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有诸多关于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传记，是系统记述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的历史文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书写的分析，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和边疆建设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众多民族融入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内涵因此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多民族中国的边疆也因为相关民族的融入，边疆的内涵亦发生了变化。关

摘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有诸多关于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传记，是系统记述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的历史文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书写的分析，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和边疆建设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众多民族融入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内涵因此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多民族中国的边疆也因为相关民族的融入，边疆的内涵亦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汉代 民族与国家关系 历史与逻辑 文本书写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尤伟琼，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从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中国的疆域范围、境内民族的种类、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对域内各民族的治理等方面都没有到达汉代的水平，因此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本书写也就没有关于民族宏大历史叙事的文本出现；而汉代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对后代影响巨大的制度建设、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通过郡县制度的建设使疆域进一步扩大等因素，众多的民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份子，因此与强大的国家建设相适应的就是出现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等等。在相关的历史著作当中，为了体现多民族的特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当中有了专门的民族传记，成为系统记述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文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发展的思想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凝聚力和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所以，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角度对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在中国知网仅能搜索到两篇相关论文，一篇提到陆贾开创的“南越模式”是汉代对民族与王朝关系的国家民族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后代民族与国家关系发展有着奠基意义（唐国军，2012）[①]；一篇肯定了汉代的文化认同意识构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认为礼义文化认同清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路径（汪高鑫，2012）[②]。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与边疆的关系，吴楚克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中国边疆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对其认识和思维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以中国各民族发展为参照，依据社会分工程度来看民族与国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研究具体应用（吴楚克，2016）姚大力认为边疆民族在中国疆域形态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极强的历史主体性作用（姚大力，2014）王文光认为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民族治理和不断巩固的过程，通过历史书写的途径得以体现，同时也从文化的角度呈现了中国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王文光，2016）。上述的研究的确给人启发，但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文本书写的角度，研究汉代民族与边疆这两个历史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

一、汉代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发展历史与边疆民族发展历史的高度统一

先秦时期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史，《战国策》《国语》《左传》都不是完整的多民族中国国家史。到了汉代，因为强大的汉王朝出现了，太史公司马谈把这个历史使命交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就是第一部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史。

汉代是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都与多民族国家发展相适应，所以对多民族中国国家历史的书写就成了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杰出的历史学家及杰出的历史著作不断涌现，以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力支持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也是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文本书写与民族历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至今仍然让人仰止，成为全世界研究多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历史，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必须要攀登、必须要认识、必须要面对的中国文化之巅，这是一种文化遗产，是中国各民族共有和共享的宝贵文化财富。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随着对多民族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认识的整体性呈现，我们看到了汉王朝对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建设过程，看到了多民族中国边疆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高峰期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在汉武帝时代，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除了东部的海疆之外，在多民族中国的所有陆地边疆都进行了郡县设置，分布在边疆郡县的民族也就成为了多民族中国一部分，汉代中国民族史研究非凡的历史贡献就表现为第一次深入从民族史的角度研究了多民族中国边疆的民族，由此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各民族在量上的不断增长，在质上的不断丰富，是今天中国民族你只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基础。

在东北边疆，汉武帝设置了幽州刺史部，在幽州刺史部少数民族分布地区设置了众多郡县，《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元封）三年（前110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③]汉武帝设置的这些郡县在今天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半岛北部，辖境内的民族众多，有高句丽、沃沮、秽貉等等，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写了《朝鲜列传》，通过《朝鲜列传》使我们了解了汉代东北边疆的形成发展以及东北边疆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对此司马迁说：“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保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④]

在北部边疆汉武帝设置了并州刺史部和朔方刺史部，下辖众多的郡县，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匈奴对汉朝的攻击，对此，司马迁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⑤]在《史记·匈奴列传》当中，司马迁除了追记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之外，还顺着历史的发展线索简述了秦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整个重点在汉王朝时期，从汉高祖刘邦到吕后、汉文帝、汉景帝，而核心是汉武帝时期；匈奴方面则主要是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稚叙单于、乌维单于、乌师庐单于、呴犁湖单于、且鞮侯单于。匈奴作为汉代中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群体，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汉匈民族关系成为汉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北边疆，由于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强大，所以到汉武帝即位以后，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了匈奴，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郡（即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又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了凉州刺史部，下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酒泉、张掖、敦煌、武威、金城、西海等十郡；[⑥]在对匈奴的战略策略方面，汉武帝首先改变了原来的“和亲”政策，一方面采取交远攻近的策略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氏联合攻击匈奴，目的是“断匈奴右臂”；另一方面又派遣卫青等人带领军队从朔方刺史部的雁门郡、代郡、云中郡向北攻击，夺回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正是在反击匈奴的战略全局中，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意外地认识了遥远中亚地区乃至于欧洲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而且也使中亚地区的民族认识了中国，因此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⑦]从司马迁“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记述当中我们看到在此以前，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都认为自己生活的“海内”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

