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东汉帝陵地望问题可以分解成陵区地望、陵冢地望、陵冢归属三个不同的层次，其研究说到底是在明晰东汉陵区布局架构前提下的陵墓归属研究。东汉帝陵地望问题是所有关于东汉帝陵问题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近年来我们通过大量不同层面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探索，步步推进，东汉帝陵地望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今后东汉陵墓制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洛阳；东汉；帝陵；地望；归属

东汉帝陵的考古工作，近期有较大的进展，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相关的考古资料也在不断地发表［1］。2018年3月《邙山陵墓群调查与勘测项目第一阶段考古报告》出版发行，报告公布了“洛阳邙山陵墓群调查与勘测”项目第一阶段“古墓冢的文物普查”的全部基础资料，公布了属于项目第二阶段“帝陵的重点勘探”的部分资料；同时也包括类型学研究和文献梳理。其中东汉帝陵方面占据了大量的篇幅。随着资料的不断积累和丰富，对于东汉帝陵的历史和考古问题进行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讨论成为可能。

东汉帝陵需要解决的考古学问题很多，包括帝陵地望、陵墓及封土形制、陵寝建筑、陵园布局结构、陵区的布局结构、考古学文化内涵、年代序列等，同时还需要结合文献记载研究东汉时期的陵墓制度、祭祀制度、陪葬制度、丧葬习俗乃至东汉时期的历史等。所有有关东汉帝陵的问题之中，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是帝陵地望问题。帝陵地望问题不解决，找不到帝陵的具体地理位置，其他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东汉帝陵的地望问题，在中国古代陵墓遗存中是比较特殊的，有以下原因：一是东汉北陵区（北兆域5陵） 地处邙山地区，这里共存着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后唐六代帝陵及其陪葬墓群，我们称之为“洛阳邙山陵墓群”。同时邙山地区还是全国最大的古墓集中地，其间存在着两周至明清其他时期、其他类型的墓葬，合在一起估计有数十万之多。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墓葬交错在 750 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难于分辨。再加上历史的久远、文献记载的缺失、人为和自然的破坏，使帝陵地望问题趋于复杂化。二是东汉南陵区 （南兆域6陵） 位于洛河以南，遗存相对单纯，但是破坏相对比较严重，依然存在文献和考古工作缺失等问题，帝陵认定起来也是个大的难题。

　　2003 年启动“洛阳邙山陵墓群调查与勘测”项目，2007年6月完成了第一阶段邙山古墓冢的文物普查。在第一阶段工作完成之际，2006年笔者发表《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一文［2］，回顾和总结了历史上曾经有过东汉帝陵地望探索的三种方式：文献之路、考证之路、考古之路；提出“目前只有借助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结合文献研究才能最终解决问题”。文章根据我们已有的工作思路，给出了用考古学理论方法解决问题的具体路径，认为东汉帝陵地望问题实际上可以分解成陵区地望、陵冢地望、陵冢归属三个不同的层次，而调查工作可以分四步进行。最后文章根据调查的情况介绍了邙山东汉陵区的简况，指出了三十里铺的大汉冢，平乐村的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和东山头村东南的玉冢等5 座独立大冢与东汉帝陵关系密切。

　　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探讨陵墓考古的方法论问题，作为例证对邙山东汉帝陵地望做了一个倾向性的推测：“我们倾向于大汉冢为光武帝原陵，玉冢为安帝恭陵，二汉冢为顺帝宪陵，三汉冢为冲帝怀陵，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这一意见更多地考虑和顾及了前人根据文献考证推演出来的成果。特别是二汉冢为顺帝宪陵、三汉冢为冲帝怀陵沿用旧说，只是调整光武原陵和安帝恭陵的位置。虽然我们力图抛开文献做考古，但是仍然受到文献先入为主的影响。当下看这个推测是仓促和不恰当的，随后我们根据调查的情况做了补救和修正。尽管如此，我们倾向地支持了三十里铺村南、邙山地区最大的东汉墓冢——大汉冢是光武帝原陵的推断，并为此提供了新的证据，包括文献记载的封土直径和实际调查的数据，以及大汉冢东侧晚期墓葬中出土的汉代残石碑。从以后的工作情况看这一推断应该是正确的。（图一）

