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上，随着商人、僧侣增多，传入中国的宗教分不同时期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1989年，在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法敕铭文，证明阿育王时代佛教传教线路已经向中亚延伸，最早信仰佛教的西域胡人与印度南亚接壤，他们为主导奉佛向外传播，东渐传入中原后也是以胡族为僧侣。20世纪20年代，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佉卢文（贵霜帝国官方文字，被 ...

作者葛承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聘教授，《丝路艺术》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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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NDIA | 唤醒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一）

SERINDIA | 唤醒丝绸之路的鲜活记忆（二）

八 宗教与传播

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上，随着商人、僧侣增多，传入中国的宗教分不同时期有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1989年，在阿富汗发现的阿育王法敕铭文，证明阿育王时代佛教传教线路已经向中亚延伸，最早信仰佛教的西域胡人与印度南亚接壤，他们为主导奉佛向外传播，东渐传入中原后也是以胡族为僧侣。20世纪20年代，汉魏故城遗址出土的佉卢文（贵霜帝国官方文字，被定名为犍陀罗语）题记井阑石，铭刻的题记记载着公元179至190年东汉末期佛教僧团在洛阳聚集受人敬重的情景。

1907年，敦煌出土粟特文信札第2号记录了西晋末年“有一百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贵族，现居黎阳（今河南浚县），他们远离家乡，孤独在外。在□有四十二人”。虽然不知是否为胡商，但聚落以西域礼俗会使奉佛胡人建立佛寺。梁释僧祐《弘明集》卷十二记载晋人不奉佛事，“沙门徒众，皆是诸胡”。所以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在胡人聚居的市邑，高僧沙门也是外国人，而且他们与商人阶层存在深刻联系[28-29]。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国境内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诸多石窟与寺院遗址（图14），深刻反映了南亚、中亚宗教文化的印痕。

（a）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

（b）新疆库车库木土拉穹窿顶，南北朝菩萨群像

图14 丝路新疆沿途的佛教遗迹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东部创立的善恶二元论宗教，后被定为波斯国教，传入中国称为祆教。4世纪以后随着入华粟特人增多和汉化，北魏时祆教已经在中土流传，北齐时在各地设置“萨甫”官职管理祆教祭祀等活动。敦煌唐写本残卷《沙州伊州地志》记载了当地祆教绘有壁画的寺庙。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史君墓，山西太原发现的隋虞弘墓[30]，以及河南登封发现的隋安备墓[31]，都以浅浮雕刻绘了火坛以及人头鸟身祭司点燃圣火的祭祀场景（图15）。

图15 西安北周史君墓人身鹰足祭司像

公元5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境内形成的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于431年在以弗所会议上被斥为异端后流亡波斯，贞观九年（635年）经中亚传入唐长安，初称大秦教或波斯教，后称为景教。

20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文书中有汉文景教经典和10世纪前基督画像，吐鲁番也发现有叙利亚语、婆罗钵语（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突厥语的福音书，景教寺院还残存有宗教壁画。除了最著名的建中二年（781年）立于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2006年又在洛阳发现了镌刻十字架和景教经典的石头经幢[32]（图16）。

图16 洛阳景教经幢正面浮雕

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创始的摩尼教，糅合了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几种教说。武周延载元年（694）摩尼教正式传入中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摩尼教大量遗址遗物先后在吐鲁番、敦煌以及欧亚其他地区出土。柏林博物馆收藏的8—9世纪高昌回鹘旧址壁画残片和残卷插图，显示了摩尼教善于借用各种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教义，尤其是用日月象征其追求的光明王国，用戴着装饰华丽高帽的摩尼像作为信众顶礼膜拜的宣传画，这些都是透视摩尼教传播的证据。1981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发掘出用粟特文写成的摩尼教经典写本[33]，其中精美插图已被国际学术界认定为重要史料（图17）。

