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3年10月7日——9日，来自美国的Browyn Vincent 女士和她的朋友一行8人前来莫高窟参观访问。Browyn Vincent 女士的父母亲John B. Vincent 和 Irene Vongehr Vincent曾于1948年来到莫高窟，并在此拍下了第一份彩色照片，分别出版了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Huang和The Sacr

2013年10月7日——9日，来自美国的Browyn Vincent 女士和她的朋友一行8人前来莫高窟参观访问。Browyn Vincent 女士的父母亲John B. Vincent 和 Irene Vongehr Vincent曾于1948年来到莫高窟，并在此拍下了第一份彩色照片，分别出版了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Huang和The Sacred Oasis, Caves of the Thousand Buddhas Tun Huang（著名作家赛珍珠为其作序）。其父母亲2012年去世，为纪念她的父母，Browyn 女士特别安排了这次莫高窟之行。10月8日，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王旭东副院长在贵宾接待厅热情接待了Browyn Vincent 女士一行。期间，Browyn Vincent 女士为我们讲述了她父母来莫高窟参观考察的故事。

1948年，她的母亲Irene Vongehr Vincent女士坐在一辆卡车的车顶，辗转千余公里，一路艰难曲折,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莫高窟。她逗留了几个星期参观考察莫高窟，并拍摄了数百张黑白照片，因为她知道，石窟中这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精美壁画、塑像所蕴含的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她想用手中的相机尽可能多地记录这些石窟，并与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个人类文化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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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Browyn Vincent 女士的母亲在中国出生、长大，所以精通中文，因此也深爱着中国， 在她母亲心中及灵魂深处早已把自己当成了中国人。她的母亲说，能考察、拍摄这个灿烂的艺术宝库并且出版《Sacred Oasis》（《神圣的绿洲》）这本书是她此生最大的成就。

Browyn Vincent 女士的母亲从敦煌返回山丹，又从山丹回到了北京。Browyn Vincent 女士的父亲John B. Vincent看到这些照片后激动不已，决定亲自到莫高窟来参观考察。

Browyn Vincent 女士的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摄影师，他拍摄了莫高窟第一份彩色照片，并且出版了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Huang这本书。

Browyn Vincent 女士说：“父亲临终前让我一定要到莫高窟来参观。此次我追寻父母的足迹来到莫高窟，一方面追思、缅怀我的父母，另一方面，了却了父亲的心愿，兑现了我对父亲的承诺。走进这些我父母曾经参观过的洞窟，激动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在这里，我仿佛找到了父母的灵魂！离开莫高窟前，Browyn Vincent 女士把她父母拍摄的莫高窟照片及她母亲出版的书《神圣的绿洲》一并交给敦煌研究院，并且，Browyn Vincent 女士和她的朋友一行捐款12000人民币，希望对她们全家所热爱的莫高窟的保护尽一份绵薄之力！

来自美国的Bronwyn Vongehr Vincent女士一行自2013年10月7-9日访问莫高窟之后，她又为我们寄来了一封饱含深情的长信，详细讲述了她的家族与中国以及与敦煌莫高窟的渊源及深厚的友谊。


2013年12月3日

Bronwyn Vongehr Vincent

　　文森特家族与中国的联系： John B. 和Irene Vongehr Vincent 在中国（1940 - 1949）

　　

2013年10月，我前往敦煌莫高窟朝圣，以怀念我的父母John Benjamin 和Irene Vongehr Vincent的一段回忆， 我和我的姐姐Jamini Vincent Davies，我的丈夫Sherwin Cotler以及五个朋友一起来到敦煌。我的妹妹Sandra Junda Matson出生在中国，弟弟John E. Vincent未能与我们同行。

受我父亲的鼓励，我们开始着手进行这次期待已久的长途旅行。父亲已经于2012年1月18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最引以自豪的成就就是在1948年拍摄了第一套莫高窟彩色照片，这些照片已经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和伦敦费伯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敦煌佛教石窟壁画》，“巴慈尔格雷”撰写正文。

我的母亲Irene Vongehr Vincent女士也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在1948年丝绸之路沿线旅行的书——《神圣的绿洲》，在旅行期间，她拍摄了莫高窟的照片。千佛洞也是她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她已于1997年6月23日去世。

我的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关系可以追溯到我的外祖父Otto Edward Vongehr，他作为一名高桅帆船的职业水手载着货物从美国旧金山绕过好望角到达阿拉斯加，最终从德国历尽艰难到达中国。1910年他23岁，到达中国的天津，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直至1917年。1917年之后他去了上海一家美国公司“慎昌洋行”工作。在他到美国出差期间，他认识了我的外祖母Helen Schmidt并结了婚，之后他们定居武汉。

后来他又成立了自己的公司“The O.E. Vongehr Company”，主要出口桐油。在1937年之前的上海圆明园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公司的名字。在我的父母的催促和劝说下，1940年他和我的祖母移居到了加利福尼亚州，他和他的合作伙伴Peh Chao Low将他们的公司更名为“The Vongehr - Low China Co.”，Peh Chao Low先生继续留在中国。

在此期间，我母亲1919年在汉口出生，1920年她的妹妹Edith也在汉口出生了。她们都在中国长大，从奶妈那里学习了汉语并在庐山牯岭美国学校（Kuling American School）学习。

