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上）陈同滨摘要：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距今约5300—4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 ...

《中国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

世界文化遗产“良渚古城遗址”突出普遍价值研究

（上）

陈同滨

摘要：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距今约5300—4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展现了长江流域早于黄河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与此同时，良渚古城遗址在空间形制上展现出的向心式三重结构——宫殿区、内城与外城，成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等级的“秩序”建设、凸显权力中心象征意义的典型手法，揭示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城市文明所创造的规划特征“藏礼于城”，拥有东方城市起源的某种“原型”含义，在其后的5000年中国古代礼制社会的绵延发展中，一再被统治者们应用于都城规划设计；良渚古城遗址所展现的“水城”规划格局与营造技术，反映了人们在湿地环境中创造的城乡特色景观，展现了5000年前中华文明、乃至东亚地区史前稻作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

关键词：良渚古城遗址；良渚文化；早期国家形态；世界文化遗产；突出普遍价值

引 言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非洲的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西亚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南亚的印度河与恒河孕育了古印度文明，东亚的长江和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图1）。这些以大河流域孕育的、闪烁着人类璀璨智慧的早期文明、即大河文明，较之以商贸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海洋文明，呈现出亚非地区文明起源的显著特征——以农业文明为基础、拥有大型水资源管理工程与技术，以及伴随着权力与信仰高度结合的社会形态，促成了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图1/人类文明史上的大河文明（3500BC－1500BC）

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称谓。它是在1996年公布的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的基础上，经由4代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的艰辛探索和不断发现，以2007年之后逐步揭露的呈现三重空间布局、规模达6.31平方千米的古城遗址为核心，与2016年考古新发现的外围水利系统共同构成的遗产名称。遗产区的边界基本与文物保护单位的重点保护区边界吻合；缓冲区的边界与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边界叠合，同时包含了遗产区外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良渚遗址”的全部同期遗址点，作为“具有潜在价值”的要素予以整体保护。至此，分布于上百平方千米范围内的“良渚遗址”，已经从结构认知较模糊的“遗址群”概念转换为以古城为核心、建立起内在关联性的一项整体遗产。

本文主要介绍申遗文本的核心内容突出普遍价值（OUV）中颇具挑战性的两项内容：“价值要素提炼”和“价值标准论述”。其中：“遗产要素提炼”是申遗文本依据遗产价值标准（iii）和标准（iv）的初步研究成果，在对考古研究机构提供的全部良渚遗址考古资料进行系统解读后，分析出各项资料对不同价值标准的支撑角度，进而归纳提炼成“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和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共4大类遗产价值构成要素，用于支撑价值标准的分析、论证。价值标准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操作指南》的语境和体例展开，其中标准（iii）的研究内容主要引入了“复杂社会”和“城市形态”的概念与相关理论，以此弥补柴尔德文明四要素“城市、大型建筑、金属和文字”在良渚古城遗址价值判断上的局限性，进而汇集国内外考古研究者发表的有关良渚古城遗址最新研究成果，依据申遗文本强调物质证据的要求梳理而成；标准（iv）的研究主要以考古资料为基础，从城市文明的角度切入，运用城市规划专业的技术与理论、特别是空间分析技术，结合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研究形成。

申遗文本的价值研究以考古及多学科研究形成的良渚文化总体认知为基础，引入国际语境，意识到良渚古城遗址不仅符合亚洲地区大河文明的缘起特征，且在东亚地区的史前稻作文明方面具有独特的代表性。由是，文本在“突出普遍价值”（OUV）中提出明确主张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一是属于区域性早期国家，二是出现早期城市文明。这一定位不仅弥补了中国长江在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大河文明”中的明显缺位，亦可为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明史提供确凿物证，揭示了中华文明在亚洲地区的文明发展史上当可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比肩。

1. 良渚古城遗址简述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中国的文明起源与发展因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的阻隔，得以在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环境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产生了与亚欧大陆其他地区文明起源与发展不同的特色，并成为唯一不曾间断的古老文明。