　　图17 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与文物

从波斯传入的“三夷教”也曾在中国流传[34]，虽经唐朝廷打击突然消失，但在中亚西域及各地仍存活演变，其残迹遗痕和各种语言文献的补正，使我们了解中西文化交流中宗教影响之大，确是人类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九 语言与文书

百余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用各种不同语言和文字书写的文献，记录了各种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的相遇交流，使古代世界能通过语言信息互相联系，仅就从目前吐鲁番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至少使用过18种文字、25种语言，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在丝路上汇聚交融。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考古探险家在新疆发现吐火罗语与婆罗米文的使用约为公元400年以前至公元1000年，从宗教文学作品到世俗文书中，均涉及种种史地难题。公元4—10世纪的于阗语文献，证实了说东伊朗语的塞人部族曾在和田绿洲定居，并建立了于阗王国。公元2—5世纪时，用佉卢文书写的俗语成为鄯善国的官方语言，和田、尼雅、楼兰、巴楚、库车、吐鲁番等古遗址都发现有佉卢文写本及残片[35]。

自汉代以来，新疆历代长期使用汉语，现存大量汉语文书、经卷、碑铭等均为物证，还有汉语与其他语文合璧的文书，证明语言的双向交流绝非虚言。公元7—8世纪吐蕃一度统治西域，大批藏文纸本文书存世，若羌、和田还有数量颇多的吐蕃简牍出土。说突厥语的回鹘人从9世纪中期分3支从蒙古高原西迁进入新疆，建立的高昌回鹘王国（约850—1250年）留下了很多回鹘语文的书面文献，不仅说明回鹘文成为当时西域广泛通行的语言之一，而且可知回鹘人当时掌握有多种语言文字。11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喀喇汗上层流行阿拉伯文，为了减少民间使用的障碍，于是采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回鹘语，形成维吾尔文为当地居民使用。

有些外来的语言曾在丝绸之路风行一时，西域寺院佛教经典多使用的属印度—雅利安语的梵语。往来于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邦的粟特人，他们以经商为主，留下了属东伊朗语的粟特语文献，包括信件往来以及佛教、景教、摩尼教内容的文书。在高昌古遗址出土不少中古波斯语（钵罗婆语）和安息帕提亚语（Parthian）文书，以摩尼教文献为主（图18）。用希腊字母书写的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大夏语）文献也有发现。被称为“基督教图书馆”的近千件景教文献在吐鲁番盆地的葡萄沟出土，使用了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叙利亚语等。甚至以希伯来文字书写波斯语的文献也有发现[36]。最近克孜尔石窟发现的古代龟兹语韵文题记，有被视为短诗的文学作品。所以，中古时期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商人、僧侣、居民、武士等人物面临着语言信息接触的多种影响，是研究多语言古代文献的宝贵文化遗产。

　　图18 新疆高昌出土摩尼教书籍扉页（公元9—10世纪）

十 艺术与歌舞

丝绸之路上各种艺术互为交汇，门类繁多，一个世纪前由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揭开的考古大发现，掠走了众多艺术珍品，涉及石雕、彩陶、金银铜器、壁画、泥塑、木雕、木版画等，因而在海内外引起轰动。随着中国学者对西域艺术研究的推动，察吾呼史前彩陶，康家石门子岩画、草原动物纹样、尼雅木雕艺术造型、草原突厥石人与鹿石、龟兹乐舞舍利盒等等出土文物都有了深入的探讨[37]。

宗教石窟以佛教壁画、彩塑为代表，既有犍陀罗的希腊风，也有世俗的汉风，“梵相胡式”和“西域样式”深受外来艺术影响，于阗、龟兹、高昌、北庭、敦煌、麦积山、龙门等主要石窟寺院都留下了珍贵艺术遗产，从汉代到唐代壁画的“游丝描”“铁线描”层出不穷，飞天的创新更是成为天国的景象。即使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洞窟营建也有各国王子举哀图，反映了粟特文化在丝路重镇敦煌的流行[38]。汉魏隋唐的墓葬壁画随着近年的不断出土，已是异军突起的艺术研究领域，著名的韦贵妃“胡人献马图”、章怀太子“蕃客使节图”、懿德太子“驯豹架鹰图”[39]，以及“胡汉打马球图”“胡人乐舞图”等都是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杰作（图19）。太原北齐娄睿墓出土壁画“商旅驼运图”、洛阳唐墓“胡商驼队图”都是丝绸之路上的真实记录。

