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东壁、北壁东西两侧、西壁以及扇面墙背面满绘王重阳（1113-1170）和七个弟子的故事，可谓“王重阳祖师画传”。该画传共55组，在数量众多的人物形象刻画中，有一位妇人的形象引人注意，她就是在全真教中被称为“全真七子”之一的孙不二。其形象从编号第15《分梨环堵》中开始出现，到第28《妆伴哥》结束共14组，而第28之后则尚未发 ...

孙不二的登真之路及其形象演变：由永乐宫重阳殿壁画中十四组孙不二形象谈起 \ 上 \ 吴端涛 \ 美术研究 2015年第4期

　　

在山西芮城永乐宫重阳殿，东壁、北壁东西两侧、西壁以及扇面墙背面满绘王重阳（1113-1170）和七个弟子的故事，可谓“王重阳祖师画传”。该画传共55组，在数量众多的人物形象刻画中，有一位妇人的形象引人注意，她就是在全真教中被称为“全真七子”之一的孙不二。其形象从编号第15《分梨环堵》中开始出现，到第28《妆伴哥》结束共14组，而第28之后则尚未发现。具体而言，分别为：第15《分梨环堵》、第16《看彩霞》、第17《擎芝草》、第18《□（汴）梁》、第19《扶醉人》（榜文有提及，图像漫漶不清）、第20《夜谈秘旨》、第21《拨云头》、第22《洒浄水》、第23《起慈悲》（榜文有提及，图像无表现）、第24《念神咒》、第25《誓盟道戒》、第26《画示天堂》（榜文有提及，图像不确定）、第27《叹骷髅》、第28《妆伴哥》（图1）。其中，第15位于东壁北侧下，第16-24九组位于北壁东侧整面，而第25-28三组位于北壁西侧靠中门处。

　　

图1/重阳殿壁画孙不二形象汇集

孙不二（1119-1182），山东宁海（今烟台市牟平区）人，嫁丹阳子马钰（1123-1183）为妻。大定己丑（1169年）重午日（五月初五）于金莲堂正式出家入道，全真掌教王重阳赐其法名“不二”，获道号“清净散人”，自此成为全真派长老，有教授和主持受箓仪式的权力。据北京白云观抄藏的《诸真宗派总薄》记载，清净散人孙不二后来成为全真教分支清净派的开派祖师。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官方诏封“五祖七真”，孙不二被敕封为“清静渊真顺德真人”，作为其中唯一的女性，她正式从地方及教派内部一跃成为官方认可的全真教领袖，位居“七真”之列。然而，在官方诏封之后，围绕孙不二的宗教定位问题争议颇多，这也直接影响到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本中对其形象的描述与表现。其中，由全真高道通真子秦志安（1188-1244）所编《金莲正宗记》（序文落款于太岁辛丑岁即1241年）是目前所知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记录孙不二的历史文献。

不二名高，守一功大。降自富春之族，生从忠翔之家，配丹阳超世之才，殖宁海半州之产。割爱顿抛于三子，投玄往拜于重阳。毁光容而西度终南，冒风霜而东离海上。七年环堵，鍊成九转丹砂，一句真诠，撞透三关正路。六回赐芋，十化分梨，栽培劫外之因绿，反复壶中之造化。养胎仙而心游汗漫，委蜕壳而身到蓬莱。大矣哉，懋矣哉，独分一朵之金莲，得预七真之仙列者也。——《金莲正宗记·清净散人》

此段文字具体交待了孙不二的入道登真过程。其中，离家弃子、毁容西度、七年环堵可谓三个重要阶段（或节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三阶段中，孙不二的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顺应其身份改变，不同文本（包括文字及图像）中对其个人形象的描述及表现呈现出图文不同且不断变化的多面向与复杂性。接下来，笔者试图从孙不二的女性身份入手，由重阳画传中的14组孙不二形象表现切入，并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本，探讨在孙不二的形象表现中文字与图像两个层面的复杂关系。

　　

1. 离家弃子：因性别所引发的度化困难

　　

