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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鹰 | 草顶、擎檐柱与重檐 ——漫谈古建与考古之三

摘要:   草顶、擎檐柱与重檐《周礼·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中,“重屋”可能并非指重檐的建筑形式,而是在说不同功能的建筑,是祭祀先人之处。根据马晓教授 ...

  

草顶、擎檐柱与重檐

周礼·考工记》记载:“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阶。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其中,“重屋”可能并非指重檐的建筑形式,而是在说不同功能的建筑,是祭祀先人之处。根据马晓教授的研究,唐代壁画资料中(以及现存我国唐代木构实例)均未见重檐形式,重檐其实在中国出现很晚,应是宋辽之后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对楼阁建筑的模仿——高大、壮观,亦是礼制、等级的要求。

至于庑殿顶,它是不是当时等级最高的屋顶更值得商榷。根据汉代建筑明器,如猪圈、井栏、厕所、仓房、坞堡等都可以使用庑殿顶,庑殿顶不一定代表当时最高等级,真正屋顶等级制度的形成更是在比较晚的时候:唐代以《营缮令》规定了不同等级建筑所允许采用的屋顶形式,建筑屋顶等级制度正式形成;此制度经宋代发展成熟,被明、清两代继承。

有关屋顶构架形式,这里还有一个例证。如绍兴印山越王陵,它是典型的叉手式,上面还有卯眼,可能用于绑扎或加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屋顶采用的就是上百层的树皮顶,足以表明至少春秋晚期已使用树皮顶。那么,夏商周时期的高等级建筑呢?前已述及,或许它们当时使用草顶的可能性不大。

因此,加之前文已经提出的对于草顶、擎檐柱、木地板、屋顶构架等复原的疑问,目前建筑史书上诸多建筑复原的准确性或许仍需商榷与重新认识。考古遗址发掘是考古学家的事,但思考如何复原是建筑史学家的责任,这就需要我们把考古学、建筑史学、历史学都融合起来,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认识。

绍兴印山越王陵

解读汉代建筑画像砖石

关于解读汉代建筑画像砖石,建筑学家可以从中看到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汉代建筑样式,借以研究实物已荡然无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目前遗留砖石质的汉代墓前祠堂、阙观建筑、砖石墓葬建筑以及它们的遗址除外)。

例如,汉代画像砖石上的圈栏图像可以与圈栏类考古遗址相互印证;汉代画像砖石上建筑使用防鼠板的情况,在云南现存民居建筑、台湾泰雅族仓的建筑都有发现;画像砖石《盐井图》中的灶台形象与日本民居中的灶形制相同;汉代画像砖石上的门楼形象与日本奈良春日大社旁某建筑的门楼极其相似等。这些都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遥远,历史就在眼前。历史与现在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建筑史学研究、复原需要丰富实例材料,更需要建筑史学与考古学基础。(详见周学鹰:《汉画像砖石的考古学释读》,《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1期)

汉代画像砖石上的门楼形象

日本奈良春日大社旁某建筑的气窗


祥瑞:日月同辉、阴阳和谐

《礼记·礼器》云:“大明(太阳)生于东,月生于西,此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也”。《礼记昏义》曰:“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礼记·礼器》记载:“君立于柞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等。因此,我们可以推想,不论是书写还是绘画,汉代的人们,都应遵守这样的顺序,以日月同辉,阴阳和谐为最大祥瑞。

这在汉代及以后的墓葬中,都有实例证明。如陕西省米脂汉画像石墓中出现“前室顶部置太阳刻石,太阳染成红色;后室顶部置月亮刻石,月亮染成黑色。……这象征墓中有日月照临……古人认为这是难逢的‘祥瑞’”;再如陕西省咸阳市胡家沟西魏侯义墓,其墓顶仍可见到朱红色星座残迹。

古代墓葬中,有时将表现阴阳的祥瑞物,如三足乌、九尾狐、蟾蜍、玉兔四种形象,一阴一阳为一组,使一阴一阳结合,这是汉代人祈求阴阳和谐思想的表现。而且,从墓葬中全部画像石的分布情况去探讨,可以看出汉代人们在建筑汉画像石墓时,是有意识地将它看作一个完整的宇宙模型来布置。由此,“汉墓中升仙图的位置,因其设想的是向天上的飞升。所以,大都在墓室的顶部、四壁以及门额上,石棺、漆棺和铭旌上也时有发现。”

孝堂山郭氏祠三角石梁


陕西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


降格的“鸡首壶”

由此,考古资料中的“鸡首壶”,或许称之为“龙凤呈祥壶”更为合适。

民族志与民族考古学

民族志: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源自20世纪之初的人类学。民族志字面意思指“关于民族的书写”。因为文化概念对人类学的重要性,民族志(ethnography)传统上或典型地被定义为发现和综合描述一个族群的文化。

民族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运用考古学观点、方法研究某些现代仍保留一些原始性质的民族,以期与考古发现的有关遗迹、遗物进行对比研究,深入了解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

从我自身的建筑考古研究经历来看,民族志材料对于考古学研究、建筑史学研究颇有帮助。譬如对于坞(壁)堡的认识。《后汉书·樊准传》卷六十二记载:“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说文曰:坞,小障也。”《后汉书·李章传》卷一百七:“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民所害。章到,乃设飨会,而延谒纲。纲带文剑,被羽衣,从士百余人来到。章与对宴饮,有顷,手剑斩纲,伏兵亦悉杀其从者,因驰诣坞壁,掩击破之,更人遂安。”考古发现的建筑明器可以佐证坞(壁)堡的存在,如广州汉墓出土东汉坞(壁)堡。现存的诸多“四角楼”建筑也指的是坞(壁)堡,如河源林寨“四角楼”。

广州汉墓出土坞(壁)堡明器

河源林寨“四角楼”

再如,东北的地窨子与四川大凉山的“平营”。由于它们都位于山坡之上,远处看不见,且易毁易建,因此考古很难发现其痕迹,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在考古发掘,还是在建筑史研究中,都应该注意多种建筑形式在我国广泛存在的事实。

另外,关于闪电窗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已无闪电窗实例,闪电窗只存在于日本,并根据《云仙杂记》与《大业拾遗记》,推断出闪电窗在中国“出现甚早,至少在隋代已经盛行”等结论。

但是,我和马晓教授研究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根据我们的考察,目前中国还存在不少闪电窗实例,如云南寺登街84号宅和台湾雾林氏住宅的闪电窗,且《云仙杂记》与《大业拾遗记》都是伪书,可信度存疑,不能将其作为下结论的重要文献依据。

云南寺登街84号宅


  

由此可见,建筑考古、建筑历史研究需要深厚的学术背景,包括考古学实践、历史学训练、建筑学基础及坚实的建筑史学根基,要具备勤奋、史慧、史识的学术特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充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最后,我想进行一些总结及对建筑考古学科的展望: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已知者是沧海一粟,我们未知者则如浩瀚星辰。做到文理兼通、交叉融合是学科及个人发展的目标,建筑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物学家等都应是杂家。需要具有理性、科学、交融、世界性的眼光进行研究型工作,对学术的传承、对前辈最好的尊重也是勉力前行,不断向前推进!



  文章来源:《中国文物报》2020年2月18日第四版

  采稿:贵 琳

  一校:张丽姣

  二校:何乐君

  责编:杨晨雨

  审核:安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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