在西南边疆，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郡，汉武帝对于这个地区的开发是十分重视的，曾经派遣司马迁出使这个地区，故司马迁说“于是迁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⑧]司马迁对这个地区民族的发展历史记述是十分清晰的，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⑨]这段史料理清了西南各民族的基本情况，而且还具有民族识别的意味，涉及了西南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文化特征、民族源流等等。

在南部边疆，汉朝建立之后，在秦置三郡的范围内设置儋耳郡、珠崖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等郡，这些地方主要是古代百越民族各个支系的分布区，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为百越民族撰写的列传有《史记·南越列传》和《史记·东越列传》。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当时百越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全国的政治格局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随着西汉王朝对南部郡县治理的深入，扬州刺史部各郡的百越民族都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所以司马迁说“汉既平中国，而陀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⑩]又说“吴之叛逆，瓯人斩濞，保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11]

综上可见，因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专门对各民族历史文本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即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大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围绕在汉族周围的其他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因此少数民族成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主体，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是如此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了汉代的边疆为后来中国的边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一幅极为广阔而有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传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12]这就是汉代民族研究非凡的历史贡献之所在。

二、国家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民族历史文本书写内容变化相统一

关于汉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几乎都集中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相关民族列传中。这些历史著作中对于民族历史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从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宏观角度概括出了国家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比较全面地书写了各民族系统的发展历史，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历史到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汉书·匈奴传》则记载从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开始的匈奴历史，所以关于汉武帝天汉四年以前的匈奴历史，在《汉书》当中主要是转引《史记》的相关内容，而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以后关于匈奴的历史《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以汉王朝帝王的顺序，先后有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刘婴，以及王莽新朝，汉更始帝刘玄，如果以匈奴单于的顺序，先后有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郅支单于、闰振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13]搜谐若鞮单于、车牙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乌累若鞮单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等十五位单于，并且以这十五位单于为中心，记载120余年间匈奴的发展历史与汉匈的民族关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主要内容是详细记载了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之后成为东汉王朝的一部分，南匈奴的军事力量也成为东汉王朝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还协助东汉守御北方边境，联合鲜卑、丁零、西域夹击北匈奴，成为北匈奴西迁的历史原因之一，基本结束了汉匈民族关系的矛盾冲突。因此《史记》《汉书》的《匈奴列传》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实际上就是一部匈奴通史。

与此同时，《史记》《汉书》《后汉书》还根据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之后，随之而来的疆域变化，书写了以往历史文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民族，《后汉书》的《西羌传》《乌桓鲜卑列传》中的“西羌、乌桓、鲜卑”等民族都是以往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还指出这三个民族是东汉时期多民族中国西部、北部边疆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历史贡献就是把每一个历史时期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过程当中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概括出来，例如《后汉书》的《乌桓鲜卑列传》就记载了北匈奴西迁之后，部分鲜卑从东北地区进入北方填补了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政治真空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鲜卑从此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角。

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文本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边疆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其总体趋势是多民族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边疆民族越来越多，例如东汉时期，王朝国家对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的治理与统治更加深入，众多边疆民族都纳入了郡县治理，历史上的边疆随着东汉王朝的发展成为了内地，说明了中国的边疆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历史上的边疆少数民族成了内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分布在特定的郡县之内，被相关的郡县管理，于是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出现了以郡县名称命名的少数民族族称，所以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出现的巴郡南郡蛮等民族名称就是这一个历史变化的反映。这种现象不是表明到了东汉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是说明到了东汉时期在东汉王朝的疆域内因为民族交流的增多，许多民族进一步发生着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所有的民族分化与融合现象都被历史学家记载到《后汉书》相关的民族传记当中，因此《后汉书》与《汉书》民族列传的有了大的变化，《汉书》当中的《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在《后汉书》里没有了，《后汉书》与边疆民族有关的列传是《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与《汉书》相比较，增加了《东夷列传》《南蛮列传》《西羌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这些新增加的列传实际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关于民族史研究材料的丰富程度超过了《史记》和《汉书》。上述变化说明了东汉时期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变化和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变化，反映了东汉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治更加深入，国家的疆域更加广大，疆域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这样的变化还说明了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南方农耕民族较早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居民，使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稳定地发展，和得到了较早的开发，与之相反，由于多民族中国的北部边疆常常处在民族的矛盾冲突之中，边疆的建设过程常常受到民族战争的干扰，边疆的开发建设比南方要艰难和复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趋势，是因为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的民族特性所制约的，所以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和北部边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差别的。

