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周人白狄论”说起

　　1979年，四川大学徐中舒教授在《四川大学学报》发表《西周史论述（上）》一文，指出周人出自白狄。1994年，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克林教授在《考古与文物》发表《姬周戎狄说》，得出周人是戎狄的结论。此后，河北师范大学沈长云教授先后发表《周人北来说》（1998）、《周族起源诸说辨正：兼论周族起源于白狄》（2009）、《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2018）等多篇文章，也力证周人自出白狄之说。

徐中舒教授像（取自《徐中舒先秦史讲义》）

　　从《山海经》、《左传》、《世本》等先秦文献来看，周人出自白狄之说可谓斑斑可考。为了方便下文论述，我们先引述一段沈长云教授在《周人北来说》中的文字：

　　史载白狄与周人皆为姬姓。对此，徐先生举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录的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为证，说“狐氏就是晋文公的母家，他们就是姬姓的白狄，与晋同姓为婚”，“可见周人与白狄并不是种族的不同”。其实，文献如《潜夫论·氏姓篇》等已明确记载白狄属于姬姓。狐氏属白狄的一支。它的另一支鲜虞，文献也记载它属于姬姓（《世本·氏姓篇》）。古代“同姓则同心，同心则同德”，白狄与周人同姓，说明他们应为同种族，或周人本即出自狄族。

　　周人白狄论虽然有可靠的文献依据，但这一观点在当今学术界引起的反响仍然非常有限。究其原因，这与涉及周族起源的几个重要概念没有被处理好有关。介绍周人，我们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

　　周人出自白狄，与其通婚者为戎族，其自称则为“有夏”。

　　这句话一下涉及周、戎、狄、夏四个概念。在许多学者的认识里，周或者夏与戎、狄仍然是判然有别的。这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夏”只是一个文化概念，是戎、狄人因其有发达的宗教文化而产生的荣耀性自称；而所谓的周，则只是从白狄中分化出来的一支而已。关于“夏”的概念，笔者已在《新疆古族与黄帝传说：论大夏、吐火罗与雅利安》一文中进行了处理；至于“戎”的概念，笔者亦在《人类文明危机事件中的三星堆文化与原始西戎集团的形成》一文中作了处理。现在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一谈“狄”这个概念。

二、“翟”的音与义

　　在汉语文献中，狄往往写作“翟”（实际上，狄与翟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我们另文来谈狄字）。《山海经·西次二次》提到女床之山有鸟“其状如翟而五采文”，郭璞注翟为雕属。雕为端母幽部字，翟为定母药部字，端定旁纽，均为舌头音，幽药为旁对转，知翟、雕古音本通。

鹰，被草原民族视为太阳和王权的象征

　　段连勤教授认为，翟可能是草原牧民所喜养的一种黄鹰，翟族就是我国远古时期以翟鸟为图腾的民族。笔者认为，翟倒不一定是特指黄鹰，但把翟看成是鹰雕类的猛禽不会相差太远。在今蒙古语中，与“翟”音近的“tas”字既可用来指秃鹫、皂雕、乌雕，也可用来指古代的一支森林部族。从这里，我们似乎能隐隐约约看到古代翟族的背影。同时，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的突厥语里也有一些与鹰雕意义相关的多音节字，其首音节往往与“雕”音相近。如toqrïl（雕）、təŋəlgüq（鹰)等。

　　北狄属黄帝族。随着黄帝族进入三星堆，在戎狄联姻的背景下，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衍生部族。笔者曾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下一）》一文中指出，今天彝族源头之一的昆明人即与三星堆时期的戎狄联盟有关。巧合的是，今“翟”作为鹰雕之属的发音，亦存在于彝语中。如彝语南涧方言的“a55dʑy55”，彝语大方方言的“ta13”，意思都是鹰。《叙州府志》卷16《金石》录平蛮颂碑铭云：

彝族视鹰为祖先，自称“鹰的儿女”。图为彝族漆木鹰爪杯

　　叙南四百里许，有夷曰都掌，从鸟名也。在昔夷种实繁，叛服不常。国朝分山都六乡，水都四乡，属隶戎县。

叙府，即今宜宾地区。此言“都掌”为鸟名，音正与彝语南涧方言的“a55dʑy55”相近。

三、考古材料所见的鹰隼文化

（一）石峁文化中的鹰隼

　　石峁遗址位于黄土高原北部的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秃尾河经其西南侧向东流入黄河。遗址有三重石构城垣，形成皇城台、内城、外城三个部分，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已知的新石器晚期规模最大的古城。2018年，在石峁遗址公布的考古成果中，从皇城台出土的数件陶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修复后，其中一件“陶鹰残高50至60厘米，身体部位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展翅伸颈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说：

　　如此大体量的新石器时代动物造型陶塑在国内实属罕见，从造型与结构来讲，陶鹰肯定不是实用器，可能与王权或曾在皇城台进行的宗教祭祀公共活动有关。

石峁遗址发现的陶鹰

　　孙周勇院长的判断是可信的。2017年，尚永琪教授在《历史研究》发表《欧亚文明中的鹰隼文化与古代王权象征》一文，指出：

　　鹰是欧亚大陆上古代皇帝和王族所青睐的神秘力量的象征。最早的鹰隼驯养术出现在中亚与小亚细亚一带是毫无疑问的。欧亚草原民族直接将鹰与帝王的形象联系起来，以之作为王权之象征，因而国王驯养鹰的神圣性不容置疑。在以深厚的农业为根基立国的古代中华帝国儒家文明中，并没有这种“天禽”的传统。