　　第一阶段文物普查实施过程中，我们即提前开始了第二阶段帝陵的重点勘探工作。调查地点最早选定的是急需解决问题的三十里铺大汉冢和后沟玉冢，分别于 2005 年 12 月和 2006 年 3 月启动。通过调查，玉冢被排除东汉帝陵之外 （独立大冢减少1座），而大汉冢发现了大面积的陵园遗址。2007 年 4 月、7 月钻探查证中又分别发现了朱仓M722和M707两座帝陵级别的墓冢 （独立大冢增至 6 座）。东汉帝陵陵区的格局因此初步确定。我们于2007年发表了《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一文 ［3］，介绍了邙山古墓冢的文物普查和部分帝陵重点勘探的情况。我们认为整个邙山东汉陵区的内部结构可以划分不同的功能区：陵区西部墓冢稀疏，存在着孤立的大型墓冢，它们与东汉帝陵关系密切。独立大冢北侧、西侧的零星小冢是后妃的墓冢；陵区东部墓冢密集，墓葬封土规模小，应是陪葬墓群，属于集中陪葬。帝陵墓冢指向了大汉冢、二汉冢、三汉冢、刘家井大冢、朱仓 M722 等 5 座墓冢 （后增加了朱仓M707）。简报中我们没有对陵墓的归属做进一步推测。

　　第一阶段的文物普查工作完成之后，邙山东汉帝陵的陵区范围、布局、结构，陵区内墓冢的数量，帝陵墓冢的方位等基本清楚。2008 年至2012 年间，我们继续开展了帝陵的重点调查勘探，调查钻探了全部6座东汉帝陵墓冢。勘探了陵墓的封土和墓葬的形制，发现了环绕封土的陵园遗址，证实了它们的性质和内涵。我们按照惯例分别命名为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另外还勘探了帝陵墓冢西侧的7座附葬墓冢，以及帝陵周边的4处陪葬墓园遗址。2012年之后我们根据专家论证会的意见制定了新工作规划，对东汉帝陵所在的帝陵核心区大约4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调查钻探。2018 年此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每个陵园遗址的外围以及帝陵区在建陵之前和建陵之后的情况也得以充分了解，东汉帝陵的一些更深层的重大问题浮出水面。

　　2018年出版的《第一阶段考古报告》吸收了上述工作的成果 ［4］，比起2007年完成文物普查时更加完善并具备了扎实的田野基础。报告中对邙山东汉陵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布局、结构、特征和不同区间的墓冢做了详细描述；对帝陵墓冢及附葬墓冢的封土、墓葬形制做了充分介绍，对帝陵墓葬土圹的形制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划分了大致年代的趋势。文物普查中为解决调查发现的古墓冢的年代性质问题，我们钻探查证了各个时期的古墓冢103座，帝陵的重点调查又勘探了 21 座古墓冢。这些墓冢分布在不同区间，借助对这些墓冢的年代、性质、类型的判定，我们得以了解了整个邙山东汉陵区的布局结构。我们以历年来洛阳地区发掘的东汉封土墓冢资料为标尺，整合古墓冢资料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建立了大致年代序列，同时根据封土和墓葬形制规模划分了东汉陵区内墓冢的等级。《报告》 中明确提出，“从整体看，邙山东汉陵区由中部帝陵区，东部陪葬墓区以及西部、西北后妃墓区三部分组成”。通过一系列的工作，可以确信帝陵区内那些独立大冢是东汉时期最高级别的墓葬，使用了“甲字形方坑明券”的墓葬形制，它们只存在邙山东汉陵区的帝陵区之内，佐证了文献记载和东汉帝陵密切关联。陪葬墓区中也有“甲字形明券方坑墓”，但是墓葬和封土规模要小得多，显然不能和东汉帝陵对应。6座独立大冢中只有三汉冢没有使用“甲字形”的墓葬形制，因为它处于帝陵区，我们仍然认为它和帝陵有关，推测应属于“减制”帝陵。

　　陵区地望和陵冢地望两个层面，是运用考古学的方法通过田野工作步步推进得到的。剩下的就是陵墓的归属问题，这个层面已不单纯是考古工作的问题，涉及与文献的结合。根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工作任务，《第一阶段考古报告》仍没有对帝陵归属做进一步推定。调查报告无法解决类似的问题，且亦非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时机。尽管如此，我们的考古调查仍然提供了认知的可能性，比如封土的规模与文献的比对，地理位置的相对远近与文献的比对，考古学年代早晚和邙山5陵建造年代的比对。依据这些材料，我们的报告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些指向性。

