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敦煌到犁靬——浙江大学新获丝绸之路研究外文文献展（一）》开幕后，展览主办方、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主任缪哲被问得最多的是——书是怎么收来的？

　　缪哲说，答案得追溯到4年前，那时浙江大学刚开始筹建艺术与考古图书馆，这些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从全球范围内觅得的。如今，浙大关于丝路专题的外文图书收藏已经达到5000余种，是目前大陆高校最成体系的丝路研究外文特藏，保守估计，其中70%以上是第一次被大陆高校收藏。

　　事实上，在筹建艺术与考古图书馆之前，浙大并没有多少艺术考古方面的书籍馆藏，特别是海外出版的几乎没有。补缺的途径通常有两个：一是买新书，特别是近十年内出版的书，这比较好实现；二是购求图书馆需要但已经绝版的书，这就是件麻烦事了。缪哲说，首先要建立相关书目，也就是列出所需绝版书的“愿望清单”，然后再根据清单一一收集。但在收书过程中发现，如果想在全球范围内求购这些旧书，不仅耗时烧钱效率低，而且还无法确定书的品相，属于“理论上行，实际上不行”的方式。

　　后来，缪哲了解到近年美国一些学术机构流行的做法，即通过有经验的书商求购于拥有这些书的学者——他们或已亡故，或已终止学术研究，或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变卖书籍——这样就可以一次性购买大量所需书籍，而且价格往往低廉。因为这些卖书的藏书家往往年事已高，不会调研珍本书的市场价，只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需求报价。“把书一本本卖多是为了赚钱，但整批卖基本不是生意行为，一般是他要与这些书‘分手’了。”比如，缪哲最近打算从一个藏书家手中买1万6千种书，市场价大约要500万欧元，而现在谈下来只要230万欧元。

　　了解了这一购书模式，便可以理解此次展览图录“展览说明”一文中提到的：“最重要的四套分别由四位国际重要的学者建立——哈佛大学中亚考古学家兰博－卡尔劳夫斯基教授、波伦那－拉文纳大学（意大利）中亚西亚考古学家窦西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伊朗考古学家戴森教授，德国考古院古典地中海考古学家格林教授”。这四位藏书家中，第一位已退休，第二位出于经济需要而出售其藏书，后两位则已驾鹤西去了。而这些藏书系统，确实是他们所在领域近百年来重要的研究成果。

　　缪哲记得，此次参展书目中最早收入囊中的，是埃里希·施密特所著的《波斯波里斯》（芝加哥，1953年至1970年，3册）和亚瑟·波普、菲利斯·艾克尔曼所著的《波斯艺术概览》（伦敦、纽约，1938年至1939年，6册）。四年前，缪哲与现在为浙大服务的书商洽谈合作时，在美国波士顿这名书商的店中，见到了这两种书。由于《波斯艺术概览》是书商的个人收藏，起初他并不愿意卖给缪哲。“我对他说，大批购书的合作可以再谈，但这两种书要先买。还劝他，你是开书店的，总有机会再买到这书的。他想了想，就同意了。”最后，两种书成了浙大与这家书商合作的开始。

　　《波斯艺术概览》（除署名外，图片均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提供）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副馆长楼可程介绍，浙大收录的这些书在出版时就已是重要的学术资料，大多是大部头的样式，“书籍装帧、印刷水平等细节，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准”。缪哲坦言，选书时他们一般不选择复刻本，“东西都在细节里，开本小了或者品质差了，要看的那些细节可能就都没了”。比如，《波斯艺术概览》一书，缪哲多年前就见过上世纪80年代由西方某出版社影印的简装版，原本6册的书被分装成11册。“我见过原版，感觉缩印版的图像非常不清晰，就决定要等等。”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阿富汗史官布尔汗丁－库什卡奇－汗用波斯文所著的《阿富汗卡塔干省与巴达克山省的调查报告》一书上。在展览的“阿富汗”板块中，记者就见到了这本书两个不同版本的并置陈列，一本是1924年出版于喀布尔用波斯文石印的，另一本是1979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的Marguerite Reut法文译本，是影印本。以展示的两幅书中插页地图来看，影印本的质量比原版差了一截。令缪哲骄傲的是，这本书的波斯文原版，在浙大收藏前全球仅存两部，分藏于哈佛大学与伦敦亚非学院，“但两者皆缺少最后四页，浙大所藏此册是目前全球已知唯一完整的一部”。

　　以展示的《阿富汗卡塔干省与巴达克山省的调查报告》插页地图来看，法文影印本的质量比波斯文原版差了一截。（单颖文/摄）

　　缪哲介绍，此次“中国”板块陈列的书籍中，不少是获得自日本。在日本，有不少学者关注丝路艺术、考古方面的研究，并且比较系统地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但由于在日本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书商，就只能通过朋友放出消息，告诉大家浙大在寻找哪些书籍。

