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是1994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一条用石块摆塑起来的龙，距今已经8000年左右。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堆塑的龙距今也有6500年。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已被学术界公认的龙纹图案是铸刻在殷商青铜器、玉器上的龙纹刻划。龙纹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图案，作为传统纹饰的代表之一，倍受世人瞩目 ...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是1994年在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一条用石块摆塑起来的龙，距今已经8000年左右。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壳堆塑的龙距今也有6500年。

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已被学术界公认的龙纹图案是铸刻在殷商青铜器、玉器上的龙纹刻划。

龙纹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传统图案，作为传统纹饰的代表之一，倍受世人瞩目和喜爱，世代相传，无处不在，被广泛应用在宗教、文学、政治、艺术等各个领域。龙纹的造型特点世代相传，但随着社会环境、工艺技术、审美价值的变化，龙的造型也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中国古代的龙纹从商代到清代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到了宋代，龙纹的形象基本定型。宋以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局部刻画上的不同。宋代画龙规范化的标志就是北宋人郭若虚在其画论著作《图画见闻志》中第一次总结出了一整套画龙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

关于对龙形象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管子·卷十四》，“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烛，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到了东汉，《说文解字》又对其进行了阐述，“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时的记载更多的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龙的想象和敬畏；到了宋代，对龙的形象有了进一步的描述，南宋人罗愿在《尔雅翼·卷二八》“释龙”中对龙纹的特征进行了总结，认为形体上龙的“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为三等分；细部特征上龙“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掌似虎、爪似鹰。”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时的文字记载形象而生动，体现了这一时期人们对龙由敬畏到喜爱的感情变化，更趋于世俗化和写实。

宋代的龙纹形象定形后，龙形图案纹饰被广泛应用于陶瓷、玉器、织绣、家具、服饰、铜镜、摆件以及建筑装饰之中。

相对宋代各类饰有龙纹图案的传世工艺品的存量来看，建筑构件中的龙纹传世较少，发表的图录也不多。

开封作为北宋的都城，宋代《营造法式》的产生地和集中表现区，近年来先后在天清寺塔、东京城顺天门遗址新发现和新出土了一些宋代的龙纹雕砖和龙纹瓦当，图案清晰，刻画精细，保存较好。

一、天清寺塔塔身镶嵌的龙纹雕砖

天清寺塔位于开封市东南郊，因塔建在繁台上,又俗称繁塔。建于宋开宝七年(974年)。平面六角形,为楼阁式砖塔。现存塔形较为独特，下部为三层硕大的塔身，其上却为像个塔刹一样的九级小塔（上部六级镶嵌有佛像砖）。塔檐下有仿木构的砖雕斗栱，塔身内外嵌砌有菩萨、罗汉、乐伎等108种6925块雕砖，187块题记刻石等，堪称宋代砖雕艺术和宗教艺术的宝库（彩版一）。

彩版一：繁塔（自北向南拍摄）

龙纹雕砖主要分布在四个区域，塔身外墙面二层南墙甬道门西侧镶嵌一块、二层东北佛洞顶部中心镶嵌一块、一层塔身外墙面上部的花边条带区镶嵌103块、一层南佛洞东南墙镶嵌一块。

从龙纹的作用上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陪伴在罗汉身边的伴龙，一类是作为主题装饰图案的团龙。其中镶嵌在二层南墙外侧甬道门西侧和镶嵌在一层南佛洞东南墙的降龙罗汉砖中均饰有一条伴龙；镶嵌在二层东北佛洞顶部中心和一层外墙上部的花边条带中的龙纹雕砖，其所饰龙纹均为主题图案。

繁塔塔身二层外墙的南墙面、在甬道门的两侧分别镶嵌有5行、每行12块、共计16种造型60块罗汉雕像砖。其中甬道门西侧自上向下的第二列、自东向西的第四块为一块降龙罗汉雕砖（彩版二）。雕砖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0厘米，砖外面四周留有一圈方框，中部为一圆槽，圆槽内底部略呈弧形，槽内浅浮雕一尊盘膝坐在莲花座的罗汉，罗汉背后盘旋有一飞龙。龙首侧面向外并平伸，上颚突出并前探，下颚有须并朝斜下方下垂，眼睛突出并前视，颈部较细，身体扭曲盘旋，尾部渐细并卷曲。整体上，龙头侧面，嘴部较长，鬣发后飘，身体上刻画鳞纹和菱形纹，形态温顺，以爪抚罗汉肩，呈现出友善相处的形象。据张煜佳考证，开封繁塔佛像砖中刻画的降龙罗汉，应该是目前知道的最早的这一题材形象。

彩版二：塔身外墙面二层南墙甬道门西侧的罗汉雕砖

繁塔一层南佛洞平面呈六边形，穹隆顶。其中南墙敞开为门道，其他五面墙均嵌满了罗汉雕砖。每面墙上的罗汉雕砖个数相同，均为上下11行、左右11列，共计121块。其中东南墙上镶嵌的自下向上第二行、自南向北第五块罗汉雕像，亦为降龙罗汉，但面貌漫漶，仅能辨出外形，整体保存较差。从画面布局、塑造形象和刻画手法上看，与繁塔塔身外墙面二层南墙甬道门西侧镶嵌的降龙罗汉雕砖完全一样。