在这一广袤的地理环境中，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河流——中国的长江与黄河在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蕴育方面，具有与埃及的尼罗河、西亚的两河、南亚的古印度河同样的巨大作用与辉煌贡献，产生了所谓的“大河文明”（图2）。虽然它们在源起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时序参差，但随着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推进，已发现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些大河文明都表现出一种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社会复杂程度方面，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早期国家形态或成熟国家形态，并且伴生了相应的城市文明。

图2/距今5000年左右兴起于大河文明的早期城市

良渚古城遗址是长江文明于距今约5300－4300年期间出现在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社会的代表性产物。这一复杂社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中被称为“良渚文化”，兴衰于距今约5300－4300年期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流域展现稻作农业最高成就的区域性复杂社会，其规模依据现已发现的600余处同期遗址分布范围界定，约为环太湖地区的3.65万平方千米。依据该范围内同期文化的遗址群之间存在的4个以上的聚落等级、拥有统一信仰、存在明显的社会等级、特别是出现了城市文明等现象分析，这一史前文化已具备了早期的国家形态。

良渚古城遗址是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周边分布有大量同期遗存（图3）。遗址年代约为距今5300－4300年，行政上隶属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遗址坐落于整个良渚文化分布区的西南隅——天目山脉东端的山前丘陵与河网平原的交接地带，所在地形为一处约1000平方千米的C形盆地，东向开敞、直抵东海；其余三向为天目山余脉的大遮山、大雄山及一系列丘陵所环绕；东北向距中国东部近海区域最大的湖泊“太湖”65千米，南距环太湖地区的南边界杭州湾38千米。良渚古城遗址与周边的相关山体、孤丘、河网湿地等地理环境共同构成了“山—丘—水—城”的整体格局（图4）。

图3/良渚文化分布范围示意图

图4/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同期遗存分布示意图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区，依据遗址功能与空间分布情况划分为4片相对独立的地块：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和城址区。遗产区边界结合可清晰辨认的现有水系、道路或峰峦等地形划定，总占地规模1433.66公顷，完整包含了它作为长江流域早期国家及其城市文明的高成就的所有物质载体——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4大类人工要素（表1），以及与遗址功能直接关联的自然地形地貌。

表1/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内遗址片区与价值载体构成要素对应表

良渚古城遗址的缓冲区范围达9980.29公顷，不仅完整包含了与申报遗产价值相关的山体、孤丘、水系、湿地等历史环境要素，还包含了古城周边对遗产价值具有潜在支撑价值的同期考古遗存，以及遗址群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的空间格局（图5）。

图5/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区、缓冲区图

2.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构成要素

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其整体价值展现为长江流域史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一种早期国家的城市文明。依据这一核心价值，结合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成果和主要遗址点的14C测年分析，良渚古城遗址的整体价值可经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4类主要人工遗存要素承载（图6）。

图6/良渚古城遗址的价值构成要素空间分布图

2.1. 遗产价值构成要素：分等级墓地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范围内共包含5片不同特点的墓地，对于遗产的价值支撑形成了一个呈系列的物证：1.反山墓地：位于古城中心区莫角山西侧的天然岗地上，通过考古发掘共清理9座良渚早期贵族墓葬和2座良渚晚期贵族墓葬，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中等级最高的墓地，年代略晚于瑶山墓地；2.瑶山墓地：位于城址区外东北方向5千米远的独立山丘顶部，考古发掘共清理13座贵族大墓，与反山墓地一样属高等级墓地，是良渚遗址年代最早的遗存；3.姜家山墓地：位于良渚内城中心区莫角山西侧的岗地上，处于反山墓地的正南向，墓地同时包含有贵族大墓和一般的平民墓，考古推测应是贵族的家族墓地；4.文家山墓地：位于外城西侧地带的一处小土丘边坡上，考古清理了18座墓葬，其中文家山M1等级最高，同时也有平民墓葬，考古推测是一处较低等级的贵族家族墓地；5.卞家山墓地：位于外城南侧地带的聚落区人工台地上，考古共发掘66座墓葬，全是等级较低的平民墓葬，属公共墓地性质。

