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安塞大佛寺石窟位于延安市安塞区城郊的真武洞镇滴水沟村，洞窟开凿于南北向的龙隐山脉帐子沟与石蛤蟆沟间长约400米的崖面上，西临延河与延靖公路。随着近年来城市的扩张，大佛寺石窟所在地已经被纳入了县城的中心范围内，紧邻县城南北向的主干道。此地原有寺院，当地称为真武洞，但早期建筑已经湮灭不存，当地信众从1980年开始逐步重建了部分殿宇，至今仍 ...

安塞大佛寺石窟位于延安市安塞区城郊的真武洞镇滴水沟村，洞窟开凿于南北向的龙隐山脉帐子沟与石蛤蟆沟间长约400米的崖面上，西临延河与延靖公路。随着近年来城市的扩张，大佛寺石窟所在地已经被纳入了县城的中心范围内，紧邻县城南北向的主干道。此地原有寺院，当地称为真武洞，但早期建筑已经湮灭不存，当地信众从1980年开始逐步重建了部分殿宇，至今仍香火旺盛。然而，这样一处位于城市中心的古迹却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2000年以前的地方志书和文物资料上鲜有提及这处石窟。即使在2003年成为了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知名度却仍远逊于周边的子长钟山、延安清凉山、黄陵万安禅院等石窟。

集日的大佛寺石窟外景

作为宗教场所的热闹和作为文物古迹的冷清，主要是由于大佛寺石窟曾经历再发现的过程。随着大佛寺庙宇的废弃，石窟曾长时间湮没于废墟中，直到80年代方才被部分发现。此后的2007年，大佛寺管委会在拆建山崖下的窑洞时又发现了两座洞窟，同年8~9月，陕西省文物局委托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延安市考古所、安塞县文物旅游局联合对石窟进行调查，再清理出一座因临近居民楼而被砖砌封堵的洞窟。由此，大佛寺石窟的整体面貌方才为人知晓。笔者曾于2015年和2017年两次前往安塞对石窟进行考察，现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对这处石窟进行简要介绍，希望这一重要的北朝石窟寺遗存能够为更多人所知晓。

大佛寺现存南北向排列的6座石窟，现从北向南依次编为1~6号，其中1、3、4、6号窟平面形制为方形，2号窟为马蹄形，5号窟为凸字形。1号窟入口雕刻两尊力士，窟内主要造像为一佛二菩萨。2号窟为大像窟，圆雕一佛二力士。3号窟为千佛窟，窟壁浅浮雕坐姿千佛。4号窟外壁开凿有数个小龛，窟内内容最为丰富，浮雕有佛传故事、莲花团龙藻井等。5号窟因风化严重内容难以辨识，6号窟则有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的七尊浮雕。另据当地人反映，4号窟南侧原有一座涅槃窟，内有卧佛及几尊立姿造像，但因妨碍居民建造房屋而被砸毁掩埋。

石窟立面结构图，摘自《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

1号窟入口外壁两侧有两身高浮雕力士像，细节已漫漶不清。入口上方石壁内凿出4个孔洞，应当是用于固定窟沿的柱洞。窟内四壁的造像也多残损严重，主要为一些圆拱形和梯形小龛，排列布局似乎缺乏设计规划，造像题材主要有一佛二菩萨、立佛等。包括1号窟在内的所有洞窟均位于大佛寺新建的殿宇内，位置低于现地面。

2号窟为大像窟，也即所谓的“真武洞”。窟内正壁有圆雕的一佛二力士，两侧还有两个没有造像的莲座，其中一个空莲座被信众放置了一个佛弟子造像。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2号窟这一铺圆雕造像究竟是原本设计为五尊像，有两身造像未能完工或已完工而后灭佚；还是最初即为三尊像，两个孔莲座为后期补凿？该窟造像风化十分严重，三身造像几乎只余囫囵形状，主尊的莲座和两个空莲座一样为单层双瓣覆莲，两身力士的莲座则为双层单瓣覆莲，单从造型和风格上判断原有的造像组合有一定难度。

值得注意的是，2号窟的主尊立佛双手皆施无畏印，这在佛教造像中十分罕见。造像的手部经观察似乎有后世重修的痕迹，这种特殊的手印组合究竟是北朝时期的特例还是后期修补时的创造，尚需分析判断。2号窟中还放置了早年清理洞窟时出土的数件造像碑残件，虽然残损风化严重，但形貌特点仍能反映出较为鲜明的北朝风格。

