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藏经洞，即今莫高窟第17窟，一个位于16窟甬道北壁的并不起眼的洞窟，因在鸣沙山，又称“鸣沙石室”。敦煌藏经洞位置示意图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其原因，一直以来未有直接而确凿的原始资料，众说纷纭。但主要的意见有几种，现详述如次：一、封闭于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之前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汉学家。在供职于印度

藏经洞，即今莫高窟第17窟，一个位于16窟甬道北壁的并不起眼的洞窟，因在鸣沙山，又称“鸣沙石室”。

敦煌藏经洞位置示意图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其原因，一直以来未有直接而确凿的原始资料，众说纷纭。但主要的意见有几种，现详述如次：

一、封闭于1036年西夏占领敦煌之前

首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法国人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汉学家。在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河内）期间，曾数次赴中国为该院购买中国古籍；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塞纳（Emile Se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努瓦特（Charles Nouette）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又将藏经洞遗物全部精选后，购得大量藏经洞文献及绢画。写本部分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东方写本部，绢画、丝织品等入藏集美博物馆。1909年，伯希和将部分敦煌写本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敦煌遗书。伯氏曾编制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 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罗福苌译载《国学季刊》第1卷4期、第3卷4期；陆翔译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第8卷1期；伯氏又将其所摄敦煌壁画照片编为《敦煌石窟图录》全六册（1920—1924）。

他于1908年写的《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到：“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976-984）及至道（995-997），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洞中藏弆，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本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 Une Bibliothèque Médiévale Retrouvée au Kansou，《法国远东学院院刊》VIII，P.506；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9卷第5期，第7—8页。）

原为洪䛒影窟的藏经洞（北壁）

此后，罗振玉、姜亮夫等大部分国内学者以及翟林奈（L.Giles：Six Centuries at Tun-huang：A Short Account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London，1944。 ）等欧洲学者皆从此说。罗振玉云：“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加象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东方杂志》，1909年。罗振玉（1866—1940），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宣统元年他在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罗对于流散的部分也留心求购，所得文书及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与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另撰有《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论著。）姜亮夫亦称其乃“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藏经卷文书等封入洞中。（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姜亮夫（1902—1995），1926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先后任教于济南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云南大学、杭州大学。著有《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瀛涯敦煌韵辑》《中国文学史论》《莫高窟年表》《古史学论文集》《敦煌学论文集》等。）

清光绪年间的敦煌莫高窟

英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中华书局，1936年）载：“就卷尾以及文名中间所记载的正确年代，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五世纪的最初以迄于第十世纪的终了。研究所得的这些年代以外，再加上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校，可知这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1887年至英属印度，任拉合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进行中亚探险：第一次探险（1900—1901）主要发掘和田地区和尼雅的古代遗址，考古报告《古代和田》（Ancient Khotan，两卷，1907）；第二次探险（1900—1908）重访和田和尼雅遗址，发掘古楼兰遗址，并深入河西走廊，掘得大量汉简，又至敦煌，拍摄洞窟壁画，骗购藏经洞写本、绢画和丝织品等，考古报告《西域考古记》（1921）；第三次探险（1913—1915）又重访诸处并获570余件敦煌写本，又发掘黑城子和吐鲁番等地遗址，考古报告《亚洲腹地考古记》（1928）。1930年，拟进行第四次探险，被南京政府拒绝。其所获出土文物文献主要入藏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中亚古物博物馆（今印度国立博物馆）。

　　

根据斯坦因对洞内物品翻检后的记载，所有材料是在两种类型的包裹内的，一是“Mixed Bundles”（混杂类包裹），含藏文、梵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的写本、绘画、丝织品及汉文碎片，一是“Regular Library Bundles”（正规图书类包裹），含一千多个装有汉文卷子的包裹，每个包裹内装十几个写本，以及一些藏文卷子。他的最后结论是：藏经洞乃是从敦煌各寺院中收集来的“神圣废弃物的存放处”。

斯坦因与吐鲁番人民合影

藏经洞文物运出甘肃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藏经洞出土文物除了汉文外，也有藏文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唯独不见西夏文写本，而西夏这个民族也同样是信奉佛教的，所以就这一点来讲，可能西夏于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占领瓜沙二州时，藏经洞就已经封闭了。阎文儒等人即是从这个角度论证的（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毕素娟《辽代名僧诠明著作在敦煌藏经洞出现及有关问题——敦煌遗书P.2159V1研究》也认为封闭时间是“在曹贤顺表示降夏后到西夏正式占领敦煌之间。”《1990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编》，辽宁美术出版社，1995年）。

