提出太湖南道有大量崧泽时期的遗址，那么在太湖中道是否也存在同类遗址，小梅岭矿是否在良渚文明之前就进行过开采，如果有，是否与已发现的早期遗址相关。小梅岭距离良渚的核心区和凌家滩直线距离200公里范围内，有成矿源可能。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第一，良渚文化早中期以及晚期在玉料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在良渚文化后期，很多复杂细刻纹的器类，在偏阳起石一类的玉料中不常见，那是否跟玉料使用有一定的关系。从这点来讲，我们讨论玉料的来源，或者讨论梅岭玉对于我们认识整个良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梅岭玉的发现为我们认识良渚玉器的玉料来源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现在，通过对梅岭玉的科学检测，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包括梅岭玉测试时未见偏阳起石的玉料，而这类玉料在良渚晚期特别多，那么这些玉料又是来源何处？所以梅岭玉的发现为我们寻找良渚某一类玉料来源找到了一些线索，但是对良渚文化整个时段的玉料来源又提出了更大的问题，可能需要江浙皖等多个地区的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共同努力，以求解决。第三，建议多学科合作，建立统一并认可的科学分析标准，这样可以在不同的遗址之间，不同的墓地之间，甚至同一个墓地的不同墓葬之间进行对比研究，让科技考古与传统考古学更加密切结合。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宫希成表示，通过观察玉器标本，觉得梅岭玉与良渚文明存在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具体有多大联系，还需要做很多研究工作，需要进行大量的分析与检测研究。从地质学角度了解梅岭玉矿的分布和储量问题，对下一步建立梅岭玉和良渚文明的联系，探讨玉矿资源在良渚玉器系统中的地位很有必要。从早年铜矿调查的经验来看，找到开采年代的证据非常困难，因此建议在下一步的调查过程中，手段和方法当作创新性的调整。最后，宫希成提出考古范围应扩大，江浙皖三省就玉资源问题可形成协作考古，共同解开长江下游玉器来源之谜。 

　　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教授王辉结合甘肃的考古发掘情况提出，玉器的开采应有相关的作坊及遗物。无论早期或晚期的开采，都应有开采工具的发现，即亚腰形石锤。如能找到这类工具，就说明此地有古代的开采活动。另一个问题，即存在远距离的运输问题，认为矿的开采一定是国家控制行为，或者某一集团的控制行为。关于玉器研究的问题，王辉建议，一是建立数据库，通过更为精确的数据进行比对，判定界限，确定产地等；二是玉器作为文物，不能随意切割分析，在研究手段上应采用较为先进的技术；三是在研究方式上，应注重玉器的加工风格及技术研究；四是注重与周边古代遗址的关系，对遗址做详细的调查，可通过使用无人机等现代科技手段发现古代矿坑。 

　　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炜林表示，玉的文化涉及玉矿的对应问题。早期的研究类似于类型学，从形态上对玉在不同文化中的分布做时空上的排比。而目前上升到由采玉到运输等涉及长距离的传播过程以及人群互动的关系。王炜林提出了目前面临的几个问题，一是工作方法上，考古的标准与地矿的标准有差别，应加强多学科的合作，建立统一标准，发挥各自特长，将问题研究更加透彻；二是实际工作中检测标本的选择问题，无损检测是否能代表还存在疑问；三是早期的工艺与埋藏学问题，玉矿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认为考古学的方法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在研究玉矿与文化的关系时，可通过对工具的研究来进行探索；四是关于传播问题，是玉料在移动还是成品在移动或是工匠在移动，有待考古学文化去解决；五是金沙地遗址存在制玉作坊，应重视对遗址的保护。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表示，开会的目的并不是给梅岭玉定性，而仅仅是个开始。梅岭玉与良渚文明的关系在本次会议之前一直是个传说，期望通过考古学和玉矿地质科学研究，对探索江苏地域文明构成发挥重要作用，从而推动溧阳的经济文化发展。林留根认为考古调查一定是有思路的，设想如果梅岭玉是良渚的矿源，那么是如何运出去的，生活、聚落又在哪里？因此考古工作仍需加强，增进沟通，使用新科技，做好考古调查方案。希望江浙皖联合，围绕课题做更多的工作。 

　　

总结发言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时代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赵辉对本次研讨会作了总结发言。他表示，通过对梅岭玉矿产地的参观，我们有了感性的认识。经过讨论，也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全面、多角度地思考问题。包括玉矿产地和手工业作坊以及和中心遗址的关系；包括哪种形制的成品流入了中心遗址，哪种形制的成品流到了其他地方，哪种又是用于交换；一个遗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加工产地，是所有的产品都做，还是产品生产单一化专门化，诸多问题都应全面考虑。另外，各位专家都从自己的角度肯定梅岭玉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工作。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也对以后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值得借鉴的建议。 

　　关于玉器，赵辉表示，之前更多是注重类型学上的研究和文化因素的分析。而现在，要通过玉器来深入探讨其背后的社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那就有技术的研究，包括开采技术、制作技术、运输技术等；还包括分配，包括人们对玉器的审美程度、佩戴方式等一些具体问题；也包括玉器作为一种政治资源在社会生活里所起的作用。有学者认为玉器是人们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控制来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说通过对这种资源的掌握来表达自己的权力。那么究竟是因玉器而使人的地位变高，或是因人的地位高而拥有玉器，这些都值得研究。尤其是在铜器等贵重资源出现之前，玉器可能是稀有的，是唯一可供我们从这个角度探讨的。此外玉器还与意识形态有关，包括形式、纹饰、组合、埋藏方式等，这里面就涉及矿料来源问题。 

　　赵辉同意将有关梅岭地区古代玉矿的问题纳入“考古中国”大项目里的建议。他表示，梅岭的研究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其和良渚的关系，开采后风化壳的去向问题，小梅岭作为资源产地何时开始和文化发生了关系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不仅如此，良渚的制玉规模非常大，因此对资源的开采和加工的规模也会非常大，而且里面又存在着分工。面对不同层次、不同需求的制作，其背后的交换、流通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应是很大的社会系统。我们应该从这里一步步地开始，跟古代文明相联系，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而不仅是玉矿本身的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江苏省溧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