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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NDIA | 唤醒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一)

摘要: “丝绸之路” 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进行长距离贸易的交通古道,也是人类历史上线路式文明交流的脐带,与世界历史发展主轴密切相关。根据一个世纪来中国疆域内出土的考古文物,叙述了历史文物的新收获、新资料,唤醒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人们可以从各类文物中体悟古代东西交通的交流,也从不同角度关注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播。驿站网络畅通,商人积 ...

作者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聘教授,《丝路艺术》编委

“丝绸之路” 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进行长距离贸易的交通古道,也是人类历史上线路式文明交流的脐带,与世界历史发展主轴密切相关。根据一个世纪来中国疆域内出土的考古文物,叙述了历史文物的新收获、新资料,唤醒了中国境内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人们可以从各类文物中体悟古代东西交通的交流,也从不同角度关注两千多年来的文化传播。驿站网络畅通,商人积极贩运,商品种类丰富,宗教信仰传入,移民聚落增多,互通婚姻融化。最初的商业之路早已变成了各民族文明延伸的长廊,经过碰撞、交锋最后走向包容、融合,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得到了全世界对它的肯定。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之间进行长距离贸易的交通古道,也是人类历史上线路式文明交流的脐带,与世界历史发展主轴密切相关,它横跨欧亚大陆东西万里,犹如一条大动脉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以及中亚和中古时代诸多文明联系在一起,沟通了欧亚大陆上草原游牧民族与农业定居民族的交流,促成了多元文化的文明史发展。

丝绸之路的起点,一直众说纷纭,争执不休。笔者始终不赞成“满天星斗多个起点”的观点,那样会造成无中心的认识混乱【1】,引起国际学术界质疑。历史文献开宗明义指出长安是通往西域的起点,唐代诗人元稹《西凉伎》写道“开远门前万里堠,今韦蹙到行原州”。唐人《明皇杂录》说“天宝中,承平岁久,自开远门至藩界一万二千里,居人满野,桑麻如织”。《南部新书》‘‘平时开远门外立堠,云西去安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戍人不畏万里之行”【2】。《资治通鉴》记载唐天宝“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开远门外烽堠是唐长安具体起点,安西大都护府在龟兹,这是载入史册的。洛阳、邺城、大同以及韩国庆州和日本奈良、京都等都是延伸点,它们在一个王朝或某一时段成为中外交往的终点、起点或中转点,但作为丝路消费大城市远不能和长安相比,尽管西方的奢侈品到达长安后,其中一部分还会分销或赐予各地,造成全国风行的印象,实际上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文物最多的还是长安。

在另一端最符合丝绸之路终点条件的城市是罗马。罗马帝国不仅有覆盖欧亚非的驿道网与波斯帝国交通网连成一体,而且只有在强大繁荣的罗马才能为丝绸找到足够的市场和最大的主顾。罗马有专门销售丝绸的多斯克斯市场(VicusTuscus)。公元前46年,凯撒将丝绸幕帘置于罗马剧场坐席上使观众免遭阳光暴晒。此后罗马人纷纷以穿丝绸为时髦,而女人们穿着轻薄柔软十分贴身又凸显肌肤的衣服更体现华贵,丝绸成为罗马显示身份的一种表现。2世纪后,丝绸也受到罗马平民的喜爱,罗马帝国对中国丝绸需求量越来越大【3】,丝织品成为中国与罗马相互交往的桥梁。

根据近年考古新收获,中西古道沟通的东西方交流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是由于当时贸易路线非常不稳定,民族部落之间的争斗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变迁又非常频繁,所以东西方交往时隐时现。甘肃灵台白草坡西周墓葬、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时期古墓群均出土一些玻璃制品以及西亚风格的金银物品,证明早在公元前300年双方就有了接触。而公元前8世纪的斯基泰文化中的马具、武器和动物纹已在欧亚草原上广泛流传,公元前4世纪又与西戎贸易商道交往,从而留下许多异域外来的遗物,包括戴尖顶帽的胡人形象【4】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促进了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互信与交往,他是第一个代表国家出使的使节,将原来不稳定的民间贸易路线定型成为政府官方积极利用的外交大通道。此后在汉晋隋唐之间,它成为承载着贯通中西物质和文化交流的古道。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首次将其冠名为“丝绸之路”,德国东亚史专家赫尔曼与其他汉学家又进一步阐发,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容;一个世纪来考古文物的不断出土,确立了国家对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并得到了全世界对它在历史长河里作用的肯定。

