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11月6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7期“敦煌读书班”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读书班一以贯之的宗旨，即通过讲座的形式倾听不同意见，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和修改建议，更欢迎补充新材料与新视角，以期获得教学相长之效。本期读书班由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兰州财经大学王祥伟教授、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主持并评议。高启安教授王祥伟教授李永平研究 ...

2019年11月6日下午，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7期“敦煌读书班”在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读书班一以贯之的宗旨，即通过讲座的形式倾听不同意见，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和修改建议，更欢迎补充新材料与新视角，以期获得教学相长之效。

本期读书班由兰州财经大学高启安教授、兰州财经大学王祥伟教授、甘肃省博物馆李永平研究员主持并评议。

高启安教授

王祥伟教授

李永平研究员

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凯源研究生、敦煌研究院杨富学研究员分别做了《石滨纯太郎与早期敦煌学》《破地狱与生净土：唐宋时期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共存现象探析》《论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与杨燕合撰）》的报告。

刘进宝教授主要讨论了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和早期敦煌学的渊源，刘教授将敦煌学置于东方学的视野下，首先对石滨纯太郎先生的东方学背景进行了介绍，伴随着西方“东方学”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学界的主流，它的出现要求学者具有掌握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以及东方的民族语言和死文字，并用各种文字史料对种族氏族、语言文字及名物制度进行比勘和审订的能力。此外石滨纯太郎于1924年跟随内藤湖南到英法德意各国考察，在此期间，他们对欧洲所藏敦煌西域出土文献及其研究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尤其是阅览了伯希和所得敦煌文献670件，拍摄带回近百件照片。这次考察使得石滨纯太郎对有关敦煌出土文物文献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之后石滨纯太郎多次在演讲和成书中使用“敦煌学”一词。

从语言发展来看，“敦煌学”一词的出现应该早于1925年，在此之前日本学界已经有了“敦煌派”、“敦煌家”、“敦煌党”、“敦煌屋”等词汇，“敦煌学”一词应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究其产生时间，应是在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中国学者陈寅恪1930年所写《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时第一次提出了“敦煌学”。

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龙谷图书馆找到了长期以来不知去向的大谷探险队所获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并得到了英法和中国所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敦煌千佛洞对外开放以及《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和《俄藏敦煌汉文目录》出版。在这一背景下，1953年1月，由石滨纯太郎、羽田亨等人发起，在龙谷大学成立了“西域文化研讨会”，并于1958—1963年间出版了《西域文化研究》6卷7册。由上述可知，石滨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东方学家，在敦煌学、蒙古学、西夏学等方面都有比较突出的贡献。

刘进宝教授

陈凯源研究生从敦煌藏经洞保存的四件同时写有代表尊胜信仰与观音信仰佛教文献的写经，即S.2566、S.4378V、S.5598和HHT040号写经入手，认为这四件写经中的抄写的佛教文献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大悲启请》、《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和《无障碍大悲心陀罗尼》，它们反映的是观音信仰；二是《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启请》、《佛顶尊胜加句灵验陀罗尼》和《佛说加句尊胜灵验陀罗尼神妙章句》，它们反映的是尊胜信仰。基于同一写本上两种信仰并存的现状，陈凯源研究生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陈凯源研究生首先从经幢、石窟两个方面说明了尊胜信仰和观音信仰确实存在同时出现的情况，其次他从尊胜信仰和观音信仰的意涵方面进行分析，并指出，尊胜信仰的主要意涵应是拯救众生免堕地狱；观音信仰的意涵应有两方面：一是关注现世利益的现世拯救，二是接引众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他指出尊胜信仰和观音信仰并存的原因有以下几种：第一为“怀罪集福”；第二，从此两种信仰本身来说尊胜信仰强调的是灭罪、度亡以及拯救众生免堕地狱的意涵满足了人们希望死后不堕地狱的期望，而观音信仰则从与人们息息相关的现世利益出发，照顾到了祛病、消灾、延寿等各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观音信仰还包含了人们最为看重的内容，即接引众生前往西方极乐世界。两种信仰互为补充，既关注了人们在世时的现世利益，又提供了死后免堕地狱往生净土的保障。因此两种信仰被人们结合起来，以期得到二者的共同庇佑。

陈凯源研究生

杨富学教授主要谈论了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敦煌自古以来就呈现出多元的特征。多元一方面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如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回鹘、突厥、西夏、蒙古、裕固等民族都对敦煌文化有多贡献；另一方面也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如印度、波斯、粟特、中亚诸古族等，此外还有日本、高丽乃至西亚伊斯兰文化等不同因素的存在。因此杨教授从上述两个方面对敦煌多元文化的产生以及呈现状态进行了分析。首先，从历史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早在秦汉时期，敦煌及其周边区域就居住过多种民族与部落。汉代之后，敦煌成为了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大本营。汉代以后，又有鲜卑、吐谷浑（退浑）、吐蕃、嗢末、粟特等民族、部落繁衍生息于此。这种民族融合使敦煌成为了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从敦煌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中可见一斑。此外，毋庸置疑，敦煌的主流文化为汉文化，但是在文献中还存在大量的其他文化因素，杨教授选取了波斯文化为例证进行了分析。敦煌与波斯关系，主要体现在三夷教的传播上。三夷教乃摩尼教、祆教、景教之统称，与之相关的文献在敦煌多有留存。最后杨教授指出，自秦汉以来，敦煌就一直为多民族融合的区域，并且是贯通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节点。所谓的敦煌文化多元性，既包含不同民族，又包含外来文化因素，这是由敦煌文化独具特色的个性所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敦煌文化的本质与特点。

杨富学教授

在发言结束主持人进行评议后，众人纷纷就关注问题进行了讨论交流。由于事先已将论文资料提供给众学者学子，故大家在发言时思路清晰、表述明确，同时给予了听众充分的讨论空间，大家或提问、或批评、或质疑、或提供补充资料，取得了良好的研讨效果。

参加本期读书班的尚有来自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白玉冬、吐送江·依明教授、兰州城市学院舞蹈系主任杨燕教授、河西学院冯丽娟副教授、景德镇陶瓷大学李贝副教授、兰州德润影视柴声涛先生，兰州财经大学徐晓卉教授、敦煌研究院王志鹏、杨森、邰惠莉、郭俊叶、勘措吉研究员和党燕妮、王东、丁得天、彭晓静、张海娟、张田芳、阿不都日衣木博士等参加了读书班活动。此外，来自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兰州理工大学、云南大学、甘南民族师范学院、兰州城市学院的研究生及社会人士参加了读书班活动，计有6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