　　对于石峁文化的族属，沈长云教授先后发表《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的居邑》（2013）、《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2018）两篇文章，主张石峁遗址是北狄之祖黄帝部族的居邑。2018年底，中国人民大学韩建业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石峁人”或属北狄先民》的文章，列出四条证据，说明石峁人可能是北狄族。他说：

　　石峁所出的人面形象，着意强调突出的颧骨，说明狄人和华夏人具有类似的形貌特征。狄人曾经达到过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高度，为多元一体的早期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峁遗址出土的眼形石雕

　　把石峁居民比定为北狄民族，笔者认为是可信的。除了沈、韩二位学者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二条材料。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研究员曾征集石峁玉器。在他征集的资料中，有一件玉髓质的人头像为学界所瞩目。此玉人像“头顶盘束高髻，圆团脸，鹰钩大鼻，半张口，腮部鼓出”。杨伯达把这件玉人像所代表的文化考定为《山海经》中的“一目国”，并称之为“鬼玉”。《山海经·海内北经》云：

石峁玉人头像

　　鬼国在贰负之尸北，其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贰负神在其东，为物人面蛇身。

又《大荒北经》云：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鬼上古音为见母微部，威为影母微部，二字邻纽叠韵，上古音相近。鬼国在贰负之北，若石峁为隗姓的狄人之国，那我们能从石峁的南方文化中找到贰负的踪迹吗？

　　笔者曾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一文中提到，宝鸡茹家庄曾出土有带“兒”字铭文的青铜器，“兒”的称号很可能是虞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称呼。从上古音来看，“贰负”当可读作“兒伯”。贰、兒古为日纽双声，脂支通转；负、伯为并帮旁纽，之铎旁对转，是贰负、兒伯二词古音可通。也就是说，把《山海经》的“贰负”读作“兒伯”，以比定宝鸡鱼国文化的源头——城洋铜器群文化，则石峁文化的独目玉人像正当视为鬼国之物。

石峁遗址出土的口弦琴

　　（2）石峁遗址皇城台曾出土有一批骨制口弦琴。这批口弦琴的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年，是目前我国所见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弦乐器。口弦琴在《诗经》等先秦文献中称为“簧”，此前最早见于公元前后的匈奴墓葬中，现流行于我国蒙古族、回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满族、羌族以及云南部分少数民族之中。从口弦琴的流行区域来看，主要为历史上北狄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似乎也暗示了石峁文化与狄人关系更为密切。

　　关于石峁文化与整个北方草原文化以及与其南方的齐家文化、二里头文化、陶寺文化、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后我们仍将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暂且不论。

（二）三星堆文化中的鹰隼

　　从戎狄联盟的角度来看，三星堆文化必然会对狄人的鹰隼文化有所反映。三星堆二号坑曾出土一件青铜鹰头（K2②：141），这件青铜器在笔者述及神鸟崇拜时已经进行介绍。这里我们再援引一下相关的研究资料：

　　铜鹰头，K2②：141，形体较大，大眼，勾喙，口缝及眼珠周围绘朱色。横径19.6厘米，纵径38.8厘米，通高40厘米。

三星堆青铜鹰头（K2②：141）

　　在三星堆文化里，对这只“鹰”的叫法，戎族（邛人）称为“khyung”，而翟族则称为“ta13”一类的音。这种语言的不同在对三星堆大城的叫法上也有反映，如戎族称之为khyung tshang，即汉语文献的“空桑”，意为神鸟之居或鸟族居邑；而与翟人有渊源的彝族则称为lo33 zi21，即汉语文献的”雒邑“，《竹书纪年》则记作“老丘”，其意为”石头城“。在汉语上古音里，雒为来母铎部字，老为来母幽部字，二字属双声旁对转；邑为疑母之部，丘读溪母之部，邑、丘旁纽叠韵。总之，雒邑即老丘，在古音上完全讲得通。而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广汉久有”雒城“之名，其缘故必当在此。更值得注意的是，lo33在彝语里是“城”的意思，但在当时西南地区的广大土著居民——百濮的语言里却表示”神鸟“，这种巧合恐怕也不是偶然的。

（三）陕西宝鸡鱼国文化的鸟尊与帕米尔高原的鹰崇拜

　　陕西宝鸡茹家庄一号墓出土的鱼国青铜器中有鸟尊（M1乙：24、27）和三足鸟（M1乙：25、26）各二件，观其形制，喙皆如勾，是为鹰雕之类。

宝鸡茹家庄大鸟尊（M1乙：24）

笔者曾在《从历史语言学破解夏代王族的自称之谜：太阳家族与开明传说（中）》一文中指出，宝鸡鱼国为玁狁集团的核心部族，是传世文献中的月氏先祖。李巡注《尔雅》言月氏为狄族五部之一，其说可从。从西周宣王伐玁狁到秦霸西戎，再到匈奴崛起，月氏曾经历数次西迁（另文说）。西迁的月氏王族，被汉语文献称为“大月氏”，西方古典文献则称之为“马萨格泰（Massagetae）”。大名鼎鼎的居鲁士大帝（Cyrus II）就葬身于马萨格泰女王托米丽司（Tomyris）之手。