一 商道与驿站

丝绸之路首先关注的是线路问题,古代交通线路最重要的标志是驿站,横跨欧亚大陆的线路历经2000多年的变化已成为研究盲区。但是具有档案性质的简牍提供了汉代烽燧、驿站的资料。1974年出土的甘肃居延里程简和1990年出土的悬泉汉简,列出34个地名,分别记录了7个路段所经过的县、置之间的驿站里程【5】,清晰地描述了长安到敦煌的主干道路线与走向。从而使人们知道,中国境内分为官方控制的主线与遭遇战乱或政权更迭时使用的辅线,主线从长安出发沿泾河河道到固原,通过靖远、景泰、武威到张掖、酒泉、敦煌;辅线则是从长安出发沿渭河河道经宝鸡、天水、临洮进入青海,最后从索尔果到若羌,并可经青海扁都口到张掖。

敦煌悬泉置位于河西走廊西端,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的国家驿站与邮驿枢纽(图1),其遗址出土了35000多枚简牍文书,记载驿站内常驻400余人,官吏82人,常备驿马120匹左右和车50余辆,日接待过往使节、商队1000余人。悬泉驿站从西汉昭帝时使用到魏晋时被废弃,前后使用了400多年。唐代时又重新使用直到宋代彻底荒废。悬泉出土汉简保留了300多条与西域各国往来的记录,涉及楼兰(鄯善)、于阗、大宛、疏勒、乌孙、龟兹、车师等24国,尤其是与宾、康居、大月氏、乌弋山离、祭越、均耆、披垣等中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丝绸之路上邮驿特殊见证的新材料【6】

图1 甘肃敦煌西汉悬泉置遗址

甘肃玉门关遗址、锁阳城遗址都出土了与丝绸之路商贸活动关联的文物。北宋《南部新书》乙卷记录有唐代“西蕃诸国通唐使处,置铜鱼雄雌相合十二只,皆铭其国名第一至十二,雄者留内,雌者付本国”。外国境界“蕃中飞鸟使,中国之驿骑也”。由于胡商沿着丝绸之路驿站往来不断,唐代长安附近滋水驿(长乐驿之东)大厅西壁上专门画有胡人头像,唐睿宗未即位时路过驿站题诗“唤出眼何用苦深藏,缩却鼻何畏不闻香“【7】,调侃胡人深目高鼻的怪异容貌。2005年发现的洛阳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壁画墓,一组大型胡人牵驼载物匆匆赶路图,【8】再次证实了当时驿道繁忙景象(图2)。

图2 神龙二年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墓西壁


新疆托克逊县阿拉沟被发掘的唐代烽燧遗址,出土文书记载烽、铺、镇、所、折冲府以及戍守将士姓名,反映当时唐军一整套戍守系统能有效地控制与管理,保障了东西交通路线的畅通。隋唐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繁荣为中外商贸主轴线提供了稳定环境,形成了敦煌至拂菻、西海(地中海)的北道,敦煌至波斯湾的中道,敦煌至婆罗门海(印度洋)的南道,比勘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的呼罗珊大道,甚至能将唐朝安西(库车)至阿拔斯首都巴格达的路程一站站计算出来。文献与文物的互证,充分说明古代东西方由道路、驿站、绿洲城邦构成的交流网络一直延绵不断。


二 商人与贡使

中亚绿洲的粟特人是活跃在丝绸之路上最显著的商人,他们以“善贾”闻名,被誉为“亚洲内陆的腓尼基人”。粟特人半农半牧,很早就活动在东西贸易交通线上。由于汉代重农抑商,魏晋至隋唐之间又制约一些汉地商品随意输出,包括各种精致的丝织品又不得度边关贸易,所以被称为“兴胡”“兴生胡”的粟特人就成为转贩买卖的商人【9】,起到了操纵着国际贸易的中介作用。

被古人称为“华戎交会”的敦煌,至迟在4世纪初,就有来自康国的千人左右规模的商人及其眷属、奴仆。《后汉书·孔奋传》说“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曰四合”。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部古烽燧下发现的粟特语古信札,断代为4世纪初期,其中数封信内容是粟特商人从敦煌、姑臧(武威)向故国撒马尔罕(康国)与布哈拉(安国)汇报经商的艰难情况【10】,并提到了黄金、麝香、胡椒、亚麻、羊毛织物等等商品。

