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今天地中海以东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一带，古代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有两条孪生河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等多个文明，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500年，共繁荣了3000年。其中，苏美尔文明不仅是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前3500—前2004），而且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苏美尔文明创造了许多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世界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后来的古希腊、 ...

今天地中海以东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一带，古代属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这里有两条孪生河流——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孕育了苏美尔、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等多个文明，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500年，共繁荣了3000年。其中，苏美尔文明不仅是两河流域最早的文明（前3500—前2004），而且是世界最早的文明之一。苏美尔文明创造了许多成就，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世界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对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甚至其他欧洲文明，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黄河中游地区庙底沟文化至龙山时代（前3500—前1900），从东亚地区多元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发展到中国文明核心在中原地区特别是豫西晋南地区的文明核心区的“月明星稀”。中原文明诞生，成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奠定了许多延绵至今的中国文明的特征、制度、观念和基因。尽管中原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分别地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但对两个文明成就、特点、道路模式的对比分析，非常有助于从整个欧亚大陆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东西两端文明各自的历史背景、环境条件，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苏美尔人缔造灿烂文明

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来到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下游定居，开始了灌溉农业生活。城市化首先在乌鲁克出现（前3750—前3150），随后是捷姆迭特·那色（前3150—前2900）。城市里早先定居的苏美尔人占尽良田和灌溉渠网之利，成为“地主”；后来的移民则只能从“地主”那里租佃土地耕种或向“地主”出卖劳力。由是，先定居的“地主”成为城市的“公民”（citizens），后来的移民没有公民权，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开始复杂化。坚固的城墙保护着居民区、店铺、神庙、宫殿和行政中心，农业、手工业与艺术的专业化，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使城市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城邦雏形诞生，文明曙光初现。这一时期，青铜冶金术在日用工具、生产工具和武器方面普遍使用，滚筒印在标志财产所有权和商业中发挥重要作用。两河流域象形文字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出现，在公元前2400至公元前1800年间演变成为早期楔形文字，用于记账、统计、管理、铭功、契约、盟誓等。

苏美尔城邦最初的统治者是高级祭司en，城市政治、宗教、行政、经济中心都在神庙，庙前的广场通常就是市场。后来，随着城市事务的复杂化，出现了一个官职ensi，意为“统治者”，专门管理城市市政、法律、社会、商业和贸易甚至军事，政教开始分离。而城邦遇到战争时，长老会顾问团或公民大会临时任命lugal（伟大的人）为军事首领。假如危机反复出现，“伟大的人”的军权会固化。高级祭司、统治者和“伟大的人”，都有可能演变成为真正的国王。但国王需要代表某位天神统治人间，要由当地重要的神庙宣布他是由天庭委派下来的。苏美尔王权的三个象征物是王冠、宝座和权杖。约公元前3000年早王朝时期，与神庙分离的宫殿出现，规模宏大。城邦的行政官员由神庙的各级祭司、审判员、书吏、军队长官、宫廷管理人员等构成。实物和徭役赋税是城邦财政的主要来源。苏美尔社会有着浓厚的契约精神，特别重视法律，保留的《乌鲁卡基那》（公元前2350年）、《乌尔纳木》（公元前2100年）和《李必特—伊什塔尔》（公元前1930年）三部法典，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典，虽然这些法典是国王制定的，披着神威秩序的外衣，但仍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法律精神。

苏美尔信仰多种多样的专职众神，其中最主要的有丰产女神Inanna、天神An、实际地位高于天神的地神Enlil、智慧与创造力的水神Enki，唯缺祖先神。各城邦都会挑选某个神作为城市的守护神，他会受到特殊对待，为其建造最大的神庙。神庙广场的祭祀，普通市民可以参加。祭祀仪式繁文缛节，严格程式化，但是世俗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本质，导致其未能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其祭祀行为实质上就是贿神保佑自己。

苏美尔的乐器十分发达，有鼓、青铜铃、叉铃、长笛、排箫、号角、竖琴、七弦琴、琵琶、响板等，用于祭祀、宴饮、班师、庆典、丧礼。约公元前三千纪中叶的乌尔王墓中曾出土9张七弦琴和3张竖琴，但苏美尔未形成礼乐制度。

