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引论　　古代墓葬通常伴随着器物出土，即使是原始时期的墓葬亦是如此。上古时期，普通人死后通常只有为数不多的器物作为随葬品，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是对死者而言极为特殊的事物，否则都应该遗留给族人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品继续发挥作用。进入信史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和擭取生活资料能力的提高，人们拥有或可以控制的物质生活资料越来 ...

　　

引论

　　

古代墓葬通常伴随着器物出土，即使是原始时期的墓葬亦是如此。上古时期，普通人死后通常只有为数不多的器物作为随葬品，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些器物一般是对死者而言极为特殊的事物，否则都应该遗留给族人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须品继续发挥作用。进入信史时代，随着物质生产和擭取生活资料能力的提高，人们拥有或可以控制的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在死者下葬之时，被随葬的物品也日渐增多。随葬它们的理由也开始多样化，或者因为死者生前的喜好，或者因为随死者的逝去器物已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或者因为忌讳，诸如此类的理由以及器物在墓葬中的使用方式、功能等汇聚成丧葬中器物的文化和信仰。

图1 马家窑半山类型墓M472平、剖面图

具体到墓葬，我们先举一个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墓葬的例子。在M433墓葬中出土了陶壶、陶壶、串珠、各一件，石板两块；而在墓M472中，仅见陶盆、陶纺轮、各一件，彩陶壶两件（图1）。M433墓所出的串珠可能是死者随身佩戴的饰品，从尸体摆放的姿势和它与石板的关系来看，石板很可能是用来“镇压”死者的；M472墓中的陶纺轮可能是与死者身份关系密切的一种物品。这两座墓葬比较特殊的地方在于，墓坑底部靠近足端处又往下挖了一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坑，内置一至两件陶制容器。半山类型的墓葬共有二百五十七座，即使是其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我们也只发现彩陶壶、彩陶罐、盆等陶容器七件，石臂饰一件，绿松石饰三件，骨镞二件，骨片九十二枚，串珠六百五十颗。[1]这个掌握武力而且实行了二次葬的墓主人在世时的地位显然非同寻常，但所随葬的物品数量不过如此。到了商周时期，虽然随葬物品略有增加，但大抵还属于一个比较低的层次。2005年6月，安徽蚌埠市双墩有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被盗未遂，考古人员随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石器、玉器等400多件。据发掘者推断，墓主可能是春秋时期淮河中游地区钟离方国的国君；[2]2003年在河南省平顶山市西滍阳岭偏东的缓坡上发掘了一座战国墓，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随葬礼器总计18件，就材质而言，有仿铜陶器和玉器，由此可以判断墓主人为没落的贵族。[3]上层社会尚且如此，遑论平民百姓了。这种情况到了秦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开始有了较大的改观。由于厚葬之风的盛行，随葬器物不再囿于礼器，日常用器如仓、灶之属开始大量出现，堆满墓室，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器物的种类日益丰富，到了东汉更是连各种家禽、家畜的模型也一应俱全。例如在近年发现的张安世家族墓地中，我们甚至在其中一座墓（M1）的耳室中发现了品类齐全的“食品”被完整地保存在11件编织盛器和1件大型彩绘漆器中（图2）。在一座完整的侯王级墓葬，如广州南越王赵眜墓，所出土的各种器物更是堆积如山，累计超过12000件之多。[4]

图2　高科技成像手段获得的随葬品影像

汉代许多墓葬所出土的诸多器物，往往生器、明器、祭器一应俱全，这些器物所荷载的汉代丧葬观念既有“视死如生”、“不死升仙”者，也有“死生异路”者。当然，这些器物相互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同质的一面，如器物形态的买地券、铅人、玉蝉等，都具有或者被想像成具有“实用性”或“可用性”，尽管它们的实用特征受不同的观念所塑造，但在形态上都表现为实在的物体。西汉中后期伊始，我们发现墓室中最为丰富的对象（器物）有从实体形态向图像形态迁移的情形。与器物之“适用”相对应，图像本应与“叙事”相对应，为情节服务，但器物的图像不同于情节性画像中的道具，它们原则上不为图像（或图像组合）的叙事服务。它们作为图像中的主体出现，是意义的承载者，而不是其它叙事结构的辅助元素。这类图像的绘制可能出于一些比较特殊的需要，例如受制于礼制的约束，或者经济条件的限制，墓主（或赞助人）尽管在墓葬中随葬有某些器物（包括它们的明器形式）的诉求，但却无法实现，最终赞助人选择图绘的方式“随葬”了那些器物。以一件河南出土汉代画像残砖上的图像为例（图3），从砖上的残留图像来看，画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执笏跽坐人物与耳杯间隔排列，下栏为带铺首衔环的铜壶与三足陶奁等器物间隔排列。若说上栏的耳杯可能为人物之间的点缀，那么下栏的铜壶肯定是作为主体图像出现的。在画像砖、画像石以及瓦当等媒介中，由于媒介的形式有利于工匠的自由发挥，因此像铺首、玉璧、陶奁之类的器物图象便经常出现在上面。

图3　执笏小吏·铜壶

器物图像在墓葬中的出现有一定的规律性可寻，辟如：（一）某些器物非常固定地出现在墓葬中的某个位置上。博山熏炉即为其中的一例，在陕北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墓中，几乎每对门柱上都能够找到它们；（二）器物固定地与一些形象结合在一起。比如玄璧，它们在墓葬中出现的位置并不固定，但是它们的周围通常有龙纹出现；（三）器物图像在墓葬中的出现情况虽然无规律可寻，但不同地区器物图像的语言或表现特点却有规律可寻。这些器物以及它们的图像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交织在一起，隐藏着汉代的各种信仰，而对这些观念及其起源的探索以及追溯对它们在墓葬语境中所形成的意义则构成了本书的基本出发点，下文将从器物、图像以及相关的场域出发，先作一些基本概念的梳理，以为器物图像分析铺垫。

（未完待续）

[1]　根据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著：《青海柳湾：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3页。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安徽蚌埠双墩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3期，第4-18页及彩版。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局：《平顶山应国墓地两座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7年4期，第20-27页。

[4]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西汉南越王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528页。

本文节自《物像与场》，原载练春海著《器物图像与汉代信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如欲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