我母亲1936年来到美国就读于弗吉尼亚大学斯威特布莱尔学院。1939年夏天，她与我的父亲在美国的密歇根大学共同学习“东方学”课程时相识。他们从James Plumber教授那里得知敦煌的千佛洞。我父亲1937年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很有可能他早就从Langdon Warner教授那里听说过敦煌。 1937-1938年，他环游了世界包括广袤的中国大地。

我的父母亲于1940年在我父亲的家乡卡拉马祖市结婚。他们毫不犹豫地去了中国，使得我父亲见到了我的外祖父母，由于战争迫在眉睫，我的父母就说服我的外祖父母离开中国到了加利福尼亚。我的父母则在接下来的十年几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们在美联社担任新闻记者，他们为了国际红十字会的中国慈善事业搭乘着运载医疗器械的卡车去了贵阳，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几乎遍历了中国的山川大地。

然而在甘肃的山丹，他们与路易·艾黎相识并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他在1937年建立培黎学校，它是中国工业合作社运动的组成部分。我父母1948年旅行到那里时，来自培黎学校的学生们正好居住在敦煌 。

1943年，我的父母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父亲在那里的热带病医院治疗疟疾并获得康复。我的姐姐Jamini就是在那一年出生在加尔各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父亲加入到了美国中、缅、印情报局，于1943年-1945年间，在美驻中国昆明办事处工作，除此之外，他还采访了周恩来和胡志明等要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年末，我的父母在纽约团聚，他们前往卡拉马祖、密歇根与鳏居的祖母Alice Haughton Vincent生活在一起，在1947年的1月份，我出生了。他们一直在谋划着如何才能再次回到中国那个令他们日思夜想的地方。

1947年，作为美国妇女，我母亲无法办到签证，所以只好私自坐船偷渡过来。当海关官员检查时两个美国机组工作人员将她藏了起来，然后他们帮助她在上海下了船，在那里我的父亲连同我的姐姐和我又再次与母亲团聚了。

我们全家都向往着北京。1948年，母亲决定到敦煌旅行。带着父亲的祝福，母亲将我和我的姐姐托付给了保姆照顾，离开了我们。先到达兰州，然后搭乘货运汽车前往敦煌。她的这本书的题目“神圣的绿洲：千佛洞”在我们迁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之后的1951年出版了。1956年，我的弟弟也在那里出生了。

1948年底，父亲自己动身去了敦煌并拍了许多莫高窟的彩色照片，他告诉我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唯一的西方人。这些彩色照片在他的《敦煌石窟壁画》这本书中全部出版了。

1949年7月，我的妹妹在兰州出生，我们一家人在这一年末回到北京正好赶上毛泽东率领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宣布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因为1949年底美国空军突然发动战争我们全家被迫离开了中国。

我母亲非常思念家乡并对中国念念不忘。她为年轻人研究撰写了一部中国历史，但并没有公开发表。她还定期与之前的牯岭美国学校的同学聚会，因而她与中国的联系贯穿了她的一生。

1968年，我父母移居到华盛顿班布里奇岛。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我母亲非常兴奋地期待着可以以访问者的身份回到中国。她加入了美国的中国人民友谊协会并成为了这个组织首次访华的其中一员。虽然我的父母亲因为已经去过中国很多次了，但是这次她又得以再次重游她出生的地方了。在她的旅途中，母亲会定期地在当地图书馆以她随身携带的幻灯片来讲述中国。父亲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是2001年与我的姐姐一起完成的。

1984年当我与我的母亲和姐姐一起返回中国的时候，我发现我母亲其实在文化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个中国人。我们（作为当地第一个美国女性自行车之旅的成员）与被称作“女性崔克”的自行车厂商一道在内蒙古高原上骑行。我母亲从称呼中国人为“我们中国人”。无论我们骑到哪里，说普通话都让我们交到了很多朋友，帮助我们完成一次次难忘的旅行。

在我最近一次访问莫高窟期间，优秀的讲解员刘勤先生仔细研究了我母亲的书并带着我们进入到她曾经在1948年拍摄过照片的洞窟。他给我们找到母亲拍照时曾经站立的最佳的位置。站在母亲65年前曾经站立的地方，我感到百感交集，泪盈满眶。

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经历，我理解了被母亲称之为 “神秘绿洲” 的令人惊异的力量，因而它是值得作为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地而进行保护和保存的。我和我的同伴们很荣幸受到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和王旭东副院长的热情接待，并且在刘勤先生的带领下参观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而流连忘返的精美洞窟。我还要对所有促成我这次难忘经历的人表示最诚挚的感谢。之前有我的母亲，通过这此旅行，又包括我，都感到中国就是我们灵魂的一部分。

　　1948年9月，30岁的美国人艾琳·文森特（Irene Vongehr Vincent)受巴慎思1935年敦煌之行的影响，到敦煌莫高窟考察。10天里她共拍摄了照片168幅。2个月后，她的丈夫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被敦煌艺术所震撼，抵达莫高窟进行拍摄。文森特先生在莫高窟拍摄了164幅彩色照片。包括49个洞窟的彩塑和壁画，另外还有10幅外景，1幅史苇湘先生在285窟工作的照片。

　　1935年英国人巴慎思拍摄的敦煌莫高窟

　　去往甘肃 敦煌莫高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