第2窟正壁圆雕造像组合

在今日主要作为宗教场所运营的大佛寺中， 2号窟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洞窟。当地称大佛寺石窟为“真武洞”的称谓正是来自于该窟，安塞县城所在的真武洞镇也由此而得名。笔者在考察时，其他洞窟所在的殿宇均无人问津，只有2号窟不断有香客前来，且有专人负责打理香火。造像也被当地信众披红挂金，佛前的贡品也最为丰富。据当地人讲，一侧的力士像被当地人视为包治百病的“神医”，身体若有不适，只需将患处与造像摩擦，即可药到病除，力士的胸腹部也因此被人摸得包了浆。这一传说在陕西耀州药王山石窟也有同样的版本，作为主角的一身隋代菩萨造像比这尊力士更加圆润油亮。这些情况从侧面反映了该窟在大佛寺及当地群众心中的重要地位。

3号窟为千佛窟，窟门两侧及下部可见凿刻出的石槽，可能曾用于安装门框及门限；窟门外崖面上还凿有柱洞及凹槽。窟内四壁有纵横排列的结跏趺坐的浅浮雕小型佛像，西壁窟门上方有三身并列的带背光佛坐像，窟顶浅浮雕莲花飞天藻井。

3号窟西南角 窟壁结跏趺坐佛像及窟顶藻井局部

4号窟是大佛寺石窟保存状况最好、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窟门两侧有两身高浮雕力士像，力士下方各有一蹲踞状的狮子。力士的雕刻风格简朴粗犷，上身赤裸，双手握拳，力量感与动感十足。南侧力士保存的尤其完好，右臂弯曲至胸前跨飘带、左手成拳握飘带，圆张的鼻孔清晰可见。力士外侧的窟壁上有多个形制不一的浅浮雕小龛，内容有佛坐像、一佛二菩萨、一佛二弟子等。

4号窟窟门外南侧的力士造像

窟内地面中部和北侧各有一圆形凹洞，不知是否是柱洞。东壁风化严重，造像难以辨识。南壁东半部分残损较甚，仅能分辨出两身背对背站立的人物形象，其中一身带有背光。西半部分自上而下可分为三行，最上方一行为三个圆拱形小龛并列，最左边一龛已风化殆尽，中间为一佛二菩萨，右侧龛保存较为完好，为一树下思维菩萨，菩萨左手抚踝，右手支颌作沉思状，身侧菩提树的茎叶和枝干一直延续到龛的边沿以外。

4号窟南壁 树下思维菩萨

4号窟南壁 二人对谈

西壁浮雕保存状况较好，窟门左侧分为上下两龛，上层龛有一身佛立像，脚踏莲座身后有背光，背光上有火焰纹饰，背光顶部外两侧还各有一个圆形莲花纹样。下层雕刻一蹲踞状的狮子。窟门右侧有三个并排的方形小龛，上方一龛内有一仅腰胯部有裹有布条蔽体的半裸跪姿男子，左手持盾、右手上举，身后雕刻有山石。

4号窟窟西壁浮雕半裸跪姿男子

中部龛有三个上穿交领宽袖大衣、下着裙裾的男子，三人皆双手持杖低头站立。下方龛内有一与窟门左侧相对的狮子。

4号窟窟门右侧的持盾男子、持杖站立三男子

窟门上方从右至左有一组连贯的佛传故事题材浮雕，这一龛的画面虽未经人为分割，仍可根据故事情节划分为五个部分。第1部分中有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站立于菩提树下，身材高大的一人左手握住另一人手，右臂向侧上方举起，一个带有背光人物的头部正从她夸大的袖口中移出。此高大人物应当正是佛陀之母摩诃摩耶，这幅画面表现的正是释迦牟尼树下诞生的场景。