在重阳画传第16《看彩霞》中，榜题有两个场景的描述，其中第二场景是有关巧度孙氏的内容：

一日，祖师大醉，径入孙氏寝室。孙氏怒而锁之门，使家人呼宜甫而告之。宜甫曰，师与余谈话楼中，不离须臾。至家开锁，室已空矣。孙氏由是大生信心。

宜甫即马钰。此段描述的情节冲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重阳醉闯闺房与师徒谈话楼中。显然，从发生地点上分别指向两个不同场所；而矛盾在于两个场所发生事件的同时性。也正是这种同时性构成了情节冲突，并通过在同一时间的不同场所内同时出现了王重阳而体现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对此情节，壁画中榜文与图像的表现是不一致的。在图像中，并未将重阳醉闯孙氏室内的情景直接表现出来，而以重阳与马钰于楼中谈话的情节来暗示（图2）。显然，图像的表现不及榜题的描述更全面，但两者在巧度孙仙姑的情节处理上，却都暗示了一个重要特征：即通过两个情节冲突而强调了孙仙姑不同于一般全真弟子的女性身份，而闺房的私密性则意味着此地只属于唯一的男性——其丈夫马钰。

　　

图2/第16《看彩霞》

图3/第26《画示天堂》中作为主要度化对象的孙不二，左侧线描图由孙正可绘制。

图4/第15《分梨环堵》之马钰一家（局部）

这种对孙不二度化困难的暗示并非偶然，在不同文本中可以发现其逐渐演变的过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此巧度孙仙姑的情节，在时间比较早的《金莲正宗记》（1241年）、《七真年谱》（1271年）、《甘水仙源录》（1288年）中并未提及，而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中算是第一次出现。

在《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孙仙姑》（1294年）中认为度化马钰夫妇为最难，且主要针对孙不二。其中，还首次提到了与画传第16《看彩霞》情节相同的描述：

以见其留连赀产之汨没，始终不悟，一日见祖师大醉，径造其宅，外于仙姑寝室。姑责其非礼，怒锁之门，使家仆呼宜甫于市而告之。宜甫曰：师与予谈道不离几席，宁有此事。至家开锁，其室己空。窥所锁之庵，祖师睡正浓矣。姑始生敬信。

此后的文本描述不断发生变化，至明万历年间流行广泛的《广列仙传》（1583年）和《列仙全传》（1600年）中，这个巧度孙仙姑的故事被过度强化了，并成为整个重阳度化入道的全部内容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其他情节却基本不存。而到了清代的《新刊七真因果传》（目前所见最早刊本为1914年）中，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变异，该文本在今天还广为流行，并演化为《全真七子得道传》，在其第九回“王重阳分身化度 孙不二忿怒首师”中，描写了两次重阳入孙室，并通过最后丹阳之口而使孙仙姑彻悟规化。

那么，此巧度孙仙姑的情节为何重要？从早期的权威文本《金莲正宗记》中是没有的，而到后来则被创造性的记录并被不断演绎，文本背后对其女性身份所引发的的度化困难强调的演变逻辑，又对孙不二形象的发展变化起到了何种影响？

《金莲正宗记》卷五·清静散人：

适大定丁亥冬，重阳先生来自终南，马宜甫待之甚厚，仙姑未之纯信，乃锁先生于庵中百有余日，不与饮食，开关视之，颜釆胜常，方始信奉。仍出神入梦，种种变现，惧之以地狱，诱之以天堂，十度分梨，六番赐芋，宜甫遂从师入道，仙姑尚且爱心未尽，犹豫不决，更待一年，始抛三子，竹冠布抱，诣本州金莲堂礼重阳而求度。

可以看到，经过分梨十化，地狱示警以及天堂之诱等劝化手段后，马钰已被王重阳说服，旋即入道；但孙仙姑却“尚且爱心未尽，犹豫不决”，等过了一年，即1169年重午日才于金莲堂出家。而此时，根据《七真年谱》（元李道謙撰，后序落款于至元辛未歲即1271年）记载，王重阳已经将七子之中的丘（处机,1167年9月度化）、谭（处端，1167年冬度化）、马（钰，1168年2月度化）、王（处一，1168年2月度化）、郝（大通，1168年3月度化）一一劝化入道（刘长生在王重阳度化孙不二后入道）。也就是说，从度化时间（师徒相见到入道）的长短来看，孙不二的入道的时间较之其他人来说可谓最长。

