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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时空】荣新江 | 欧美所藏吐鲁番文献新知见

摘要: 点击上方“边疆时空”关注我们点击右上角“...”,分享精彩文章给朋友们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十余种。摘要:欧美吐鲁番出土文献主要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等。笔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了一些介绍;在《知见录》完稿后,笔者


荣新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隋唐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著有《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等十余种。

摘要:欧美吐鲁番出土文献主要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等。笔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了一些介绍;在《知见录》完稿后,笔者又有幸多次走访德、英、美、俄等国,对各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现状与评介》一文中做了补充;近十几年来,笔者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本文就新获收吐鲁番文献的馆藏情况加以介绍,并对其文献价值略作阐述。

关键词:吐鲁番文书 儒家经典 医学文书



与敦煌文献相比,吐鲁番文献的来源复杂,分别来自吐鲁番盆地多处遗址,有城址,也有石窟(千佛洞),还有墓葬,大多数比较零碎。吐鲁番文献的内容虽然也是以佛典居多,但其他宗教如摩尼教、景教的文献也不在少数,而且世俗文书也丰富多彩,年代从十六国时期的高昌郡时代甚至更早,经高昌国、唐西州,到高昌回鹘和元朝统治下的畏兀儿王国时期,都有留存。

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流散情况也比敦煌文献复杂。目前所知,数量较多的吐鲁番文献收藏在德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图书馆、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书道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而少量的收集品则分散在多家中外博物馆、图书馆,甚至私人手中。

到大约2006年为止,一些比较集中的文献已经做过系统的整理和刊布,比如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大谷文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蒲昌府文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黄文弼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以及新疆博物馆、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吐鲁番博物馆所藏解放后出土吐鲁番文献等,都整理出版过图文对照的合集,或随考古报告而刊布。

就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情况而言,笔者曾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中做了一些介绍。在《知见录》完稿后,笔者又有幸多次走访德、英、美、俄等国,对各地吐鲁番文献的收藏和研究状况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在《欧美所藏吐鲁番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现状与评介》一文中做了补充。最近十多年来,又陆续发表了一些相关成果,以下就新获吐鲁番文献的馆藏情况加以介绍,并对其文献价值略作阐述。

一、德国国家图书馆和亚洲艺术博物馆

德国的国家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和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der Staatlichen Museenzu Berlin)是世界上收藏吐鲁番出土文献最多的机构之一,其来源是20世纪初由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率领的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的收集品。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数量巨大,内容丰富,自从被带回柏林之日起,就有各科专家分别加以整理,迄今未曾中断。我们这里只涉及汉语文献。

2005年,百济康义所编《柏林藏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佛教文献》第3卷得以刊行。这是“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的延续,主要著录《汉文佛典残片目录》第1-2卷中未比定的德藏吐鲁番文献Ch和Ch/U编号的佛典,虽然还没有把这两个编号的佛典残片全部比定,但已经相当可观了。笔者在2007年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欧美收藏卷)》,汇集了前人研究成果和自己在柏林检阅原件的收获。另外,从事德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的非佛典文献编目工作的西胁常记,2014年又出版了所编《柏林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印本目录》。目前,所有德藏吐鲁番汉文文献的图版都已经在IDP网站(http://idp.bl.uk/)上公布,因此相关的研究论著也不断涌现。

这些非佛教文献的内容丰富而庞杂,包括摩尼教赞美诗和发愿文、道教经文、儒家典籍、音韵书、医方书、占卜书、籍帐,等等,史书中还有《史记》和《汉书》的残片。它们为研究西域的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提供了宝贵材料,各类文献大多已得到研究利用。印本大多数是大藏经的刻本残片,少量属于世俗文献。

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主要来自寺院的图书馆,因此典籍类较多,这些典籍写本有的就是寺院的正式藏书,有的则因背面抄写佛经而留存,其中经部有《毛诗·小雅·采薇~出车》《诗经·小雅·鱼藻之什》《毛诗正义》《尚书·虞书·大禹谟》《礼记·坊记》《御注孝经·五刑章》(唐玄宗)、《春秋经传集解》《尔雅·释天至释地》(郭璞注)、《尔雅音义》《玉篇》《切韵》《一切经音义》《龙龛手鉴》;史部有《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汉书》卷四〇《张良传》《春秋后语》卷一《秦语上》(卢藏用注)、《大唐西域记》《历代法宝记》,刻本《新唐书》;子部有《耆婆五藏论》《诸医方髓》《本草经集注》《张文仲疗风方》《刘涓子鬼方》,还有各类占卜文书,如《占地动·日月蚀法》《京氏易占》(拟)、《解梦书》,还有不知名类书;集部有古诗集、《幽通赋注》单行本、《文选》李善注、诗歌习字;还有一些道经,如《庄子齐物论疏》(成玄英)、《灵宝经目录》《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太上洞玄灵宝升玄内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等,甚至有摩尼教文献,如《惠明布道书》《下部赞》、发愿文。因为佛典往往用公文书的背面抄写,因此也有不少文书得以留存下来,如户籍、田亩簿、兵役名籍、契约、各种牒状,等等,内容涵盖面广。