北大D22　唐写《朱校金刚般若经疏》

二、封闭于北宋皇祐1053年之后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讲到：“《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陈垣（1880—1971），早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导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主任，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19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六册，193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马世长、杨富学、牛汝极等皆持此说（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杨富学《沙州回鹘及其文献》，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

隋 开皇十七年（597） 《华严经卷第三十七》

三、封闭于咸平年间或稍后

白滨《试论藏经洞封闭的年代》称：“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封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统治沙州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变，即1002年曹宗寿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使曹延端自杀。是年八月，宋廷指定以曹贤顺为都指挥使。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有可能发生过一场冲突对抗，其中的一方秘密集中了敦煌的经卷文书并将之封藏起来，但失败之后便无人知晓洞中的秘密了。（《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唐写　《汉书萧望之传残卷》

贺世哲《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一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11世纪初期，敦煌的东边，党项势力已逐渐强大，并把进攻目标指向河西走廊；西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也不断向东推迸，并消灭了于阗的政权。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不得不开始十分紧张的备战工作。为了防止可能到来的党项或哈拉汗王朝军队的破坏，敦煌各个寺院便把佛教典籍、画卷以及其他各种文卷集中到莫高窟，并封闭于高僧洪的影堂中。为不露痕迹，佛教徒们特意在堵塞窟口的壁上绘制了壁画。（《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

日本学者藤枝晃同样是认为应在1002年或稍后不久，但原因却不是“避难”而是“废弃”，即1979年提出的“书库改造说”——他认为此时中国折叶式的佛典写本已逐渐取代了卷轴装的形式，安置及存放方式亦随之而变，故逐步废弃了。（ Akira Fujieda：The Tun-huang Manuscripts，Essays on the Sources for Chinese History，1973，P.128；Une Reconstruction de La'Bibliothèque'de Touen-houang，Journal Asiatique，No.269，1981，P.65—68。）

四、曹氏归义军政权统治期间对废物的收集封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有不少学者提出新见解，否定“避难说”而更倾向于“废弃说”。如方广锠认为，这些经卷遗书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之我见》，《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第213-223页。）因为如果是由于避难而收藏的，那么所收物品当是收藏者认为是比较珍贵的东西，而对于佛教寺庙而言，当然应该是佛教大藏经。但洞中收藏并无完整大藏经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而大部分是残卷断篇，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涂鸦杂写，因此这批遗书很可能是被废弃的经典。

唐写　《受菩萨戒文》

只是为尊重佛法佛典，这些用过的经品既不可以随意丢弃，更不能烧毁，再加上敦煌本地的造纸业的发展，也无需再用以前废弃纸张的空白或背面来书写文字了。于是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便进行了一次寺院大清点，之后就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契约、废弃文书与其他残纸，以及用旧或多余的幡画、佛像等，统一集中起来封存于第17窟中。

由于这些东西本身就被视为废弃物，故年深日久后便逐渐被人遗忘。因此，其真正的原因或许并不是为了避难，而是这些东西在当时实在没有实用价值而被废弃封存了。土肥义和的观点也一直坚持是在970—1002年间，清理和废弃，乃其内因。（土肥义和《敦煌写経の残存事情について》，《歴史と地理》1972年，2；《不要になったがゆえに今日にった残敦煌文書の谜を推理》，《みつびし》1987年，11；《敦煌遗書封闭の谜をめぐって》，《歴史と地理》1996年，No.486。）

五、封闭于1006年于阗佛教王国灭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黑韩王朝

除去王道士将别处发现的晚期材料放入藏经洞以外，目前所知最晚的一件可靠的藏经洞出土文书，为俄藏Φ.32a的施入记，其文曰：“施主敦煌王曹宗寿与济北郡夫人氾氏同发信心，命当府匠人编造帙子及添写卷轴，入报恩寺藏讫，维大宋咸平五年（1002）壬寅岁五月十五日记。”所以荣新江认为应在1002年后不久，但应不晚于伯氏提出的1035年西夏入侵之际，而其间发生最大的事件则是“1006年于阗王国灭于黑韩王朝一事”：于阗僧人所带来伊斯兰东进的消息，要比信佛的西夏人到来的消息可怕得多，因黑韩王朝是经过近四十年血战才攻下于阗的，他们对于阗佛教毁灭性的打击应当是促使三界寺将所得经卷绢画等神圣的物品封存洞中的直接原因，而由于黑韩王朝并未马上东进，所以封存活动是主动而有秩序地进行，并在封好的门前用壁画做了必要的掩饰，以致当事者离开人世后被人们长期遗忘（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79页。）。

对于敦煌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及其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或许还需进一步地挖掘新材料、发现新证据，才能完全解开这一历史之谜吧。

后唐清泰三年（936）　《沙州儭司福集等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