国家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民族历史文本书写内容变化相统一，还表现在民族历史文本书写者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作者要对文献记载的历史进行评述，阐述文献立意、评价文献的得失，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述，甚至还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传统最早在《左传》当中有“君子曰”，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太史公曰”，在班固的《汉书》当中有“赞”，在范晔的《后汉书》当中有“论曰”，这些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学当中的一种文体，被称之为赞序体。具体到相关的民族列传当中，就表达了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等等。例如《汉书·匈奴传》的“赞”里就具体表达了班固对于汉匈关系的历史观和民族观。《汉书·匈奴传》的“赞”首先对先秦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认为：“《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14]由此说明在华夏族的文化心理当中，华夏族周边的民族与华夏族是区别的，因为历史上华夏族周边的民族曾经攻击过华夏族建立的政权，所以一部分人认为“四夷”是华夏族的心腹之患，这就是班固的民族观。

《后汉书》的民族列传当中同样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的体例，在相关的列传后面以“论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例如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论》当中认为整个汉代对于边疆的治理，及王朝国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和多民族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即所谓“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15]。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虽然曾经有过暂时的矛盾冲突，有过“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但是由于王朝国家的有效治理“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边疆的少数民族仍然能够很快被平定。就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王朝国家对于边疆民族的影响渐渐扩大，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也就是说，王朝国家的影响东边到了太阳出来的地方，西边到了太阳落山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历史变化都写进了历史地理著作当中“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民族中国能够一直发展而没有中断，与多民族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有直接的关系。

三、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

从边疆民族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边疆民族因为对多民族中国王朝国家的政治制度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对汉文化为中心的主流文化有一个了解认识的过程，所以出现了暂时的“服叛难常，威泽时旷”[16]的情况，但是王朝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对边疆民族的发展给于关注，所以边疆民族对于多民族中国的认同是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而且积极要求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成员“及其化行”，不论是南方的具有“缓耳（按，即儋耳）雕脚”文化习俗的民族，还是北方游牧穴居的民族，“莫不举种尽落，回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而王朝国家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在边疆进行了各种设置，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即“其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数百万计”。就在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多民族中国内地与边疆的交流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玮宝，莫不呈表怪丽，雕被宫幄焉。又其賨幏火毳、驯禽封兽之赋，軨积于内府；夷歌巴舞、殊音异节之技，列倡于外门。岂柔服之道，必足于斯？然亦云致远者矣。”显然，由于边疆民族的贡献，国家也因此而强大，文化繁荣。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与国家发展历史中，隐含着民族融入、疆域扩大、国家内涵变化的内在逻辑，即随着多民族中国国家的发展，诸多的民族纳入王朝国家的管辖范围（具体是王朝国家在他们的分布区设置郡县），因此王朝国家的边疆扩大，与此同时，王朝国家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构成国家的相关要素变化了，即人口增加了（诸多的民族群体成为了王朝国家的臣民，也可以说是成为了国族）、疆域扩大了。也就是说，随着多民族中国王朝国家建设的深入，不断有新的民族纳入多民族中国的郡县体系，这些民族的分布区也就成为了多民族中国的边疆，所以王朝国家的边疆扩大了，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发展的一个规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边疆民族纳入多民族中国的治理、王朝国家在边疆民族分布区设置郡县、王朝国家的疆域范围扩大、多民族中国不断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民族成为中国的国族，接下来就是国家的边疆扩展，国家疆域发生变化，最后是国家的内涵也发生变化，具体变化为人口越来越多，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多样，国家控制的疆域范围也越来越广大。虽然其间有过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他们都是在这个疆域之内，而且还为下一个历史时期的更大规模的统一在进行着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质与量的积累。

四、小结

通过对《史记》《汉书》《后汉书》关于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分析，可以看到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和边疆建设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众多民族融入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内涵因此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多民族中国的边疆也因为相关民族的融入，边疆的内涵亦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还可以再次看到多民族中国是历史上已经消失和一直发展到近现代的民族所缔造的，对多民族中国国家与民族关系是不能用单一民族国家的理论来进行解释的。

　　[①]唐国军.南越模式:陆贾与汉代国家民族治理的理论奠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6）

　　[②]汪高鑫.汉代历史文化认同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

　　[③]《汉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93、194页。后来，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又调整为乐浪郡和玄菟郡。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9页。

[⑤]《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⑥]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占据在西域的匈奴日逐王投降汉朝，汉朝开始在西域设置“都护”，彻底结束了匈奴独霸西域的历史。

　　[⑦]《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8页。

　　[⑧]《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⑩]《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11]《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3317页。

　　[12]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导论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13]“若鞮”在匈奴语言当中就是“孝”的意思，这是从呼韩邪单于之后，与汉王朝的关系亲密，所以称呼单于为“若鞮”。

　　[14]《汉书·匈奴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3830页。

　　[15]以下皆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60页。

　　[16]以下皆见《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60页。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