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杨泓: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

摘要:   东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绘画颇为流行。当时被誉为“画绝”的顾恺之所绘“七贤”,流传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曾有记述,卷5并且还保存有顾恺之所作《论画》一文,其中有对东晋另一位名画家戴逵所绘“七贤”的评论:“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表明在戴、顾以前,“七贤”题材的绘画已经流行。南京西善桥墓的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拓本南京西善桥墓南壁画为嵇康等人画

  东晋时期,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绘画颇为流行。当时被誉为“画绝”的顾恺之所绘“七贤”,流传到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曾有记述,卷5并且还保存有顾恺之所作《论画》一文,其中有对东晋另一位名画家戴逵所绘“七贤”的评论:“唯嵇生一像欲佳,其余虽不妙合,以比前诸竹林之画莫能及者。”表明在戴、顾以前,“七贤”题材的绘画已经流行。

南京西善桥墓的砖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拓本

南京西善桥墓南壁画为嵇康等人画像

南京西善桥墓北壁画为荣启期等人画像

  

南京西善桥墓砖画局部:山涛

南京西善桥墓砖画局部:阮籍

  《历代名画记》所记述的东晋画家所遗作品中,还有史道硕所画的“七贤图”。东晋以后,南朝时“七贤”题材更为盛行,刘宋时名画家陆探微所绘《竹林像》和南齐画家毛惠远的《七贤藤纸图》,都曾流传后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南京、丹阳地区墓葬中发现的多幅“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大型拼镶砖画,更为这一题材绘画在南朝流行提供了实物例证,发现时间最早且保存最完整的是南京西善桥墓的砖画,它对称地嵌砌在墓室的南、北两侧壁上,每侧画面都为纵80厘米,横240厘米,每侧绘出四个人像,人像之间以树木分隔,像旁均有题名,一侧为嵇康、阮籍、山涛和王戎,另一侧为向秀、刘灵(伶)和阮咸,因只有三人故再加上先秦隐士荣启期而添为四像,以使两侧对称。

丹阳南齐大墓《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拼镶砖画局部

  

  丹阳胡桥鹤仙坳、吴家村和建山金家村发现的三座南朝大墓中发现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拼镶砖画,布局和风格大致与西善桥墓相同,仅时间略迟,但似出于同一粉本,仅在技法等细节上有些差异之处。这些砖画中除七贤和荣启期等八像外,没有其他人物的画像。大约到南齐永元年间,“七贤”画的内容有些新变化,主要是在主像侧旁加绘侍者。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和《南史·齐本纪下》,东昏侯萧宝卷永元三年(501年),建康城内宫殿失火,“北至华林,西至秘阁,三千余间皆尽”。大火之后,萧宝卷又大兴土木,重修诸殿,还别为潘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其玉寿中作飞仙帐,四面绣绮,窗间尽画神仙。又作七贤,皆以美女侍侧”。自此以后这种在七贤主像侧旁绘有侍者的构图,开始流行,并对后代有颇为深远的影响,例如流传至今的唐代画家孙位所绘《高逸图》,画出的正是“七贤”中山涛、王戎等形貌,除以树木山石相隔外,主像旁侧绘有侍者,正是承袭着永元年间初创的侧旁绘女侍的传统。

孙位《高逸图》局部

  南齐永元年间“七贤”画构图的新变化,目前还没有能从已出土的南朝文物中找到例证,但却在山东地区的北朝墓室壁画中发现了近似的构图,这确是令人感兴趣的事。1986年4月,发现了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墓的北壁壁画保存尚好,绘出立于床后的八扇屏风,不知为何其中左右各两扇屏面没有绘画,另四扇屏面均绘树下人物,多袒胸跣足坐于席上饮酒,形貌与南朝七贤拼镶砖画相同,应为“七贤”题材壁画,其中左起第四幅屏面除树下饮酒人像外,他的身后还绘出一个侍童。

