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与内亚草原的历史因缘无比深厚，内蒙古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至今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牧区。在中国与草原多方面的历史联系中，草原丝绸之路扮演了文化纽带的作用，使得居于东亚大陆南北方的农耕、游牧文明之间保持了良性互动。早期草原丝路的技术与物产交流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纪的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王朝时期，在草 ...

中国与内亚草原的历史因缘无比深厚，内蒙古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至今仍是中国最重要的牧区。在中国与草原多方面的历史联系中，草原丝绸之路扮演了文化纽带的作用，使得居于东亚大陆南北方的农耕、游牧文明之间保持了良性互动。

早期草原丝路的技术与物产交流

草原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纪的青铜时代，这个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夏商周王朝时期，在草原则属于其史前时代。通过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揭示出黄河流域通过华北北部、河西走廊的过渡带，开始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山等地区有了接触。互动发生在青铜技术与器型的传播上，草原的青铜文化对铜和青铜技术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出现和早期发展有着影响；南西伯利亚地区卡拉苏克文化（前1500-前800年）的青铜器（工具、兵器等），与蒙古高原、华北殷商王朝等的青铜器相似，这与卡拉苏克文化中有着大量华北类型蒙古人种人口相印证。此外，在殷商输入的各地玉石中，可能有西伯利亚玉。

与此同时，草原也扮演了农作物小麦和黍的传播者角色。一方面，原驯育于黄河流域的黍，分别发现于欧亚草原边地的米奴辛斯克盆地、阿尔泰和天山东部等地；另一方面，小麦沿着所谓草原通道传入了中国北方。

轮式车辆制造技术的传播似乎也与草原部族有关。一些学者根据考古发现推论，轮式车辆发明于公元前4000纪晚期的西亚，于公元前3000纪传入高加索、兴都斯坦（Hindustan）西北、东南欧、南俄草原。殷商的车辆有可能是通过与草原部族的接触而引进的技术。

西亚出土圆筒形印章上的车马图

安阳殷墟的车马坑及随葬车马

在公元前1000纪的早期铁器时代，在草原青铜文化基础上发展出了早期的游牧势力，以斯基泰（Scythia）、萨迦（Saka）与塞种为代表，前8-前5世纪称霸草原。上古史料则记载了迄于秦汉、月氏、匈奴帝国崛起前，自兴安岭至西北地区等沿长城地带分布的东胡、林胡、楼烦、代、义渠以及秦的邻居西戎诸部等非华夏族群，它们是华夏族的北方邻居，在它们的后方草原腹地，则生活着匈奴、乌揭等部族。

周朝与草原交往的生动写照是由记载周穆王西征事迹的《穆天子传》提供的，尽管其目的地的争议巨大，但一种观点相信他到达了阿尔泰山，会见了那里生活的部族。我们须注意历史上即以盛产黄金和黄金贸易著称的阿尔泰山与草原部族的关系。在阿尔泰各地持续的考古工作，正在揭示出中国与阿尔泰部族之间的悠久联系。举世瞩目的巴泽雷克墓地出土了中国丝绸、铜镜和受到中国影响的青铜器，墓葬出土物还显示出这个部落与西亚、希腊等地保持着联系。

北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出土毡制品上的骑手形象（圣彼得堡Hermitage博物馆藏）

北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出土马车（圣彼得堡Hermitage博物馆藏）

巴泽雷克古墓出土的丝绣和铜镜（采自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汉-匈奴时代草原丝路的发展

公元前1000纪的尾声，是秦汉帝国与月氏、匈奴帝国兴起大幕的拉开。二者的政治关系主宰着草原丝绸之路的命运，这条伟大通道也被史无前例的拓展到了一个高度。交替上演的争战与和平，深深影响着当时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西汉末年匈奴分裂，日逐王与呼韩邪单于相继归属汉朝。至东汉初年形成南、北匈奴局面，南匈奴部落和陆续南迁到塞北的北匈奴部落逐渐融为北方中国人。这个进程的历史意义是无比深远的：从此草原开始成为北方中国的组成部分，伴随着持续的民族融合的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趋同和涵化。因此，草原丝绸之路具有了与绿洲和海上丝绸之路不同的意义。

连接秦汉与匈奴的交通线，在先前的基础上得到拓展。秦汉的对外交往和交通体系非常发达，自首都通往北方边郡的道路和城塞、邮驿等连接着塞外的草原，并进一步通往匈奴腹地的杭爱山、萨彦-阿尔泰山、贝加尔湖。除了华北北部通往草原的通道，从河西走廊交通要地可以分别进入杭爱山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

