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11月1日上午8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考古楼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题目为《良渚考古的历程、思路与方法》。 首先，王宁远研究员简单介绍了自己早年发掘仙坛庙良渚文化基层聚落遗址的心路历程——在赵辉老师、严文明老师一些经典研究的影响下，王宁远研究员开始思考仙坛庙遗址的居住模式、社会组织结构等等。尽管该 ...

2019年11月1日上午8点，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宁远研究员在北京大学考古楼进行了一场精彩的讲座，讲座题目为《良渚考古的历程、思路与方法》。

首先，王宁远研究员简单介绍了自己早年发掘仙坛庙良渚文化基层聚落遗址的心路历程——在赵辉老师、严文明老师一些经典研究的影响下，王宁远研究员开始思考仙坛庙遗址的居住模式、社会组织结构等等。尽管该遗址规模较小，但可以将它的聚落结构了解得非常清楚。在之后主持良渚古城这类超大型遗址的发掘、研究时，之前形成的关于聚落结构的认知和思路就有非常大的帮助。

随后，王宁远研究员播放了一个介绍良渚遗址的短视频，让在座的听众了解了良渚古城的概貌（包括大致的遗迹分布、规模、出土遗物的种类、数量等等）以及它的重要意义。接下来，他从“考古概况”、“理念方法”、“科技考古与多学科”三个方面对良渚考古的历程、思路与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考古概况

1936年，施昕更先生偶然发现了几片良渚黑陶。其时，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中华文明存在本土起源的学说提供了有力支持，所以施先生对良渚的这些黑陶也抱有很大的期待，随后便开展发掘工作，在1936年年底前完成了相关地点的发掘，在1938年流亡途中出版了考古发掘报告。建国后，良渚的考古渐渐恢复。江苏和上海分别发现了草鞋山遗址与福泉山等遗址，出土了众多玉器。1986年是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这个契机下揭露了反山大墓，随后在1987年发掘了瑶山大墓和祭坛，于1990年代发掘了莫角山，后来陆续发掘了汇观山、文家山、卞家山等等遗址。

在1986年，王明达先生就根据包括反山在内的五十几个遗址提出了“良渚遗址群”的概念，对之后的学术研究与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7年，刘斌发现良渚古城的城墙，对于良渚遗址的认识从模糊的整体进入到功能明确的都邑考古阶段。2009年，利用GIS发现外郭，2011年，在遥感等技术的帮助下，基本摸清良渚水利系统的整体结构。这样大的规模，说明良渚古城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城址，而是需要更广泛区域的支撑才能够正常的运作的大都邑系统，所以目前根据自然地貌单元，暂且将周边一千多平方公里的C形区域视为一个整体。这样一来，良渚遗址的考古也逐渐进入到古国考古的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良渚大遗址考古的工作理念、方法和手段。

　　 理念方法

首先是大遗址考古的理念。以良渚古城为中心将整个1000平方公里区域整体纳入统一观察。建立了涵盖全区的中国最大规模的考古测量控制网，统一规划考古发掘和记录。其次是考古发掘与保护相结合的理念，从前辈们挖第一个重点遗址反山开始，就只挖到主要工作面，保留关键柱和探方壁，清理遗迹之后用沙土回填保护，以备未来博物馆的展示与研究。三十多年来，正是这些理念的贯彻实施，才有了今天保存完好的良渚遗址公园现场。其三是重点发掘与区域调查相结合。由于杭州地区开发迅速，当良渚古城城内的重要遗迹已经得到有效保护以后，良渚考古队决定优先调查外围区域的遗址遗迹，为日后研究留下完整大遗址样本。他们将外围分为几个区域，其中核心的良渚瓶窑区域周边详细勘探了约18平方公里的范围。东边的临平区，以玉架山为中心形成了一个二级中心聚落；德清地区发掘了许多玉器作坊，包括杨墩、中初鸣；在良渚古城南边的老余杭区开展了有关石料、玉料矿源的勘探；杭州城区高度城市化，幸好在当时不太宜居，遗址稀少，所以就现有材料进行补充即可；海宁地区曾做过精细的调查，可以直接纳入相关材料。