图19 唐三彩骆驼载舞俑

（1957年西安出图鲜于庭诲墓）

　　

张骞通西域后，沿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杂技幻人开辟了新的世界，史书记载了眩人、幻人表演的西域各种幻术，《魏略·西戎传》记录：大秦国“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河南新野和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砖上都有高鼻深目戴尖顶帽的胡人口吐火焰的形象。甘肃庆城唐穆泰墓出土的胡人杂戏俑，清晰地展现了当时的外来艺人表演状况[40]。

西域乐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汉代传入的《摩诃兜勒》和“胡角横吹”促进汉乐府更造新声，隋唐“胡乐新声”越发融会，不仅有白明达、康昆仑、曹妙达、安叱奴、米嘉荣等昭武九姓世代乐工，而且最著名的龟兹乐从4世纪晚期传入后凉、北魏后，在北方各地广泛流行。隋代九部乐中有五部属于西域乐，唐代10部乐中天竺、西凉、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等占了7部，苏摩遮、狮子舞、胡腾舞、胡旋舞等西域舞蹈异常流行。敦煌壁画中有大量乐舞伎艺术形象[41]。宁夏出土的胡旋舞门石，西安出土胡旋舞壁画，都从图像、遗物、诗歌几个角度印证了丝绸之路上曾流行的乐舞文化。

十一 天文与医学

天文算学是丝绸之路上传入中国最重要的科技成果之一，唐代历法深受天竺瞿昙、矩摩罗、迦叶3家的影响，印度天文学家瞿昙罗、瞿昙悉达、瞿昙撰世代曾任司天监太史令，在唐司天台工作一百多年。唐朝几度修历基本不脱离印度天文历法，瞿昙罗于唐高宗时进《经纬历法》9卷，武则天时又作《光宅历》。特别是开元九年（718）瞿昙悉达译出《九执历》（九曜历），对唐代以及后世天文历算影响深远[42]。《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印度天文类《婆罗门天文经》等，以及历算类《婆罗门算法》等甚至影响到民间占星术，胡名、波斯名、梵名的混合使用，反映了天文历算交流的广阔与深度。

1970年西安何家村出土的唐代窖藏中，有丹砂、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琥珀、颇黎（玻璃）、金屑、密陀僧、珊瑚等9种医药，多与贵族养生有关，但其中的舶来品说明当时外来药物的传入与流行[43]。据美国学者谢弗研究，中古时代外来药物在中国大量出现，例如，印度传入的质汗药、乾陀木皮、郁金等，拂菻传入的底也迦，西亚传入的胡桐树脂、安息香等，波斯传入的芦荟、皂荚、胡黄连等，阿拉伯传入的没药、乳香、阿勃参等[44]。因而唐朝出现郑虔的《胡本草》、李珣的《海药本草》、印度的《龙树菩萨药方》《婆罗门药方》等专门介绍外来医药的著作，对隋唐“药王”孙思邈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当时“胡方”的流传东渐成为一种传奇[45]。

外来医学中最著名的还有眼科医术，杜环《经行记》记录大秦医生善医眼疾。唐高宗晚年“目不能视”，给他医治眼疾的秦鹤鸣就是来自大秦的景教医师[46]。《全唐文》卷七〇三记载太和四年（830年），南诏权臣嵯颠大掠成都，掠走工匠八十人，其中有“眼医大秦僧一人”。给唐玄宗兄李宪疗疾的僧崇一，为鉴真和尚治疗眼疾的“胡医”，都是外来医生。印度的外科手术治疗在5世纪时已经相当成熟，眼科学《龙树眼论》译介传入中国，图书介绍了722种医治眼疾的方法，对唐代《治目方》影响很大，唐诗中有不少反映印度以金篦术治疗白内障的赞美诗句，白居易的《眼病》、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僧》等都印证了印度医师在华活动的行迹。