　　2009年初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线路穿越邙山陵墓群，我们对工程沿线的遗址和墓葬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测和发掘。发掘了玉冢北魏帝陵陵园遗址 ［5］，后沟 M529 东汉墓园遗址，朱仓 M722、M707 东汉帝陵陵园遗址 ［6］，朱仓M708、M709 东汉墓园遗址 ［7］，大汉冢东汉贵族墓 （DM1、DM4）［8］、曹魏贵族墓 （DM44 曹休墓）。2014 年出版 《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 考古报告公布了连霍高速发掘朱仓遗址的全部资料，加深了对朱仓东汉陵园遗址的考古学文化内涵年代的认识 ［9］。2014-2017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对朱仓 M722 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大面积主动发掘。这些工作不仅增加了对东汉帝陵陵园遗址、陪葬墓园遗址内涵、年代的认识，同时又为东汉帝陵地望问题找到突破性的实证。

　　2011年我们发表《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10］，研讨了朱仓两座帝陵陵园遗址的文化内涵、建筑遗址的性质、陵墓归属等问题。朱仓 M722 与 M707 墓冢左右毗邻，相距只有 195 米，是东汉邙山 5 陵中相距最近的一处。文献记载冲帝怀陵葬在顺帝宪陵茔域之内，想必二者相距不远。朱仓 M722 墓冢原始封土的直径为 136 米，文献记载的邙山 5 陵中顺帝宪陵、灵帝文陵与此接近。文陵位置较远不在这个区间，因此只能是宪陵。朱仓 M707 原始封土直径为 86 米，与文献记载的怀陵接近。《古今注》记载的质帝以上9陵中，只有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的主要建筑是东西排列的，朱仓 M722 与M707两座陵园遗址发掘的布局均与此记载相合。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建于东汉中期，考古发掘证明朱仓M722与M707两处陵园始建年代在东汉中期，文献记载与发掘结论相吻合。“基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朱仓M722与M707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的可能性非常大”。文中作为朱仓M722与M707陵墓归属的一个重要例证，我们依据三汉冢有别于其他帝陵的特殊墓葬形制，首次提出三汉冢可能是某位少帝的陵寝，对三汉冢的陵墓归属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意见。（表一）

　　假设朱仓M722与M707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大汉冢是光武帝原陵，刘家井大冢是灵帝文陵的话 ［11］，邙山东汉 5 陵，只剩下了安帝恭陵，邙山东汉陵区内的6座独立大冢就剩下二汉冢和三汉冢。三汉冢的性质如上述，那么就剩下二汉冢，它就是安帝的恭陵。就目前的勘探情况看，二汉冢陵园遗址在所有邙山东汉陵墓中规模较为庞大、结构组成完整、遗址保存完好；周边现代地理环境封闭，没有现代建筑覆盖，是我们探索东汉帝陵的绝佳地点。当然这些不过是现阶段的认识，尽管离获得最终结论的路途还非常遥远，尚有进一步工作的空间，但是至此邙山东汉帝陵地望问题豁然开朗。（图二）

　　地望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历史文献的研究。但文献中存在的错误及其缺略不足以独立解决这些研究上的难题。各种层次的考古工作不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认知手段，而且极大地扩展了东汉帝陵的物质文化资源量。考古和文献相互参证的方式，使我们可以更深度地解读文献。在考古工作抛弃文献本位，利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原理从宏观到微观分类比较，层层推进。先期进行考古，后期整合文献，调查进程中不为文献所左右。

　　保留至今的关于东汉帝陵的文献非常有限，比较可靠的早期文献主要有 《后汉书》《东观汉记》《续汉书》《后汉纪》等。其中有关东汉帝陵空间结构的文献主要见诸刘昭补注 《续汉书·礼仪志》之中 ［12］。南朝刘昭引注了东汉伏侯的《古今注》，同时辅以西晋皇甫谧的 《帝王世纪》。《古今注》 记载质帝静陵以上东汉诸陵封土的规制丈尺、陵园的结构、兆域的占地顷亩。《帝王世纪》 记述东汉全部 12 个帝陵的方位和里程。《后汉书》 唐代李贤也有引注，与刘昭略有差异。《古今注》 和 《帝王世纪》 成书于东汉或者距离东汉不远，内容丰富真实可靠，是认识东汉帝陵形制结构的基础。但文献在形成、传抄、流传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错误。邙山东汉帝陵考古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一些文献和考古实际相互抵牾，以及对我们文献的错误解读。