汉唐时期商胡贩客的贡使化,是当时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粟特、波斯等国胡商通过“贡献”礼品实现“赐予”的商品转化,他们结成商侣积聚远至拂菻的珍宝,然后络绎不绝冒充“贡使”进人中国。《魏书·西域传》记载5世纪中期粟特“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唐初玄奘《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说“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吐鲁番出土文书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康国兴生胡康乌破延”在西州卖驼的市契,以及另一兴生胡康纥槎等向西州申请“将家口入京”的过所案卷。《大唐西域记》卷一记载碎叶(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诸国商胡杂居”的商队城市,西域商胡在此积聚珍宝转运各地。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都证明武威、高昌、库车、碎叶都是当时入贡的必经重镇。

《洛阳伽兰记》卷三城南宣阳门条:“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近天地之区已”。商人都是成群结队行止同步,《周书·吐谷浑传》记载魏废帝二年(公元533年)北齐与吐谷浑通使贸易,遭到凉州刺史史宁觇袭击,一次俘获“其仆射乞伏触板,将军翟潘密,商胡240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絹以万计”。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一批人数达400人的毕国商人从中国负货归来被大食督抚赦免。敦煌第45窟唐代观音普门品壁画描绘的“商胡遇盗”,以及胡商膜拜菩萨图(图3a),都具有以图证史的价值。北朝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背嚢负包的胡商陶俑很多,但都是个体贩客。尤其是近年来出土人华粟特人墓葬,山东青州北齐傅家、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北周安伽墓、史君墓、登封安备墓等石棺浮雕画,描绘了当时商人成群结队、骆驼载物的往来场景(图3b),给人们提供了粟特商队首领“萨保”活动的形象材料【11】


( a ) 新疆吐鲁番柏孜克里克20号洞窟胡商供奉菩萨图

(b)西安北周安伽墓中野宴商旅图

图3 胡商商队图案


令人疑惑的是,4世纪到5世纪整个粟特本土艺术未见商人题材,甚至没有一个表现商旅驼队的文物出土,而在中国境内发现这么多粟特商队图案,充分说明中古时期粟特商人对丝绸之路的贸易控制。

运输与工具

首先是良马。汉唐之间引进西域良马是当时统治者倍感兴趣的动机,汉朝打败匈奴需要大宛汗血马作为种马配备军队,汉武帝更喜欢“西极天马”作为自己骑乘宝驹;唐朝反击突厥亦需要大量西域优种骏马装备骑兵,从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到唐玄宗的“照夜白”,无不是最高统治者喜爱的坐骑【12】。所以仿造良种骏马形象的陶马、三彩马在出土文物中大量出现,栩栩如生,胡人马夫手牵马匹侍立几乎固化为模式,成为陵墓中陪葬的重要艺术品(图4)。唐代绘画中的骏马嘶鸣欲动,西域于阗的“五花马”常常是画匠们表现的题材。可以说,丝绸之路与“良马之路”紧密相连,绢马贸易甚至是中唐之后长安中央政府与回鹘汗庭之间的经济生命线。

图4 1931年洛阳出土唐代三彩牵马俑


其次是骆驼。骆驼是丝绸之路这遥远路途上负载重物的运输工具,也是穿越茫茫沙漠戈壁的主力之舟,驼帮由各色人物组成,既有贵人也有奴婢,既有使节也有商人,他们在东西交通线上源源不断地来回奔波。汉代墓葬出土的不同材质的骆驼艺术品还是少量的,从北朝到隋唐的骆驼造型艺术品则是大量的,不仅有陶骆驼、三彩釉骆驼,还有冶铸的金属骆驼。骆驼的驮载物往往是东西方商品的缩影(图5),主要有驼囊货包、丝捆、长颈瓶、金银盘、水囊、钱袋、织物、毡毯、帐篷支架以及干肉等,在驼背上还驮有活的小狗、猴子,悬挂着死了的兔子、野鸡等,最典型的特征是以一束丝作为驼队运载的标志,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商人外出经商时商品丰富的情景【13】。至于骆驼背上还有琵琶乐器及胡汉乐队的出现,吹奏演唱,虽有夸张,但还是漫漫路途上商人们边行边娱的生活写照。