除了考古的调查，王宁远研究员及其所在团队还进行了环境、岩矿、水文、气候、土壤植被、动物等资源的考察，希望可以把良渚打造成一个近乎理想的大遗址考古样本。

　　 科技考古与多学科合作研究

在寻找城墙水坝等大型遗迹时，主要运用了GIS（地理信息系统）与RS（遥感）两种技术。GIS实际上是利用数字地图，把不同的高程按照某种色系排列，涂上不同的颜色。现代易于获取卫星影像，但是因为植被和建筑物的影响，可能看不出来结构，但用数字高程模型就能有效过滤这些干扰，从中发现这样遗迹能断断续续构成了一个几何图形。发现疑似结构后，进行实地发掘和验证，这才发现了良渚古城的外郭城墙——它们在近看就是一些小墩子，在地面上是很难发现的。除了城墙，还有溢洪道的寻找。水坝往往是有溢洪道的，溢洪道的高度一般低于坝体1到2米，像保险丝一样，在水面快漫过坝顶时将水导走。根据水利专家的推算，高坝东组坝体原高度应该在30米左右，一般的溢洪道高程比坝高地1、2米，那么溢洪道高度就可能在28到29米，所以在高程图上寻找这一高度附近的区域，最后果然发现在东侧山体之间有个石质的山凹，高程为28.9米，是整个库区的最低点。可能起到溢洪道的作用。溢洪道的高度，也就是库区最大水面高度，据此计算出库区总面积为13平方公里，可得其总库容4635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现代的中大型水库。

至于遥感技术的应用，良渚古城西边的水门、塘山的双坝，都是利用CORONA（科罗娜）卫星影像找到的。科罗娜（后为锁眼）是美国在1960年开始为了侦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设施而发射卫星用物理胶片拍摄的影像，于1995年公开了其早期的资料，可在美国国家地质局网站获取。尽管良渚所在的江南地区范围内植被覆盖率较高，该影像仍能给予效果很好的信息。并且，由于这些卫星影像是由前后两个相机同时拍摄的，经过特别的处理可以形成立体影像，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将立体影像放入IPAD或手机移动端的地图软件，以图层形式叠加，从而实现早期遥感影像三维地貌虚拟沙盘的实时定位功能。对考古调查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

除了遗址的寻找，在遗物的研究方面，良渚团队也通过合作的方式开展了极多的交叉学科课题。除了年代学上碳十四测年的应用，更有围绕资源、环境、技术、信仰等这些专题的深入研究。这里王宁远研究员举了几个例子介绍了资源与环境方面研究的已有成果。

首先是良渚古城墙铺底石的岩性鉴定与石源研究。良渚古城的城墙墙体底下铺设有大量的石头，这层石头铺在沼泽之上，只存在于墙体底下，两边与河道里都没有石头，总面积可达29万平方米。为了研究这些石料的来源，研究员团队与地质学者开展长达4年的联合研究，对探方内揭露的全部垫石共10526块，编号鉴定其岩性、磨圆度、尺寸。观察表明，良渚的城墙垫石绝大部分都是捡拾的散石，很少进行开采，所以上述性质的记录对研究石料来源意义重大。自然界的石头总共有四个磨圆度，刚从基岩上崩下来的石头棱角分明，为棱状；在自然搬运和风化、移动到坡脚位置时，棱角有磨损，成为次棱状；滚到冲沟底部，进一步磨成次圆状；再滚到平原上的河里，大概率就是圆状了。根据这些可以大致判断一块石头是从山上到河谷哪一个位置来的。另外，石头在滚动中会崩裂磨损，块度也呈现由大变小的趋势，这个信息能够辅助判断采石位置。同时，在质地鉴定上结合石头的细微特征，如二长斑岩有无芝麻点等细微差别，能进一步判断石料的精确来源。第二步，地质学家对周边的山区进行精细的岩性调查，发现采石点主要在南北边的大遮山和大雄山山脚，北边城墙的石头主要由北边山区提供，南边石料则主要供应南边城墙的建筑。同时，考古学家在发掘时发现，石料铺设时，同类石料往往集中在同一区域，也就是说，运来的石料应该是即运即铺的，如果先统一备料再铺，各种石料就会混杂，不会如同现在一般有明显的分区。由一类石料组成的一个区域内的石头重量大概在六百公斤到一吨多，这也是一个运输单元的承载总量。当时的陆路运输十分困难，所以极大的可能是走水路。良渚出土了独木舟和竹筏，其中竹筏的净承载量是能达到一吨多的。同时进行古水系的复原，以计算最短的运输路径。最后进行实验考古，结合运输工具、运输距离、估算的铺石总重等等，可以得到完成这一工作所需的工程量——66.8万工时，是非常庞大的。