　　根据刘昭引注《帝王世纪》所记东汉帝陵的方位和里程，除了汉献帝之外洛阳西北有 5 陵、洛阳东南有 6 陵。邙山 5 陵 《帝王世纪》 记载，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去雒阳十五里”；灵帝文陵“去雒阳二十里”。这只是简单的里程和方位，没有可靠的参照。在这个里程和方向范围内有数百座古代墓冢。我们不能据此简单地建立起与东汉帝陵可靠的对应关系。但是，文献明确告诉我们，原陵、恭陵、宪陵、怀陵在洛阳的西北方向一个相对集中区间，距离都城较近，而文陵则相对较远。同理，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洛南6陵可以分成三块，其中桓帝宣陵、质帝静陵在洛阳东南方向位置靠近都城（30里、32里）；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集中一起，处于中间的位置（37里、39里、41里）；殇帝康陵最远 （48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南北两个兆域的东汉帝陵地望极为重要。这种记载虽然并不精确，但却是框架性的。无论记载的里程从何地起算，以何种方式计量，它们对于每一个帝陵来说都是相同的量，最终最可靠的结果是帝陵位置的互参，这是我们关注的。（表一）李贤引注 《帝王世纪》《古今注》 与刘昭的引注有多处差别。李贤注东汉帝陵的道里，既有引注《帝王世纪》的里程，又按照唐代洛阳城起算的里程，不方便参考。如安帝恭陵“在今洛阳东北二十七里”，北兆域在汉魏洛阳城西北，李贤却说东北，而且明言是“今洛阳”，显系是指唐代的洛阳城 （今隋唐城遗址）。和帝慎陵、质帝静陵、桓帝宣陵均“在洛阳东南30里”，与刘昭引注完全不同。另外关于帝陵的形制规模也多有差别。如李贤注安帝恭陵“伏侯 《古今注》曰：‘陵山周二百六十丈，高十五丈’”，刘昭注“山周二百六十步”。260 丈折合今封土直径 201米，邙山无此规模的东汉大冢，明显存在着错误。刘昭引注的时代距离东汉最近，一些内容也经过了田野考古的验证，因此我们采纳刘说。

　　2. 光武原陵

　　光武帝原陵是在邙山东汉陵区内最为重要的。光武帝是东汉的开国皇帝，他的陵墓是第一个进入东汉陵区的祖陵，是我们理解东汉陵区结构和规划思想的关键所在。历史上原陵的地望争议最大，观点最多。早期主要利用 《帝王世纪》所记：“在临平亭之南，西望平阴，东南去雒阳十五里。”因为不能形成可靠的参照不足为凭。我们主要利用已经发现的陵冢、陵园遗址，和《古今注》 等文献记载的帝陵封土的规制尺丈、陵园结构的比对来确定其性质。《古今注》 记载原陵封土“山方三百二十三步”是记载中邙山东汉帝陵中最大的一座，这个特征具有唯一性。周长 323 步折合今天直径约 149.98 米，陵区 6 座独立大冢中大汉冢原始封土直径为156米，二者接近 （二汉冢原始封土直径是150米，附带了周边花土踩踏面，数据有问题。文献记载也不符合）。再加上大汉冢位于陵区的主要位置，地理海拔最高，因此其与原陵相当。

　　大汉冢东汉陵园遗址的发现与文献关于原陵陵园结构的记载相抵牾。《古今注》 记载原陵：“垣四出司马门。寝殿、钟虡皆在周垣内。”［12］言之凿凿，原陵四周建有垣墙，周垣内有“寝殿、钟虡”两个构成要素。原陵之外的其他东汉陵园均为“无周垣，为行马”，通常具备“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五个结构要素，二者完全不同。但实际上全部邙山6座独立大冢重点勘探的结果，均未发现有垣墙的、同时又具备二个形制要素的的陵园遗址类型。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的结构布局，除了建筑排列的顺序存在差异之外，其余部分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图三） 朱仓 M722 陵园周边有一圈夯土基槽，经过多个地点的解剖均未发现墙体。同时朱仓 M722和宪陵关系密切，理由充分，断无是原陵的可能性。我们怀疑这条文献有误或者有脱漏，因此利用此条文献推翻大汉冢就是原陵的观点不能成立。