中原文明成就辉煌

公元前3300年前后，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开始社会复杂化，出现了河南灵宝西坡这样的大型中心聚落。灵宝西坡的环壕聚落约40万平方米，有室内面积200余平方米的大房子，墓地里有长5米的大墓，还有一些中小型墓葬。李新伟根据墓圹面积和随葬品数量以及参考大口缸、象牙器和玉石钺的身份等级指示性，将西坡墓地墓葬分为四个等级，这一聚落的社会分层与复杂化明若观火。然而，引人注意的是，一级大墓随葬品既不丰富，质量也不很高，这与苏美尔的乌尔王陵豪华随葬有天壤之别，且看不出多少宗教气氛。这表明庙底沟文化社会复杂化的机制中，神权的影响十分有限，军事因素很可能起到了很大作用。由是，李伯谦认为以西坡为代表的中原地区进入了以王权为主的古国时代。这一聚落以彩陶艺术为载体，向四外辐射文化影响力，由此韩建业认为文化的“中国”形成。

黄河中游地区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在约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出现了城市，并作为邦国的都邑，如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城址，豫西环嵩山地区的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其中陶寺城址都城功能区划最为齐备，在陶寺文化中期（前2100—前2000）完成了“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模式的构建。宫城内除了王居住与行政办公的宫殿之外，可能有祖庙建筑。陶寺城内居住着君王、贵族、官员、手工工匠、普通居民，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王族内部，也分为贵族统治阶级和平民被统治阶级，不像苏美尔社会那样是一个公民社会却存在奴隶阶级。

除了家庭手工业外，陶寺文化中期的工官管理手工业石器和制陶工业，是计划经济下的商品生产，与苏美尔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生产大相径庭。陶寺文化中期开始出现最早的汉字，从官职铭刻文字的考古资料看，汉字的发明主要用于行政管理而不是商业活动和缔结契约。陶寺邦国的王权依然以玉钺为标志，同时加入了可以测定地中和制定历法的圭尺作为权柄。以石磬、陶鼓、鼍鼓、木柷、铜铃等组成的礼乐制度为表象，王者居中和礼乐教化的意识形态，抑制了社会的法律精神和契约精神。虽然《尚书·舜典》有云“象以典刑”，但缺乏考古证据和出土文献证据。陶寺虽无青铜器，但是红铜铸造开创了中国铜礼器的先河，走出了与苏美尔青铜工具和武器不同的文明之路。

陶寺都城大型的国库，表明陶寺邦国也有国家赋税制度，实物税收很可能是粮食。陶寺王权的宗教特征不甚明显，但是祭天、祭地、祭祖三大宗教祭祀权力，仅限于贵族和精英掌握，有别于苏美尔神庙广场上的公共祭祀。而且陶寺文化中天尊地卑，祖先德配于天，而不像苏美尔文明，各城邦有自己特殊的主神，神权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两者经济基础迥然有别

苏美尔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上述差异，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两个文明的经济基础完全不同。苏美尔文明以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基础，中原地区的商品经济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尽管曾经在关中地区出现过西安杨官寨专业制陶聚落，存在着制陶商品市场，但是中原地区一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分散的小农经济虽很容易自给自足，但是极易受到商品经济社会、游牧经济社会的袭扰和冲击甚至掠夺，以及频仍的自然灾害打击，不堪一击，只有屈从于强势的王权和军权的领导，凝聚成复杂社会，才能抵抗天灾人祸，取得生存和发展。中原文明发明的“地中”意识形态，强化了集权的伦理，使中原最早的国家一出现便是邦国，而不是苏美尔文明那样碎裂化的城邦体制。

从天地祖先大祀和宗法制度衍生出来的中原礼制，以陶、玉、铜礼器为物化载体，不仅规范社会人的行为，更成为分层社会组织的框架，淡化了宗教、法律和契约精神。因而，中原文明同苏美尔文明道路大异其趣，可称之为世界文明发展史当中的“中国模式”。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