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墓壁画线图

  比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墓壁画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临朐县冶源镇海浮山崔芬墓的壁画,该墓也发现于1986年4月,墓内所葬死者是东魏威烈将军、南讨大行台都军长史,卒于北齐天保元年,次年(551年)下葬。

临朐县北齐崔芬墓屏风人物图

临朐县北齐崔芬墓屏风人物图

  

  墓室壁画也绘有多扇屏风,其中有八扇屏面上绘有人像,画面构图以树木山石为衬景,树石前地上设席,主像坐于席上,姿态各异,其中一人前设书案,正执笔书写,像侧立一女侍,手执灯。另一像似作双手撑席的醉姿,身后一女侍似正为他捶背。书写者梳双丫形角髻,正与南京西善桥七贤砖画中嵇康和刘灵(伶)的发式相同。这两幅是墓壁所绘八扇屏风的第二、三两幅,从构图中主像侧后有女侍的特征看,正是受到南齐永元年间“七贤”构图变化的影响后的作品。

临朐县北齐崔芬墓墓室西壁壁画出行图

  

  除七贤屏风画以外,墓中的另一幅出行壁画也颇值得注意,那幅画绘于西壁龛额部,应是画出墓主夫妇在婢仆侍奉下出行的情景,主像褒衣博带、高冠大履,双臂舒展,广袖拂垂,其形态和构图均与传世顾恺之《洛神赋图》王者出游行列极为相似,过去所见北朝雕塑中类似这样构图的作品,都是帝后礼佛的行列,例如龙门宾阳洞和巩县石窟寺的礼佛图浮雕,但如崔芬墓这样的北朝世俗的出行图还颇罕见,所表现出的南朝绘画影响更为明显。

巩县石窟寺的礼佛图浮雕

  山东地区北朝墓壁画中显露出的与南朝绘画艺术关系密切的特征,在同时期中原地区的东魏、北齐墓中尚未见到,这确实是值得研究南北朝文化史的学者应予注意的事,它是否意味着在当时南方物质文化对北方的影响过程中,山东是一处重要的交往通道。而在这些交往中,清河崔氏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前述的临朐海浮山北朝墓的墓主崔芬,是清河东武城人,属清河崔氏重要的一支。清河崔氏另一重要的支系在东清河鄃地,其族葬墓地的一部分也已经考古发掘,在今淄博市临淄区窝托村南,1973年以来发现了十余座墓葬,其中包括撰写《十六国春秋》的崔鸿的坟墓,并有墓志出土。通过窝托村崔氏墓群出土墓志的分析,可以较清楚地排出崔鸿这一支的氏系谱,崔鸿之父敬友是北魏名臣崔光(考伯)之弟。

  崔光和清河东武城的崔亮(原名敬儒),都是由南朝来到北朝的,并都对北朝模仿南朝典章文物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早已在论述崔光时明确指出,崔光和刘芳“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模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至于崔亮,在北魏创官制时极起作用,据《魏书·崔亮传》:“高祖在洛,欲创革旧制,选置百官,谓群臣曰:‘与朕举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给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烦卿辈也。’驰驿征亮兼吏部郎。”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史实,北魏宫殿制度规划中曾起关键作用的蒋少游,与崔氏有亲戚关系,据《魏书·蒋少游传》:“始北方不悉青州蒋族,或谓少游本非人士,又少游微因工艺自达,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高允、李冲曲为体练,由少游舅氏崔光与李冲从叔衍对门婚姻也。”又据《南齐书·魏虏传》:“(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从这段文字,一方面可以看出蒋少游在北魏宫室规制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可窥知清河崔氏仍留仕南朝的人士在政治上仍起作用,并且对北方崔氏家族及有关亲戚的情况仍甚了解,或许还有着通过各种方式的联系。因此通过崔氏家族的这种特殊情况,或许使南朝的许多文化影响传达到北方,特别是这一家族的老家山东地区。山东地区北朝墓室壁画中显示出的南朝影响,特别是“七贤”画屏中主像侧后加女侍的构图,正为上述推测提供了值得注意的新线索,这是今后应深入进行探索的课题。

  (文章来源:《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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