汉朝与北方草原保持着政府准许的民间贸易。从《后汉书》的记载上，可知即使在双方对立时期，河西地区的姑臧（今武威）因为与羌、胡的通商而号称“豪邑”，“日市四合”（每日交易四次）。东汉对敌对的北匈奴也开展过互市。

一些考古发现揭示出了秦汉与月氏、匈奴的深层文化联系，它们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意义。像著名的霍去病墓前石雕，通常认为与他在草原上目睹的草原墓上石人习俗有关。在内蒙古和林格尔等地发现的大量墓葬，从墓葬形制和葬俗等上可以归为“汉墓”的体系；在杭爱山、色楞格河至贝加尔湖等匈奴腹地，陆续发现了包括大型建筑、瓦当、丝绸、钱币、漆器、铜镜等在内的汉文化遗迹遗物。匈奴所继承的传统草原工艺对秦汉也产生了影响，最明显的是青铜牌饰。这些物质文化从细节上揭示了当地人民是如何相处和生活的。

霍去病墓墓上石雕

新疆阿勒泰石人

新疆阿勒泰鹿石

汉-匈奴时代开创了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新时代。上古时期草原还主要扮演亚欧大陆东西方技术、物产的传播媒介角色，至匈奴时期则变为中国文化的消费者，而草原南部则变为中国的组成部分。汉代以后中国与草原的联系日益加强。中国发达的经济、文化对草原部族产生了持续的向心力。草原的“中国化”程度也在持续加强。

蒙古诺音乌拉匈奴墓葬出土的汉代丝绸衣物（采自Archaologie und Kunst der Seidenstrassen）

魏晋南北朝与唐~宋时期草原丝路的新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民族熔炉时代，尤其发生在从黄河流域到草原腹地的各族群之间。匈奴、鲜卑等草原部族与其他非华夏民族陆续入主黄河流域。族际混血与以汉化主导的文化涵化长时段演进，其结果是中国北方与草原之间民族与文化同质性的加强。这些历史发展塑造了此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

另一个划时代意义的新局面，是唐初随着征服突厥汗国而统一了蒙古草原和天山-阿尔泰山地区。频繁的交通和深层的文化交流发生在草原丝绸之路上。唐朝的手工业、商业高度发达，除传统的丝绸等布匹贸易外，作为新品种的茶叶、瓷器等也成为草原的生活消费品。在此贸易体系中，粟特商贾扮演了重要角色。佛教和十二生肖历在突厥汗国时期就传入了古老草原。唐人与草原部族之间在一些生活习俗上也相互浸染。

继突厥后兴起的回鹘汗国，与唐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唐朝的“入四夷道”中，有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两条干道与回鹘交通。回鹘与唐的茶马贸易业已开展。回鹘吸取了唐朝的城市、宫室、官制、法律等制度。唐朝互市的对象中包括了回鹘、奚与契丹等草原部族。摩尼教传入了回鹘，成为其主要信仰，并随着回鹘西迁传入吐鲁番等地。该教于武则天时也传入了长安。回鹘人在粟特商贾帮助下借用粟特字母创立的回鹘文，在吐鲁番和敦煌曾留下大批的写本。以后这种文字又为蒙古所利用。唐人与回鹘人之间在生活习俗上也相互模仿，成为当时的一道景象。

吐鲁番出土的高昌回鹘汗国时期的摩尼教书信与壁画

晚唐回鹘汗国解体后，草原上酝酿着新变局。五代至两宋时期，契丹建立的辽和女真建立的金王朝相继兴起，统治了中国北方至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与五代和两宋并存。由于这两个王朝本身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这个时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又与前代不同。

辽、金都与宋朝保持着密切的商贸和交往。无论宋还是辽、金，对互市贸易都是非常重视的。北宋初即在边境地带设置榷场，管理与辽的贸易。金朝也在其边境设置榷场，以对应南宋的榷场，开展互市。宋与辽、金的贸易品，虽以所谓“茶马贸易”为名，实则涵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幅度，而金与南宋的互市商品种类更广。我们知道宋朝制瓷业的发达与贸易有关。这种世界性贸易体系虽形成于丝绸之路历史之初，到此时已日臻完善。它们反映出了宋代辉煌的文化成就和草原丝绸之路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作者：刘文锁 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排版： 李岩 代雨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