　　关于原陵还有一个地点引人注目，即位于黄河岸边的铁谢村的刘秀坟，是 20 世纪 80 年代争论的焦点。当地有北宋开宝年间的 《大宋新修后汉光武皇帝祠碑》。陈长安先生曾认为是北魏的河泽坛。2015年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勘探，有充分的田野实证证明它的内涵，适当时机将发表相关的考古钻探资料。

　　二汉冢和三汉冢距离比较近，20 世纪 80 年代陈长安先生依据文献关于冲帝葬于宪陵茔域的记载，认为它们是顺帝宪陵和冲帝怀陵。再加上大汉冢被认为是安帝恭陵，祖孙三代大致南北一线聚葬在一起［13］。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发现之后，朱仓M722、M707陵园遗址被认为是宪陵和怀陵，二汉冢被认为是安帝恭陵。三者相互毗邻并非一条直线分布，而是和其他陵墓错落共存，聚家族葬的迹象就不是很明显了。邙山东汉陵区的6座大冢都和东汉帝陵密切相关，5座甲字形大墓就是 《古今注》 等文献记载的北兆域5陵，1座是等级较低的三汉冢，文献没有著录。三汉冢没有使用甲字形方坑明券，而是采用明券双横室结构，说明它和正式的东汉帝陵是有区别的。它处于帝陵区之内，据调查这个区域内除了帝后的墓葬之外不存在东汉时期其他类型的墓葬。其封土具有相当的规模，直径 84米，墓道宽 7 米，有独立的陵园以及陵寝建筑，和嫔妃的附葬墓完全不同，因此不可能是嫔妃的附葬墓，应是一种特殊的帝王陵墓，我们称其为减制帝陵。

　　作为冲帝怀陵的朱仓 M707 本身就是一种减制帝陵，东汉帝陵封土的直径通常是 130 米，而它的原始封土直径只有 86 米。墓葬依然使用了甲字形方坑明券，只是墓室的规制小一些，陵园建筑“因寝殿为庙”减少了两种或者三种结构要素。这种做法是当时解决未成年皇帝的一种特殊方式。文献记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贪孩童以久其政”［14］，东汉幼主屡见不鲜，自有一套处理未成年皇帝的陵墓制度。幼帝陵墓制度开始于殇帝康陵，因此又称“康陵之制”［15］。其后冲帝怀陵、质帝静陵也先后使用了此种制度。三汉冢封土的规模与朱仓M707 相当，陵寝建筑相当，只是墓葬规制低一等级。但它和“康陵之制”是有区别的，这种礼制安排表明墓主人很可能和皇帝的名位有关，同时身份又低于未成年皇帝的一种特殊人群。陵墓的等级对应墓主人生前的身份等级，曾经继位皇帝但又未获得正统地位的少帝，最为符合。东汉少帝有两位：前少帝北乡侯刘懿、后少帝弘农王刘辨。后少帝去世时适逢乱世，没有按照正常的情况安葬，文献记载弘农王“葬于故中常侍赵忠成圹中 ”［16］。 葬 地虽不确定，但是墓葬位于陪葬墓群应该没有问题［17］。二汉冢在帝陵核心区，因此不可能是后少帝，而只能是前少帝。

　　前少帝北乡侯先于顺帝继承了安帝的皇位。延光四年三月丁卯，安帝去世。乙酉，北乡侯即皇帝位。四月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冬十月辛亥，少帝薨。十一月丁巳，顺帝继位，己卯“葬少帝以诸王礼”［18］。北乡侯在位时安帝安葬，随后北乡侯去世。北乡侯去世时年龄尚幼，不宜另卜陵地，附葬安帝恭陵近旁似合情合理。三汉冢位于二汉冢东南方，两个陵

　　园遗址彼此紧邻，陵园的水系相贯通。（图四）从布局上看类似附葬的特殊安排，说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与安帝关系密切而又曾经承继过大统的人，除了埋葬在朱仓二座大冢内安帝的儿子孙子之外就只有北乡侯了。“葬以诸王礼”也大致符合三汉冢的墓葬等级。因此三汉冢很有可能就是前少帝北乡侯刘懿的陵墓。

　　应该承认三汉冢是北乡侯刘懿的陵寝是存在问题的，还需要更多的文献和考古实证。假如三汉冢是北乡侯刘懿的陵寝这种观点成立的话，就挑战了我们关于东汉帝陵同辈不在一个茔域以及家族聚葬的传统观念，我们就需重新审视认识东汉帝陵。两汉、魏晋用减制帝陵办法或者“葬以诸王礼”的方式处理丧葬事宜屡见不鲜，视为一种惯例。不论墓主人是谁，至少考古调查的三汉冢的陵园结构和陵墓形制，向我们展示了东汉时期这种减制帝陵类型的存在。