图5 唐代骆驼牵驼俑(1948年长安裴氏小娘子墓出土)

丝绸与织物

丝绸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物品,公元前1世纪至8世纪形成了从丝绸产地中国到消费地罗马的跨文明独特链条,公元2世纪以前罗马人衣料主要是羊毛和亚麻,所以织物毛粗麻硬,而中国丝绸轻柔飘逸、色泽多样,就作为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成为至尊之物,也成为贸易首选之物。20世纪40年代在俄罗斯戈尔诺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地发现的战国凤纹刺绣,说明早在秦汉之前丝绸就传至外国。在罗马东方行省帕尔米拉和罗马克里米亚也出土发现汉绮,据说公元前6世纪欧洲哈尔斯塔文化凯尔特人的墓葬就发现有中国丝绸【14】。希腊公元前5世纪雅典神庙命运女神像也都穿有蚕丝衣料,所以西方学者大胆推测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丝绸就通过中亚流入了希腊。

汉唐时期纺织品发现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青海、陕西、内蒙等境内。在吐鲁番出土的庸调布或绢,上面写明来自中原地区州县,布绢纱绫罗锦绮縑等等反映了中原有规模的织作、色染,以及官营作坊生产。从魏晋到隋唐几百年间,产品有大小博山、大小茱萸、大小交龙、大小明光、凤凰锦、朱雀锦、韬纹锦等,随着丝绸之路大量贸易的发展,异域的外来影响也极大改变了内地的艺术风格,出土的毛织物明显带有西方题材的图案。高昌时期的双兽对鸟纹锦、瑞兽纹锦、对狮纹锦、鸟兽树木纹锦、胡王牵驼锦等各种图案新颖、色彩绚丽。唐西州时期的绿纱地狩猎纹缬、狩猎印花絹、联珠戴胜鹿纹锦等精致织品,皆是精彩纷呈,不仅显示了当时纺织技术的高超水平,而且联珠纹、猪头纹、孔雀、狮子、骆驼、翼马、胡商、骑士等西亚织造纹样栩栩如生,胡人对饮、对舞、对戏的图案极为生动(图6),反映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影响【15】


(a) 964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十八号墓出土联珠胡王锦

(b) 新疆出土对羊织物

图6 胡商队织品图案


在丝绸之路“青海路”“吐谷浑道”上,都兰吐蕃墓出土北朝至中唐的丝绸品种非常丰富,既有占总数85%中国产的织金锦、花綾、素綾等,又有占14%的中亚、西亚织锦,独具异域风格的粟特锦和波斯锦图案精美,并有一件8世纪中古波斯钵罗婆文字锦【16】。尤其是红地簇四珠日神锦,是中国境内所出日神锦中最典型的希腊题材,太阳神赫利奥斯驾驭6匹带翼神马驾车于空中奔驰,联珠纹又有萨珊波斯风格,还带有中国文字“吉”“昌”,证明是中国产地综合了各种文化因素的纹样锦【17】


注释:

【1】葛承雍.谈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J].华夏文化,1995(1): 41—43 .
【2】钱易.南部新书(己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90.
【3】杨共乐.古代罗马与中国的交往[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64—66.
【4】王辉.甘肃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胡人’形象[J].考古与文物,2013 (6):59—68.
【5】中华书局.居延汉简·甲渠候关[M].北京:中华书局,1994:174—389.
【6】 张德芳,胡平生.敦煌悬泉汉简释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78.
【7】钱易.南部新书(戊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2:72.
【8】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古代墓葬壁画:下卷[M].洛阳: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13—23.
【9】 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1998:36.
【10】 辛姆斯·威廉姆斯.粟特文古信札新刊本的进展[M]//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72.
【11】荣新江.萨保与萨薄:佛教石窟壁画中的粟特商队首领[M]//荣新江,华澜,张志清.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49.
【12】荣新江.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与粟特文化[M]//郑培凯.西域中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9:75.
【13】葛承雍.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M]//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北京:中华书局,2006:158.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王娄睿墓[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1.
【15】林梅村.丝绸之路十五讲[M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10.
【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丝绸之路:汉唐织物[M],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北京:文物出版社,1972:55.
【17】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发掘和研究[C]//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大坂经济法科大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9.


摘自《中国疆域内所见的丝绸之路(1)》


原刊于《遗产与保护研究》2016年第1期


经作者授权转载,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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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承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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