十二 动物与植物

　　

丝绸之路上外来贡品五光十色，有的虽不算商品贸易，但“异方宝货”引人注目。史书记载中亚诸国多次进贡狮子、名马、骆驼、名犬、鸵鸟、猎豹等珍禽异兽，反映了特殊贡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汉唐之际狩猎广泛流行于上层贵族阶级，是身份、地位和荣誉的象征，驱使鹰隼、猎豹、猞猁等驯化动物帮助贵族狩猎成为一项重要活动（图20）。从西安金乡县主墓出土的整套陶俑中可以看到胡人猎师携带猎豹、手举猎隼的形象[47]。张广达先生提供了唐代贵族使用中亚引入猎豹的文化传播实例[48]。《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唐武德七年（624年）高昌王麴文泰贡献一对高6寸、长尺余的小狗，“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这种聪慧可爱的拂菻狗曾经是希腊妓女和罗马贵妇的宠物，引入唐朝后也备受王公贵妇宠爱。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唐代高昌古墓出土的黑色拂菻狗残画，描绘了两个孩童抱狗嬉戏的场景。传世的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也描绘了拂菻狗在升平气象下“拂地行”的形象。蔡鸿生先生的《哈巴狗源流》解读了这种西域引进新物种的演变[49]。

图20 骑马狩猎俑

（唐金乡县主墓1991年西安东郊新筑乡出土）

沿丝绸之路传来的外来植物中，肉桂、胡椒、苜蓿、安石榴等奇花异果名目繁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葡萄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尽种葡萄，苜蓿极望”。汉唐文物中有许多葡萄纹样装饰的精品，在新疆民丰尼雅出土夹缬蓝印花棉布上，有手持盛满葡萄丰饶角的希腊女神；大同出土的北魏葡萄纹鎏金高足杯，北朝隋唐葡萄藤蔓纹饰石刻遍及各地，唐代的锦绫采用葡萄纹饰很普遍，海兽葡萄样式铜镜更是众人皆知。其他像新疆营盘出土东汉石榴纹饰锦罽袍、唐代椰枣树对狮纹锦、长沙窑流行的椰枣树贴塑装饰，都是西来植物对中国的深入影响。

十三 结束语

多年来，丝绸之路的经典形象早已留驻在各国人民的脑海中，唐朝诗人张籍《凉州词》：“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51]。在中国人眼中，自汉代以来“胡人”的外来民族形象已经遍及石刻、陶俑、壁画、铜塑等艺术品中[52]，一直到宋元仍有余波[53]，人们可以从各类文物中体悟古代东西交通的交流，也从不同角度关注从历史到现实的包容精神。

2014年6月22日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被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33处遗产点（中国境内22处）远远不能代表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所呈现的文明。例如波斯人既喜欢希腊的艺术创作，又引进中国的独特技术，没有伊朗的遗产点汇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显然是有缺憾。又例如土耳其是欧亚大陆交汇地区和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穿越时空，缺少它的遗产联合申报也不完善。中外文明交流历来是存在两种趋势：既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前者以政治、民族为主，后者以文化、生活为主。

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在丝绸之路交流史上，中国疆域内无疑是一个以世界文明交汇为坐标、以民族多元文化为本位的地域，是一个文明共存之地。两千多年来，这条最初的商贸之路早已变成了各民族文明延伸的长廊，经过碰撞、交锋最后走向包容、融合，这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框架和理想样貌，人类一切文明都因交流互通而共融，因包容互鉴才有转化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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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疆域内所见的丝绸之路（2）》

原刊于《遗产与保护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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