　　洛南东汉帝陵与邙山东汉帝陵有所不同，以往对东汉帝陵的探索和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邙山地区。洛南东汉帝陵，东汉以后的历史文献记载缺乏，现代考古工作数量少规模小。王竹林、赵振华先生曾于1976—2004年对洛南陵区进行过间断性调查 ［19］。2002年7月郑州大学对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进行了踏查，2004年6－11月又对洛南陵区的两座墓冢进行了钻探、试掘 ［20］。他们的工作开启了洛南东汉帝陵调查勘测的先声。

　　2006年起我们开始介入洛南东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为配合郑州—西安客运专线工程建设，我们在偃师市境内沿线路走向对洛南东汉陵区进行调查，钻探、发掘了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21］，发现了阎楼东汉陪葬墓园遗址 ［22］，发掘了吴家湾、阎楼2座汉魏封土墓 ［23］。2008年2—7月完成了洛南陵区古墓冢的文物普查，初步了解了洛南东汉陵区的范围、各个时期墓冢的分布情况以及古墓冢的保存现状等。2008年6—10月完成了陵区内现存部分封土墓的钻探查证工作。2017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对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进行了调查钻探和主动发掘，目前这项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2019年起对整个洛南陵区的东汉帝陵开展了重点调查钻探工作，工作地点首选在洛南陵区内最重要的古墓冢——李家村大冢。

　　洛南东汉陵区的相关考古资料已经陆续发表。2007年我们发表《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一文 ［21］，公布了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调查、发掘的情况。简报介绍了洛南东汉陵区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古墓冢的分布范围和大致规律。2015年我们发表《洛阳偃师东汉洛南陵区2008年考古勘探简报》一文［24］，简报进一步描述了洛南东汉陵区的布局结构，文中提到洛南东汉陵区前期普查时发现东汉古墓冢164座，这些古墓冢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内：帝陵核心区、集中陪葬区、东南陪葬区。此次洛南东汉陵区古墓冢的钻探查证，勘探了位于不同区域的古墓冢 25座。简报公布了钻探查证详细资料。

　　根据调查的情况看，洛南和邙山东汉陵区的格局基本上趋同。东汉帝陵采用集中式埋葬、集中式陪葬的模式，有别于西汉帝陵在布局结构上的特征。洛南和邙山采取了一致的做法进行架构，只不过洛南东汉陵区古墓冢的年代性质单一，排除了其他时期墓冢的干扰，其布局、结构更加容易辨识。整体看洛南陵区的每一组成部分在地理环境上都相对独立。帝陵区位于陵区中部，地势高亢，位置重要。其间墓冢稀疏，存在着7座独立大冢和一些零星的小冢。独立大冢墓葬形制和封土规模最大，封土直径超过 100 米，墓道宽度一般为8 ~ 10米左右，和邙山东汉陵区有一致性。独立大冢围绕一个中心呈扇形布局，传统的按照家族一条直线布局的观点缺乏足够的根据。大冢近旁的零星小冢，参照邙山陵区的情况结合文献记载，应该是嫔妃的附葬墓，即“北陵”“西陵”［25］。除了帝陵近旁嫔妃的附葬墓之外，帝陵区的西北也存在着一些地理空间相对独立的墓群，可能和宫人内官或者其家族祔葬有关，过去是混在帝陵区内，现在应该把它们剥离出来。与邙山陵区不同，洛南帝陵区的东南多出一块墓区，即宁村墓群，也当和陪葬有关。如此则各类陪葬墓群环伺四周，分布在东北、西北、东南三个方向。东北部陪葬墓群最为密集，应是朝臣的陪葬区，过去在此区间内曾经出土过“汉故安乡侯张禹碑”“汉司徒公袁安碑”“汉司空袁敞碑”可以为证。陪葬墓群均地势低墓冢密集，同时缺乏大型的独立大冢，封土直径多数80米以下，墓道宽度 6 米以下，一般宽度是 4 米。因此，陪葬墓群内不可能存在帝陵级别的墓冢。将东汉帝陵分成不同的区间，在区间内寻找帝陵墓冢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洛南帝陵地望，指向帝陵区内的7座独立大冢。分别是李家村大冢（M1048）、白草坡夷平冢（M1030）、姬家桥大冢 （M1038）、郭家岭北大冢（M1052）、郭家岭南大冢 （M1054）、西干村大冢（M1055）、寇店东大冢 （M1071）。文献记载东汉南陵区共 6 陵，除此之外还有 1 座是为帝后合葬准备的帝陵墓冢，随着皇后被废改为懿陵 ［26］，因此洛南陵区共有7座独立大冢。另外在帝陵区之外的西南墓区内也钻探发现了1座大型墓冢即宁村大冢 （M1079），虽然封土直径接近100米，但是墓道宽只有 3.8 米，而且远离帝陵陵区，当不属于帝陵范畴。关于7座大冢陵主的归属，我们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尝试性的推测。（图五）