考古研究者依据这5片墓地的选址位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器型、数量与等级差异，至少辨析出4个等级差异：高等级、较高等级、中等级和低等级（图7），揭示了良渚时期的社会阶层已经存在顶层、上层、中层和下层等4种阶层，属于复杂社会的重要判断因素（表2）。

图7/区分等级的良渚墓地：丧葬制度与随葬品

表2/良渚古城遗址分等级墓地信息分析简表

2.2. 遗产价值构成要素：城外水利系统

城外水利系统是中国考古界的最新发现，在连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之后，于2016年正式发布成果（图8）。经文本的GIS地形汇水分析与水利专家的专题研究之后，最后明确论定该系统与古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因其所含历史信息特别重要，故成为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表3）。

图8/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外水利系统鸟瞰图

表3/良渚古城遗址外围水利系统信息分析简表

该系统包含了3处功能不同的人工工程遗迹，连同对周边地形因地制宜的利用，构成了一整套水资源管理系统工程：1.谷口高坝：由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垄等6处人工坝体遗址连结谷口峰峦与丘陵而成，主要用于城市防洪，是该系统中修建年代最早的遗址；2.平原低坝：由狮子山、鲤鱼山、官山、梧桐弄4处人工坝体遗址连结孤丘与岗地而成，推测用于城市蓄水，年代晚于高坝；3.山前长堤：由东段、中段和西段组成。其中中段为南、北双坝遗址及蓄水场地组成，因其构造独特，有关使用功能的性质还在继续探讨中。

经水利专家研究，该遗址属于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水利工程，对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价值“早期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支撑作用。

2.3. 遗产价值构成要素：城址

良渚古城遗址的核心载体便是城址部分。经由考古工作者10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座占地6.31平方千米（约合631公顷）、具有清晰三重向心布局的史前城邑遗址已经充分展露出来，主要遗存包括：1.宫殿区：位于内城的几何中心、占地39公顷，由大莫角山、皇坟山、池中寺等3处大型高台遗址构成，其中大莫角山台地上的沙土广场、3座小型人工台基与35座房屋基址（及其出土炭化稻谷遗存）等，使用者当为良渚国家的统治者。2.内城：位于大雄山与大遮山间距中点，由宽度20~120米不等的城垣围合、呈不规则圆形，占地面积241公顷（不含宫殿区）；因出土大量手工业残料，推测使用者显然包含了各类手工艺人。3.外城：沿内城外围较为均匀的范围分布着大量人工台地，占地面积3.51平方千米（约合351公顷）；建造年代明显晚于内城，或为内城居民人口增长后扩展而成；因遗存大量生活垃圾，推测使用者主要为普通居民（表4、图9）。

表4/良渚古城遗址城址信息分析简表

图9/良渚古城遗址的城址区鸟瞰图

2.4. 遗产价值构成要素：以玉器为主的出土器物

良渚古城遗址的遗物主要出土于墓葬和城址的人工台地及古河道，数量大，品类也非常丰富，较大宗者为以下几类：1.玉器，主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中，反山墓地、姜家山墓地、文家山墓地和卞家山墓地等几片墓地共出土玉器4041件。其数量巨大、制作精美，见证了良渚时期的工艺水平、墓葬等级、社会分级情况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是见证良渚古城文明程度特别重要的物证（图10）。2.陶器、漆器、石器、竹木器、骨角器等：主要见于分等级墓地和居址台地、手工业作坊、河道、灰沟等文化堆积层中，是良渚时期工艺技术、社会文化和生业方式的重要见证（表5）。这些出土器物、特别是玉器，承载了良渚时期的社会、经济、技术、艺术和精神信仰等方方面面的历史信息，是见证良渚古城遗址社会复杂程度不可或缺的价值载体。

图10/良渚古城遗址出土部分玉器（合复原嵌玉漆器）

表5/良渚古城遗址以玉器为主的出土器物信息分析简表

以上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构成要素分布于约100平方千米范围内的4处（世界遗产）申报区：瑶山遗址区、谷口高坝区、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与城址区。其对应关系如图11。可依据考古研究的良渚古城遗址3个相对发展阶段进行分片区的依次展开：