原本属于德藏吐鲁番文书的日本大阪四天王寺出口常顺藏卷,在1978年藤枝晃整理出版图录后,藤枝晃继续主持读书班,整理释读,于2005年出版《吐鲁番出土佛典之研究:高昌残影释绿》。这批文书中包括高昌《吉凶书仪》《祭法书》《廿八宿日占日月蚀、地动法》《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道德经河上公注》等,以及户籍、牒状之类的公私文书,与德藏文书有的可以直接缀合。


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俄罗斯吐鲁番收集品数量也不在少数,波波娃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西域收藏品中的汉文文献研究》有简要介绍,她对其中一件吐鲁番文书的考释,也见于另一篇文章《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SI0/32(4112)号与Дх.18923号文书考释》。

2008年,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和东方文献研究所为纪念亚洲博物馆创建190周年共同举办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Caves of Thousand Buddhas. Russian Expeditions on the Silk Road)大型展览,同时出版了《千佛洞:俄国在丝绸之路上的探险展览图录》,其中包括一些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精品,彩版印刷,十分精美。这个展览的部分展品在2009年移到日本京都,在京都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丝绸之路古文字巡礼——俄国探险队收集文物”展,也包含同样的一批吐鲁番文书。

《俄藏敦煌文献》收录一些零散的文献,而第17册中收录的Дх.17015-17435号,就是克罗特科夫收集的部分吐鲁番汉文文献,其中主要是刻本佛典,具有版本学、文献传播史的价值。其实,克罗特科夫收集品的重头,是在SI. Kr. 编号下的回鹘文文书中,其中包括大量的汉文写本,这部分的缩微胶卷由日本东洋文库拍摄人藏,近年来我有机会走访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看到部分非佛教文书,又在日本东洋文库,翻检了所有文书的缩微胶卷。此外,各国学者在研究回鹘语文书时也发表了一些汉文写本,可资参考。

俄藏吐鲁番文献中有不少重要的文本,如与德藏写本可以缀合的《礼记·坊记》《一切经音义》《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文选》李善注本,表明两地收集品存在密切关联;另外,还有《史记》、高昌国编年史、唐律令抄本、《黄石公三略》《针灸甲乙经》《淮南子》、前秦拟古诗等其他地方未见收藏的文献。文书部分则有《前秦建元十三年(377)买婢契》《建元十四年(378)买田契》《高昌石垂渠诸地现种青苗历》,都是珍贵的公私文书,而《武周大足元年(701)西州高昌县顺义乡籍》残卷,与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书道博物馆藏卷、芬兰马达汉收集品属于同一户籍文本,是一件难得的多国藏品拼合成一件文书的佳例。


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葛斯德东方图书馆(Gest Oriental Library,Princeton University)收藏有少量出自吐鲁番的文书,陈怀宇把这组吐鲁番文书做了系统的整理,撰成《普林斯顿葛斯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汉文写本》长文,2010年发表在葛斯德图书馆的馆刊上,公布了全部彩色照片,并做了录文和详细的解题。此外,他还另撰《普林斯顿所见罗氏藏敦煌吐鲁番文书》一文,介绍了一件没有入藏普大的吐鲁番文书。

1996年末,笔者有幸走访葛斯德图书馆,看到了所有的吐鲁番文书,也订购了一些照片。葛斯德的吐鲁番文书数量不多,但其中有一些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收藏,如一组考试策问答卷,是十分珍贵的唐朝教育史料;还有一些比较有研究价值的文书,如高昌郡时期的随葬衣物疏、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告身、唐天宝八载(749)一组官文书,都是很有价值的材料。


四、芬兰国家图书馆

有关马达汉(Carl Gustav Emil Mannerheim)收集的吐鲁番文书,也有若干进步。1999年,哈伦(H.Halén)发表《马达汉男爵对古代中亚写本的猎取》一文,对马达汉在吐鲁番的交河和高昌故城所获数以千计的汉文写本做了简要介绍,指出其中除了常见佛典外,还有早期的高昌郡写经、两件高昌王写经,以及佛经注疏和疑伪经。至于非佛教文书,数量很少,只提到一件带有朱印的官府文书。

2008-2009年,西胁常记两次前往赫尔辛基,对马达汉收集的吐鲁番文献做了调查,撰写了《关于马达汉收集品》一文,提示其中有价值的佛典、道经和世俗文书,并编制了简要的目录。学界由此得窥马达汉收集的吐鲁番文献的全貌。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付马于2010-2011年赴赫尔辛基大学进修期间,笔者也托他对马达汉收集品进行调查,获得不少重要的信息。近年,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改名为芬兰国家图书馆,马达汉收集品仍归芬乌协会管理。

这批吐鲁番文献虽然主要是佛典,但也有非常值得关注的非佛教文献,如道教的《老子道德经序诀》,可以与旅顺博物馆藏卷缀合;道经有《太上洞玄灵宝智慧本愿大戒上品经》。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武周大足元年户籍及其他户籍残片。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就一直努力收集、整理散落各地的吐鲁番出土文献。我关于欧洲所藏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第一篇报告《欧洲所藏西域出土文献闻见录》,就是刊发在《敦煌学辑刊》上的。今逢《辑刊》百期华诞,特就有关欧美所藏吐鲁番文书的新知见,略加条理,以表庆贺,兼分享同好。

【注】文章原载于《敦煌学辑刊》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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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吐鲁番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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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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