　　一天，日本丸善书店一名研究西文珍本书的专家联系缪哲，说是知道某藏书家有一批关于中国西域、中亚的书，可能是浙大在寻找的。这批书包括了约翰·马歇尔的《塔克西拉：1913-1934年间奉印度政府之命在塔克西拉从事考古发掘的附图报告》（剑桥，1951年，初版。3册），还有展览中“中国”板块里斯坦因、伯希和、勒考克的著作，总共26种，而放眼全球与这部分考古有关的书总计也就30多种。缪哲上网搜索，发现曾有人花25万人民币买了勒考克的《高昌：皇家普鲁士探险团吐鲁番考察收获图录》（柏林，1913年，初版），而斯坦因的《西域：中亚与中国西陲探险报告》（牛津，1921，初版，5册）一书在美国旧书网络市场上开价约7万美金。也就是说，仅仅这两套书加起来要69万人民币。“按这个标准估价，26种书的总价就别算了。”缪哲笑道，后来通过一次次洽谈，又恰逢赶上去年的日元贬值，26种书才花了不到120万人民币。

　　另一次印象深刻的“捡便宜”，是在购买约翰·马歇尔、阿尔弗雷德·福歇所著《桑奇的纪念堂》（加尔各答，1942年，初版，3册）的时候。这本确立起考古标准的经典之作由于印数过少，在学界就像个传说，人人都知道，却没几个人见过。十多年前，学者扬之水曾想委托一个美国朋友买此书，朋友对她说：“你忘了它吧，这本书现在是一部轿车的价格呢！”三年前，缪哲去日本东京以旧书肆驰名的神保町区古书店一诚堂闲逛，竟然看到了这本书，激动得当时就想买下来。这本书开价10万元人民币，但一诚堂只收现金，缪哲急忙找银行取现，结果当地提款有限额，“死活弄不成，特别郁闷”。之后，每每一诚堂给他邮寄书目，他都会第一时间去查这本书还在不在。去年年底，一个在日本的朋友告诉缪哲，一诚堂在搞活动，“又降价又打折，这本书一下子跌到了3万6人民币！我当时就对他说，哥们，立即拿下！”

　　《桑奇的纪念堂》

　　当然，买书之路也留下不少遗憾。比如，缪哲曾看中“丝绸之路”一词的创建者、德国学者李希特霍芬的一套书，据线报某拍卖行要拍卖此书，3万英镑起拍，他让代理商出价3.5万英镑，最后被一个英国人以3.8万英镑的价格买走。“当时我非常后悔，觉得应该出4万英镑拍，但后来别人告诉我，对方志在必得，加价也不一定竞争得过。”再如，他一直在寻觅德国学者格林威德尔的一套书，有次终于见到了，对方开价1万美金，但由于缺了一册他便没买。

　　“其实，靠书商找学者买藏书一定会有缺漏，垒完了块儿还有些缝隙需要自己填。”缪哲说，但这个寻觅过程是最慢的活儿，“在市面上，可能10年都碰不到一本。”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家决定，我们付钱就可以了。”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说，这是他在分管浙大图书资源建设几年中，最有成就感的事之一。因为这批书都非常值得购藏，将成为浙大标志性的文献收集。他感到，在发展这个收藏的过程中，缪哲做的贡献最大，从搜寻、甄选、谈判、交易到最后入藏都全程参与。甚至今天，他依然记得2012年6月初，他和缪哲去波士顿书商那里现场签下协议的情形。缪哲坦言，与书商沟通并不简单，从选定合适的书目，到需要收集多大规模、何等品质、优先重点收哪些书等等，都要仔细探讨。同时，还要确定浙江大学在大陆拥有书目中书籍的优先获得权，书商不能坐地起价，同时提供的两批书中不能出现重本等细枝末节。截至目前，双方的合作都很顺利，罗卫东认为对方是“非常具有职业精神的书商”。

　　在罗卫东看来，最困难的是突破不理想的文化环境并做好平衡协调，平息质疑和异议。缪哲曾查阅过2008年金融危机时美国哈佛大学的经费情况，在总费用为38亿美金的运行费中，用于图书馆建设的费用为1.8亿，占4%以上。而同比浙大的总经费为70亿，按此比例用于图书馆的费用应在2.8亿左右，但实际购藏费用了不到4000万人民币，而浙大还是全国高校中给图书馆拨款最多的。“没有好的图书馆就没有好的大学建设，我们有没有提到这个高度？”罗卫东坦言，要拍板购下这几批藏书，确实并不容易。“入藏后，有不少海内外名校的著名学者闻讯专程到浙江大学来访书，如获至宝，这倒让我心里有种说不清的复杂感受。”

　　来源：文汇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