塔吉克鹰舞，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今生活于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为月氏后裔，其民间广泛流传着托米丽司（Tomyris）的故事。塔吉克族被称为“鹰的民族”，其鹰舞在2006年入选了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3年和2014年，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新疆塔什库尔干的吉尔赞（Jerzan）墓地进行了发掘，并在其中的M4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个鹰头骨。吉尔赞墓地为春秋时期的墓葬，表明当时的帕米尔高原已经流行鹰崇拜。

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M4墓地出土的鹰头骨

　　吉尔赞墓地既出土了源起于两河流域或北非的蜻蜓眼琉璃珠，也出土了中国内地特有的竹梳和丝绸，这些出土遗物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已经存在跨亚欧的长距离贸易。同时，吉尔赞墓地出土的人骨以欧罗巴人种的地中海东支类型为主，但个别个体的体质也显示出与蒙古人种有混血的特征。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氐羌民族有尚火之俗，而研究者则将吉尔赞的尚火习俗与拜火教联系了起来。显然，面对吉尔赞这一类的考古文化，我们惟有在对东西文化互动有整体把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认识得更加深入。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以后仍将深入讨论，此姑置不论。

四、周人的赤乌文化

　　汉语文献屡言，周人崛起时有神鸟之瑞。如《墨子·非攻下》说：

　　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

　　赤乌一名，亦见《吕氏春秋·应同篇》和《史记·封禅书》，而《国语·周语上》则作“鸑鷟”，《史记·周本纪》称“乌”，《索隐》引今文《泰誓》称“雕”。显然，赤乌的原型就是雕。由于不解周人语言，后来的汉语文献记录者把赤乌解释为朱雀，使得周人信仰中的雕逐渐演化为了一种神话意象中的鸟。实际上，周人所说的赤乌就是雕，除了今文《尚书》这条证据外，我们还可以提供两条。

赤乌，后被演化为朱雀。

（１）与周人同宗的帕米尔高原民族——赤乌氏

　　《穆天子传》卷二记载，周穆王行至舂山，有赤乌氏献酒。其时，周穆王说道：

　　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其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

　　舂山，即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地区。赤乌，用今生活于帕米尔高原地区的塔吉克族语言来读，意思就是鹰。塔吉克语瓦罕方言有鹰名作“tʃarʁ”，音与赤乌较近。另瓦罕方言读大鹰作“qɯʃ”，似“tʃarʁ”急读，也与赤乌的别称“鹑”（见下文）相似。

（2）赤乌与鹑鸟

　　周文化中的赤乌，后亦被称为鹑鸟，见王晖教授《论周文化中朱鸟赤凤崇拜的原型、蕴义及演化》。从发音来看，用来指赤乌的鹑字很可能是赤乌的急读。鹑上古音为禅母之部字，赤乌急读则音如昌母鱼部字，禅昌旁纽，之鱼旁转，古音相近。王晖教授认为，古代的鹑鸟即今之鹌鹑 ，此说值得商榷。

　　今按：古之所谓鹑，乃今称之雕；今之所谓鹌鹑，古称乃为鴽或䳺鹑。《诗经·小雅·四月》云：“匪鹑匪鸢，翰飞戾天。”毛传：“鹑，雕也。”《说文》无鹑字而有鷻字，鹑即鷻之省形。四篇上《鸟部》云：“鷻，雕也。从鸟敦声。《诗》曰：匪鷻非鸢。”段玉裁注：

　　《隹部》曰：“雕，鷻也。”今《小雅·四月》“匪鹑”，鹑字或作鷻。毛曰：“鷻，雕也。”《隹部》隼下曰：一曰鹑字。鹑者鷻之省。鷻、鹑字与《隹部》□（字从享从隹）字别。经典鹑首、鹑火、鹑尾，字当为鷻。《魏风》“县鹑”、《内则》“鹑羹”，字当为□（字从享从隹）。当随文释之。

段说鹑火之禽即雕，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魏风》和《内则》之“鹑”也是雕。可参阅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 双剑誃诗经新证 双剑誃易经新证》和邬玉堂《〈诗经〉与十二次之“鹑”考释》的研究。

【版权提示】：本文作者已签约维权骑士，未经作者古史微及维权骑士授权，不得转载。

参考文献：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

2、邵晶：《试论石峁城址的年代及修建过程》，《考古与文物》2016年第4期。

3、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完结篇），《故宫文物》1994年第10期。

4、杨伯达：《“一目国”玉人面考》，《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5、孙周勇等：《石峁皇城台呈现宫城形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28日。

6、卢连成，胡智生：《宝鸡鱼国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7、西仁·库尔班等编：《中国塔吉克史料汇编》，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巫新华等：《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