　　李家村大冢 （M1048） 位于洛南帝陵区的最西边，位置极为重要。其他6座大冢扇形环绕在它的东侧，有类似邙山大汉冢的位置关系，因此其当为洛南东汉帝陵的主陵明帝显节陵。白草坡夷平冢 （M1030） 和姬家桥大冢 （M1038） 距离汉魏故城最近，当为桓帝宣陵和质帝静陵 （30里、32 里）。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经过发掘，年代为东汉中晚期，其年代与宣陵相当。郭家岭北大冢 （M1052）、郭家岭南大冢 （M1054）和李家村大冢 （M1048） 位置接近，为文献记载的洛南东汉帝陵的中组团 （37 里、39 里、41里）。李家村大冢已经认定，那么剩下的郭家岭南北大冢就分别为章帝敬陵和和帝慎陵。西干村大冢 （M1055） 在郭家岭南大冢 （M1054） 的西南，距离汉魏故城最远 （48 里），文献记载殇帝康陵葬于和帝慎陵的庚位，其当为殇帝康陵。最后寇店东大冢 （M1071） 为桓帝陵的始建地、阎皇后的懿陵。

　　洛南东汉帝陵的重点勘探刚刚开始，陵园遗址的情况尚不清楚，封土也没有系统准确的技术数据。仅仅靠普查和25座古墓冢的钻探查证是远远不够的。文献记载南兆域内的诸帝陵中，和帝慎陵的封土是最大的，郭家岭南大冢 （M1054）原始封土直径150米也是比较大的，二者有对应关系。李家村大冢最新数据是原始封土直径 154米，比山方300步大一些，其与明帝显节陵的地位相当。另外白草坡、郭家岭北大冢原始封土直径125米、140米也大致合山方300步的记载。两个减制帝陵，殇帝康陵山方208步，与西干村大冢 （M1055） 原始封土直径 100 米相合。惟有姬家桥大冢 （M1038） 原始封土直径 130 米和文献记载的质帝静陵山方136步有巨大差别。寇店东大冢 （M1071） 原是为帝陵设计的，其原始封土的大小也当是山方 300 步直径 130 米。但是由于破坏严重，现存封土实际规模较小。历史上将帝陵缩小改建为“贵人冢”，验证早期航片其封土规模并不是很大，这也可作为懿陵的证据。（表一，图六）

　　2013年高凤、徐卫民先生撰文总结秦汉帝陵60余年来的研究状况［27］，文中对东汉帝陵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批评。他们说：“东汉帝陵更是由于考古工作开展较少而使对包括东汉诸陵地望、陪葬制度、陵园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均陷于迟滞阶段。”我们深以为然。洛阳东汉帝陵十五六年来考古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在经济建设高速发展条件下、文物保护紧迫的环境中，全力抢救基础资料，而包括帝陵地望在内的研究工作确有迟滞。在文献缺乏、疏漏的前提下，田野工作就显得格外重要。2013年前后，我们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很多的进展，包括完成了邙山、洛南古墓冢的文物普查；完成了古墓冢的钻探查证；发掘了孟津朱仓722、707东汉帝陵陵园遗址、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等。2013年之后继续开展并完成了邙山东汉帝陵的重点调查勘探工作；完成了孟津朱仓李密冢东汉陪葬墓园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启了洛南东汉帝陵的重点调查勘探工作；继续进行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的发掘；调查发现并发掘了孟津新庄东汉帝陵烧窑遗址和刑徒墓地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考古工作继续向纵深发展，学术研究的局面有所改观，已经有多位学者参与进来，我们寄希望于全面地更加深入地推进东汉帝陵的相关研究。

　　［1］“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勘测”项目截至2018年已经发表考古报告 2 部、简报 35 篇、论文29篇、论文集1部。近期有先生著文研究东汉帝陵的相关问题，主要有梁云，王璐. 论东汉帝陵形制的渊源［J］. 考古，2019（1）；钱国祥. 东汉洛阳帝陵的布局与归属辨析［J］. 中原文物，2019（1）.