繁塔二层东北佛洞顶部中心镶嵌有一块浅浮雕龙纹雕砖（彩版三），雕砖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5厘米，中部浅浮雕一团龙。龙身盘旋呈圆形，龙头向内，只刻画出龙头侧面，头顶有两犄角，龙发后飘，张嘴吐舌，嘴角与眼角基本平齐，上颚较长，下颚有须。颈部稍细，扭曲；身体绕成环形，尾部较细且盘绕着后肢；全身布满鳞纹；四肢强壮，关节处雕有毛发，爪为四趾；龙身盘绕的环内空白处有三朵云纹。

彩版三：二层东北佛洞顶部的龙纹雕砖

繁塔一层塔身外墙面上部环绕一圈花边条带区（彩版四）。六面墙上部花边条带的构图完全一样，均是由17块龙纹雕砖和17块凤纹雕砖交替镶嵌组成（只有西北面墙上的花边由18块龙纹雕砖和17块凤纹雕砖组成）。这种用一龙一凤雕砖组成的装饰花边在古代同类建筑上甚是罕见。六面墙上镶嵌的103块龙纹雕砖大小、纹饰完全一样，应是模制而成（彩版五）。以一层东壁花边区中保存较好的一块龙纹雕砖为例，雕砖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0厘米。砖面中部浅浮雕一团龙，龙身盘旋呈圆形，龙头向内，只刻画出龙头侧面。从图案的布局到对龙头、龙身、龙尾及云纹的刻画，一层外壁上部的这103块龙纹雕砖和二层东北佛洞顶部镶嵌的龙纹雕砖完全一样。

彩版四：一层塔身外墙面上部装饰的花边

彩版五：一层东壁花边中的龙纹雕砖

从整体上看，繁塔上镶嵌的佛像砖和龙凤纹砖，均在正方形的砖面中部浅浮雕图案，其图案中相同内容的雕刻方法也完全相同，都是用雕刻好的印模压印而成。但同时，在这些雕砖的砖面上也有一些清晰可见的指纹痕迹和手工操作的雕刻痕迹，这表明这些雕砖在用印模压制后，又经过了细密的手工操作。就整个制作过程而言，它们应是塑制而成。

二、北宋东京城顺天门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

顺天门是北宋东京城外城西墙的正门，平面呈长方形，是一座规模宏大瓮城。在瓮城广场内，以主城门中门道为轴线，南北对称，各分布一座高台建筑。在北部高台建筑的北侧清理出大量的宋代建筑构件，其中出土有较多的瓦当。

这些瓦当多为残片，纹饰以龙纹、兽面纹、花卉纹等为主。其中标本编号为KDST1016H118:17的龙纹瓦当保存相对完整（彩版六），圆形，直径15.3厘米，厚3厘米，重619克。泥质灰陶，宽平缘，当面凸起，饰龙纹。龙张嘴吐舌，头部鬣发后飘，身体盘曲，呈腾跃状，尾部与后肢穿插并弯曲，三肢肘部有毛，每爪有三趾。当面上在龙纹空隙处，不均匀分布有5个小圆孔，孔径8厘米左右。背面有明显的与筒瓦接连痕迹。

彩版六：顺天门遗址出土的龙纹瓦当

这枚龙纹瓦当与同期其他遗址中出土的瓦当比较，当面上多出了5个小圆孔。

这种当面附有钻孔的做法与古代椽当类似。椽当在整体造型上，形如瓦当，但当背平滑，无筒瓦相连，当面中心或中心稍偏处钻有一孔，以便钉附于木质椽头上。两相比较，这枚瓦当的钻孔数量较多。同时，这枚瓦当背后有明显连接筒瓦的断裂痕迹，这与椽当又存在不同之处。

综上所述，这枚瓦当或许有特别的用途，亦或被二次改用为椽当？值得进一步深究。

从这些雕砖和瓦当中可以看出宋代建筑构件中龙纹的特征。宋代建筑构件中的龙纹多为侧面，张嘴吐舌，上唇较长，鬣发后飘，脖颈较细，身体盘曲多饰鳞纹，尾部变细，四肢强壮且有肘毛，多为三爪或四爪。龙身周围多伴有如意云纹，整体给人一种体态灵健，攀升飞跃，洒脱自如之感。

宋代的龙纹既有程序化的趋势，也有艺术化的张力。

程序化主要表现在宋代龙纹虽有不同地域、风格的差异，但龙纹形象已经相当统一了。在《图画见闻志》这样明确的理论影响下，龙的“四肢、五官”都确定下来，已经完全成为龙的模样而不再是别的动物的翻版。至此我国龙纹的造型基本定型，后世不再有较大的变化。

艺术的张力主要来源于宋代的艺术环境。宋代是一个崇尚艺术的朝代，龙纹也不例外，其完全被纳入艺术的轨道，由早期龙纹的宗教概念、宗法代表转为审美概念和艺术概念。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宋代的龙纹，摆脱了封建宗法的桎梏，艺术形象得到极大的扩张，形态艺术化、纹饰图案化的色彩更加浓厚。

　　文中繁塔及繁塔龙纹建筑构件的图片由宋喜信先生和张小建先生提供，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