这种度化的不易，在壁画第26《画示天堂》中进一步得到了暗示（图3）。因为壁画漫漶不清，尚不确定是否有孙不二的形象刻画，但我们推测图像中不但应该有孙不二，且是其中主角。在该榜文中，已提到“重阳祖师自画天堂之像，以示清净散人孙仙姑”，也就是说，虽然画面中出现了马钰，且实际情况看马钰亦受重阳天堂之像的诱化，但在这幅《画示天堂》中，其实强调的度化对象主要还是孙不二。从画面的布局来看，马钰与重阳师一左一右分布于《天堂》图轴的两侧，而马钰的目光也未对准画轴，显然度化的人应在画轴的正前方。即便很不幸的是该区域的图像因为保存不善而脱落，但我们可以确定度化的对象——孙不二就在这个方向（或许更大胆的猜测是此处如果空白的话，就是为了有意预留给观者，或如孙不二这般因为性别等所遇到的度化困难，以及尚未完全接受宗教的信众们）。无疑，无论从该幅画像所指涉的对象，还是画面布局来看，在在都暗示了其实在重阳度化马钰夫妇二人中，其难度主要还是在孙不二身上。而这或许也正是图像制作者们所意在强调的。

如果说在度化中，尚且存在师徒之间因男女授受不亲而引发出度化的困难，而这种性别问题的更大挑战则体现在出生于传统家庭中的女性因为入道而面临的家庭压力。

全真派开派祖师王重阳曾在创立全真派之初就以十五条规定来约束与指引教众，其中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住庵，即无论男女，必须离家投庵（见《正统道藏·正一部》之《重阳立教十五论》）。然而，对于女性而言，无论是已婚还是未婚，出家住观都面临着因脱离家族而摆在面前的种种困境。从家庭的角度来看，首要问题便是其子女的蓄养以及父母的孝道问题。在重阳画传中，对马钰一家人的表现共有第15《分梨环堵》、第18《汴梁》及第28《妆伴哥》三组，主要为马钰夫妇及其子嗣。仔细观察三组画传，榜题与图像之间也并不一致。在第15《分梨环堵》中，榜题中并未提及其子女，而图像表现为丹阳夫妇携带一个小儿（图4）；而第18《汴梁》中，榜题明确标示“丹阳以家事付三子，出家学道”，而图像中则表现丹阳夫妇携带两小儿（图5）；而在第28《妆伴哥》中，榜题中有“至初十日，啓□丹阳，方许出家，□离书于孙氏分财产于三子。”而在图像中，则表现为丹阳夫妇携一小儿（图6）。

　　

图5/第18《汴梁》之马钰一家（局部）

图6/第28《妆伴哥》之马钰一家（局部）

第18及第28中榜文中所载马钰夫妇共育有三子，而在三组图像中，却并不一致，那么事实是怎样呢？对此，在诸多金元全真教经典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金莲正宗记》卷三“丹阳马真人”条记“孙忠显美无梦之言，以女妻之，生子三人，日廷珍、廷瑞、廷珪”，卷五“清静散人”条记载其“生三子”，《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卷六“孙仙姑”、《甘水仙源录》卷一《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以及《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之“清冷散人”条等都有三子的记载。可以说，孙不二为马钰诞下三子没有疑问。在画像中将之艺术化的处理为一位或两位似乎也说得通。

除了在子嗣数量上略有不同之外，就是其子嗣的年龄问题。据《七真年谱》，“大定七年（1167）丁亥，闰七月十八日，抵宁海州，会丹阳真人洎高巨才，邀师于范明叔怡老亭。”“大定八年（1168）戊子二月初八，丹阳真人出家，祖师训名钰，字玄宝，号丹阳子，时年四十六。”“大定九年（1169）己丑，重午日，孙仙姑诣金莲堂出家，祖师训名不二，号清净散人，时年五十一。”显然，马钰出家入道时的年龄已近不惑之年（46岁），而孙不二更是达到51岁，虽然文献中无二人出家时三子的年龄记载，但推测三子的平均年龄当在20岁左右，长子庭珍甚已春秋鼎盛，娶妻生子都有可能，而幼子庭珪也应成人。然画传中形象则多表现其为舞勺少年形象。当然，不排除夫妇老来得子的可能性。但更大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将之归为艺术夸张的表现手法，因为就女性的度化而言，似乎一位母亲因为入道而不得不离家弃子，那么无疑，尚有幼子甚或襁褓之中均比之子嗣已成家立业更能使宗教与伦理的冲突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大。