图11/良渚古城遗址的遗产价值构成要素与申报区分布关系示意

瑶山遗址区：迄今为止尚无14C测年数据，考古研究根据遗存特征推测其时间约为距今5100年左右，属于提名遗产的早期遗存。该遗产片区相对年代最早，位于城址外东北方向约5千米的一处山丘顶部。这一片区包含了良渚先民在开始筑城之前遗留的一处祭坛和叠压其上的一片贵族墓葬，出土了678件/套良渚玉器，其中包括作为权力与信仰的象征性载体玉琮、玉钺；揭示了在兴建古城之前的良渚社会已经明显出现了社会的阶层分化和统一信仰，出现了典型的良渚玉器及其器形、纹样与技术特征。

谷口高坝区：14C测年数据约为距今5000－4900年，属于提名遗产的早中期遗存。该遗产片区是略早于城址开始建造的一处城外水资源管理工程遗址；位于城址外西北方向约8~11千米处。这一片区由6处建造于山谷之间的人工坝体与自然山体组成、形成一道长约2.3千米的拦洪系统。揭示了在兴建城址之前，良渚社会就开始兴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能力和统治权力。

平原低坝—山前长堤区：14C测年数据约为距今4950－4850年，属于提名遗产的中期遗存。该遗产片区大约与城址同时开始兴建，属于城外水资源管理工程遗址，它与先期开建的谷口高坝共同构成良渚古城具有系统规划的外围水利系统；位于城址外西南方向约6~8千米至城址以北约2千米处。这一片区包含了2个相连的功能单元：一是平原低坝，由4处建造于低丘之间的人工坝体与自然低丘组成、形成一道长约2.4千米的蓄水系统；一是山前长堤，由长约5千米、具有复合坝体的人工遗址组成，其功能除了可明显阻挡古城北面的山洪冲击之外，其余功能尚在探讨之中。这一片区揭示了古城的兴建与外围水利系统的建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超大型水利工程与超大型城市建设同时兴起和推进，必将对良渚社会的组织能力和统治权力产生重要的影响。

城址区：位于大遮山与大雄山两山之间的河网密集地带，起始年代尚缺乏14C测年数据，考古研究推测约为距今5100－4300年，其中最早的反山遗址略晚于瑶山遗址，属于提名遗产的早中期—晚期遗存。该遗产片区是提名遗产的核心所在，也是展现遗产之城市文明价值特征的主要载体。这一片区由城址与墓葬两大类遗址组成，其中城址由宫殿区、内城、外城呈向心式三重布局组成：内城由墙体围合，设8座水城门、1座陆城门；外城为半围合状的散布条状台地遗址；城址内外还分布有零散的人工台地和片状的地下文化堆积层。与此同时，城址周边分布着大量同期遗存，后者与城址形成城、郊分野的空间形态。墓葬区有反山、姜家山、文家山、卞家山等4片不同等级的墓地，均出土作为权力与信仰的象征性载体玉琮、玉钺，与众多精美玉器共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含义。同时，城址内存有诸多经由人工梳理的古河道，与城外的自然河网水系贯通，构成水城特色。与此同时，城址区还出土了大量玉器及其加工碎料、漆（木）器、陶器、石器、骨角器等材质遗物。这一片区展现了长江流域史前稻作文明的最高成就，及其作为早期国家的各种社会现象和作为都城所在的规划与营建特征。

以上4处片区虽然拥有相对独立的申报区范围，具有可清晰辨识的边界，但对于遗产的整体价值而言，均具有可分辨的、科学的支撑作用，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社会与文化的关联性，并构成连续的时间链接，加之分布范围仅限于100平方千米左右，可经由一个遗产缓冲区提供完整的保护管理保障，是一处内在整体性很强的系列遗产。

历史环境：除以上4项人工遗存的要素之外，良渚古城遗址的周边自然地理与生态环境也展现出稻作农业赖以发展的湿地环境特征，包括已经考古探明的5000年前的河网水系；周边的丘陵山地也已被考古工作证实是古城建设时期的石料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