其次是C型盆地良渚石器鉴定及石源研究项目。王宁远研究员及其团队将出土的两千件石料逐一鉴定，并选取了一百多件标本进行了切片，同时重新调查了周边石料矿点，发现良渚遗址有一种石料只可能来源于水路一百多公里以外的钱塘江水域，因为整个浙江省也仅有该地区存在这种石料。这样远距离的石料采集完全颠覆了之前的认识。

良渚遗址出土了20万公斤的稻子，而古城内并未发现古稻田，稻子的来源就很值得研究，这与良渚这个古国控制范围的边界是息息相关的。通过对良渚的水稻进行了DNA的分析，发现其离散性非常强，肯定不是同一来源，具体地点还要进一步研究。除此之外，对于古河道底部一些非正常死亡者的尸骨也进行了同位素研究，发现尽管大部分人以水稻为主食，仍有小部分人以摄入小米类食物为主。由于良渚附近山地也找到了粟子，所以单独的食性分析并不能证明这些吃小米的人的来源，但是后来研究者又进行了氧同位素的研究，指出这些人可能来自中原。该研究仍在继续，但若良渚确实存在远方来客，则说明良渚在当时可能是一个人口来源非常广泛的超级大都市。

良渚古城的水利工程也是良渚人智慧的体现之一。良渚古城的水坝以及临水区域的迎水面都由草裹泥垒筑，草裹泥类似于抗洪的袋子，将泥块（淤泥或黄土）用草料（芦苇或茅草）包裹，再用芒条、苇条或篾条绑扎，就能制成草裹泥。以上材料都是当地随处可见的。先在底下打木桩形成木质箱笼，将这些草包泥错缝堆砌，比顺缝堆砌强度更高。根据河海大学团队的实验分析，显示草裹泥堆筑的强度比散土堆筑高六倍。此外，植物考古发现草裹泥包裹材料的芒荻有开花的现象，因为其开花季节是十月底到十二月左右，可以知道草裹泥的制作时间在秋冬。同时，对箱笼桩木年轮的进行研究，发现也是在秋冬季节砍伐的。这就说明，水利工程相关的这些设施应是农闲的冬季进行修筑的，跟现在冬修水利相同。

良渚水坝的修筑地点也十分精妙。一般认为会在山间最短处修筑水坝，但良渚的周家畈水坝却取了一个较宽的位置，看上去水坝的长度不必要地增加了。经过研究，发现现有水坝位置下有岩石山体，实际上减小了修筑的体量。塘山的双坝设计理由还在研究中，目前认为该设计有如下作用：洪水在下冲时，冲击力大，且泥砂容易淤积，双坝的好处在于可以让水先拐一次弯，在这个过程中减缓流速、沉积泥沙。

水坝本身的工程设计也是非常科学。坝芯是淤泥，其外堆覆黄土，类似豆沙包子结构。这个设计与现在的黏土芯墙坝有共同之处。黏土芯一般采用青膏泥，有很好的防渗作用。同时，良渚人还能进行坝基处理，对于石头裂缝偏多的老虎岭坝地基还沿着坝体方向在地基上开槽，换填入黏土以防形成管涌。

王宁远研究员根据以上良渚水利系统工程的研究指出，良渚的工程原理很多都是沿用至今的，无非是材料、工艺的一些变化，体现了良渚先民的智慧，反映了良渚文化的发达。

　　

最后，王宁远研究员对良渚遗址研究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由于良渚遗址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大型遗址，具备了多层级聚落单元以及各种完备的聚落要素，对该遗址的研究与复原可以更接近当时社会的本来面貌。当然，这也是良渚考古人内心的伟大目标，需要更长久的研究和多学科的互动合作。在研究和管理模式上，王宁远研究员希望借鉴卡塔霍裕克遗址，像它一样提供开放的研究平台，引入更多的力量，既推动了良渚遗址的研究，又提高了良渚遗址的国际影响力，真正让良渚成为世界的良渚。

讲座现场

撰稿/周雪琪

摄影/王正原

编辑/曹芳芳

审稿/王宁远、沈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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