　　［2］ 严辉. 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 ［N］. 中国文物报，2006-11-3.

　　［3］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J］.文物，2007（10）.

　　［4］ 严辉，史家珍. 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第一阶段工作报告［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

　　［5］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孟津县送庄镇后沟玉冢的调查勘探报告［J］. 洛阳考古，2014（2）.

　　［6］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J］. 文物，2011（9）.

　　［7］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园遗址［J］. 文物，2012（12）.

　　［8］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孟津卅里铺东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6（11）.

　　［9］ 张鸿亮，卢青峰，严辉，史家珍. 洛阳朱仓东汉陵园遗址［M］. 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10］ 严辉，张鸿亮，卢青峰.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帝陵陵园遗址相关问题的思考［J］. 文物，2011（9）.

　　［11］李南可. 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 中原文物，1985 （3）. 1984年文物普查在刘家井大冢前发现了铭刻“建宁”“熹平”年号的两块黄肠石，李南可先生据此发表文章认为刘家井大冢为灵帝文陵。

　　［12］ 司马彪撰，刘昭注. 续汉书·礼仪志 ［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3］ 陈长安. 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 ［J］. 中原文物，1982（3）.

　　［14］《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15］《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及殇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犹临朝政。以连遭大忧，百姓苦役，殇帝康陵方中秘藏，及诸工作，事事减约，十分居一。”《后汉纪·孝质皇帝》:“太尉固言于太后 （顺帝皇后梁妠） 曰:‘今东面有事，役费方兴，新有献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 （冲帝），可于宪陵茔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减一，以舒人力。’从之。”

　　［16］ 范晔撰，李贤注. 后汉书·皇后纪 （卷10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17］ 张鸿亮. 试析洛阳偃师一座东汉金缕玉衣墓的性质［J］. 洛阳考古，2014（2）.

　　［18］ 范晔撰，李贤注. 后汉书·帝纪 （卷6）［M］.北京：中华书局.

　　［19］ 王竹林，赵振华. 东汉南兆域皇陵初步研究. 古代文明. 2005（4）；王竹林，朱亮. 东汉安乡侯张禹墓碑研究——兼谈东汉南兆域陵墓的有关问题 ［J］. 西部考古， 2006（1）.

　　［20］ 韩国河. 东汉陵墓踏查记 ［J］. 考古与文物，2005（3）；郑州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等. 偃师市高崖村东汉墓 （陵） 冢钻探、试掘简报 ［J］. 中原文物，2006（3）；韩国河.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 ［J］. 考古与文物，2007（5）.

　　［21］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偃师白草坡东汉帝陵陵园遗址［J］. 文物，2007（10）.

　　［2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市偃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 偃师阎楼东汉陪葬墓园［J］. 文物，2007（10）.

　　［23］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偃师吴家湾东汉封土墓［J］. 考古，2010 （9）；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洛阳偃师阎楼魏晋封土墓［J］. 考古，2011（2）.

　　［2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洛阳偃师东汉洛南陵区2008年考古勘探简报［J］. 洛阳考古，2015（2）.

　　［25］ 东汉帝后采取同穴合葬的方式。除了皇后之外，皇帝的生母被追尊的皇后一般葬在帝陵的西侧、北侧，如“西陵”“敬北陵”“恭北陵”“文昭陵”（起坟文陵园北）。因此我们推测皇帝的其他嫔妃也应该祔葬在帝陵陵冢的西面、北面近旁，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另外，文献记载有后妃的亲属葬在西陵旁，估计这就是帝陵西北方向墓区的成因。

　　［26］ 杨哲峰. 东汉时期的“追尊陵”［J］. 华夏考古. 2017（4）；杨哲峰. 从陵到冢——关于东汉“懿陵”的思考［N］. 中国文物报，2008-2-1.

　　［27］ 高凤，徐卫民. 秦汉帝陵制度研究综述 （1949—2012）［J］. 秦汉研究，2013（7）.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