同时，孙不二早早就为马钰诞下三子，从孝道上说，孙对马氏家族的香火延续已经尽力。那么此时，二人显然对于追求生命延续的意义远在子嗣之于家族的意义之上。这个逻辑在清代《新刊七真因果传》中第四回“谈真空孙氏诲夫主 求大道马钰访明师”中得到进一步演绎。文中其三子已经不见：“只是膝下并无一男半女，眼看已到中年。”而此处用意也在于为了强调二人入道：“孙渊贞曰：‘妾尝看道书，有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使真性常存，灵光不灭，即是长生之道。若学得此道，比那有儿女的人，更强百倍！’”也就是说，以子嗣延续生命的传统价值观在孙不二这里已看的十分透彻，子嗣的延续说到底还不是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而如果自己能长生不老，也就无需养儿育女了。

与此相关，对于家庭抛弃作为离家入道的一个集中体现，则很容易与传统中对家庭的责任——孝亲相冲突。那么，全真教又是如何规避这个矛盾的呢？其实，相较于离家抛妻弃子而言，对父母的守孝反而是道教一直提倡并要求的——虽然有部分人会怀疑其是否只是应对传统孝道观念的妥协策略。比如，早在《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下之《父母品》（约出于南朝刘宋时期）中就说：“凡是道学，当知两仪赋命，父母遗生，生道之中，须知敬爱。出家之人，若道士、女官，身心依道，俗化全隔，然于鞠养，有殊常俗。若在远，随四时省问；若在近，随月朔省问；在寒在热，在凉在暄，定省之时。……今之父母，是我寄附因缘，故以礼报之而称为父母，故当己父母生长之恩，勿忘之。”感念父母生育之恩，不忘回家探望，同时对于逝去的父母，也要守丧，只是对于具体的服丧方式有所规定。

较之妻子对于丈夫及子女的家庭责任而言，对父母的孝道成为了入道最大的阻碍。重阳画传第32《太古传衣》在榜题中记载七子之一的郝大通（1149-1212）入道之事有：“大定丁亥秋，太古真人郝君，货卜于宁海市。祖师设□，背坐于卦肆。太古唤回头来，祖师曰：自不回头，更呼谁耶？太古言下开悟，以亲老无待奉者，未即从□。明年亲丧卒，哭谒烟霞洞往拜焉。祖师赐名曰璘，号恬然子。”可见，在宁海卦肆，王重阳与郝大通相遇之后，郝未马上入道，而是翌年亲老去世之后，才谒烟霞洞入重阳门下。

　　

图7/第43《化长生子》之刘长生携母入道（局部）

图8/第6《屏棄妻孥》之王重阳入道送女（局部）

此外，在为父母行孝与志于向道之间还有另一形式，暨为便于行孝道，而母随子入道。在重阳画传第43《化长生子》（图7）榜题中载有七子之一的刘长生（1147-1203）携母入道的情节：“大定九年己丑春，或于长生师所居屋壁人莫及处，书二颂。比见，墨迹未干。至九月甲戌，祖师挈丘、谭、马三师至莱。师年二十三，从其母俱往参谒。”对此，还可以联系到画传第6《摒弃妻孥》（图8）。榜文载王重阳于入道之前，“毕除家产，捐弃妻孥”。在图像中，即表现了王重阳将未成年的小女儿送至亲家抚养的场景。对此，李大华认为，“至于妻子儿女，在儒家观念里，只是‘蓄养’的关系，并不是孝道所必须考虑的，这可能是王重阳做出抉择的一个原因。”“重阳所宣导的孝道观，是以出家修行为前提的，其中隐含了对于父母的孝道，却不包含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同时，针对被遗留在家的子女们的尽孝问题，按照“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孝经》）的原则，把“对父亲的孝转接为对母亲的孝，这便解决了作为父亲的道人出家后遗留下的孝道的空白。”而对于出家入道的道士来说，其忠孝就落实于“师徒相传的伦理关系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全真道士对《孝经》精神的实践之外，萧启庆也指出，《孝经》作为儒家经典，道教还会借其成为对抗佛教的利器。

　　

可以想见，这种出家入道所带来的伦理道德的压力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显然更大。元明善《节妇马氏传》载：“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道教的女性信徒如果与男性宗教师频繁接触，显然会为家庭和社会舆论所不容。孙不二虽后来贵为宗师，却也免不了当时与王重阳作为师徒时因为频繁接触而遭到舆论质疑。而这种质疑则进一步强化了第16《看彩霞》中性别问题而遭遇的度化困难。同时，全真女冠的兴起也正好满足了元代社会部分妇女们的宗教生活的需要，将孙不二树立为一宗之主并承担起度化女性信众的重要角色，也是当时全真教教团势力发展下的大势所趋。在此语境下，孙不二的个人形象与其所扮演的宗教祖师身份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未完待续

美术遗产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