第二部分为一腰缠短裙、身有背光的半裸童子形象，一手下垂另一手上举，双足下及双足左侧各有两朵莲花，表现的应当是释迦牟尼诞生后步步生莲的景象。第三部分则是此前的童子形象于正中站立，周围被九条龙所环绕，应为“九龙浴太子”。第四部分有一宽袍大袖戴高冠的坐姿人像，手捧带背光的佛陀，右侧有一人持物侍立，应为婆罗门智者阿私陀正为初生的佛祖占相。最左侧第五部分雕有一辆羊车，内乘四人。以往所见表现佛陀出行的图像罕有乘坐羊车的，三国孙吴时月支僧人支谦翻译的《佛说太子瑞应本起经》中有“太子及至七岁而索学书，乘羊车诣师门”的内容，这部分图像表现的可能是佛陀幼年求学的场景。

4号窟窟门上方的佛传故事浮雕

北壁可以划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有一尖拱形龛，龛内有两人对坐，一人伸手前指，表现的应当是释迦多宝并坐。西侧则是四个小龛组合而成的一铺降魔变浮雕，上方的长方形龛描绘了魔军手持斧、矛、弓等兵器向佛陀进攻的场景，下方右侧的方形龛中是安坐的佛陀，下方左侧又分为上下两龛，上部为身披两裆铠、手中按剑欲拔的魔王波旬，身旁有一人侍立；下部为三个头束双髻的女性形象，应当是魔王的派来诱惑佛陀的三个女儿染欲、能悦人、可爱乐。

4号窟北壁的降魔变浮雕

降魔变是北朝石窟较为常见的内容题材，但多以壁画的形式呈现，如著名的莫高窟254窟北魏降魔变壁画，同样是佛陀、魔王、魔王之女与魔军进攻的基本格局，但画家在布局结构中显示了高超的控制力，还采用了“异时同图”的手法，线条和色彩的运用也十分出色，可以说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最为杰出的作品之一。大佛寺4号窟的这铺降魔变壁画虽然在艺术水准上难以望其项背，但以高浮雕手法展现降魔变的实例并不多见，仍有很重要的价值。

莫高窟北魏254窟的降魔变壁画

4号窟窟顶为一铺莲花团龙藻井，围绕中心的莲花雕刻有雷神击鼓及数个仙人形象，仙人中分别有骑龙者、交脚作悬空漂浮状者、双手持物飞奔着，还有一位仙人生有蛇尾，手中托举一圆形物体。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中有伏羲女娲的形象，两人分别手持规、矩、墨斗，胸前分别有两个圆形象征日、月，4号窟这一有蛇尾的人物形象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4号窟窟顶局部

莫高窟西魏285窟窟顶东披壁画 上方摩尼宝珠两侧即为伏羲女娲

5号窟和6号窟保存状况很不理想，5号窟仅能辨认出三组佛坐像，其中两组佛陀后方有人物侍立，但因漫漶严重全无细节。6号窟东壁有一铺浮雕七尊像，风化十分严重，背屏上有许多大小不一的空洞，不知是否采用了镂空雕刻。虽然大部分形象难以辨识，但主尊的造型还是显露出较为鲜明的北朝特征。

总体来看，大佛寺石窟6个洞窟现存造像的服饰和形体风格较为一致，尤其是保存状况较好的3号窟和4号窟，浮雕人物的发式有束高髻、戴小冠等形式，几名女性形象还有双小髻；衣着上多为交领宽袖袈裟或大衣，部分人物下身着裙裾，呈现出褒衣博带的特点。另有典型者如4号窟的魔王波旬身穿的两裆铠、头戴的皮弁，以及窟门右侧半裸人物手持的盾牌，与北朝陶俑、壁画 中常见的武士形象非常接近。

就造像的形体特征而言，主尊佛像多为方脸细颈部，裙摆繁缛折叠放置在佛座或双腿上，展现出北魏晚期以来佛造像的基本特点。3号窟的浮雕千佛造像，面目清秀、棱角分明，十分贴近源于南朝并对北魏晚期到北朝晚期佛教造像产生深刻影响的“秀骨清像”风格。通过这些服饰和形体特征，基本可以判断大佛寺石窟开凿的时间为北魏晚期至北朝晚期，即使是可能有后期改动的2号窟以及其他一些风化较为严重的造像，其整体形貌风格亦未超出这个范围。2007年考古调查后发表的《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中进一步将1至4号窟的雕刻技法和内容与云冈石窟第二期联系到一起，应当是较为准确的判断。

大佛寺石窟造像与同时期文物形象的对比：

① 4号窟南壁思维菩萨与曲阳修德寺出土东魏兴和二年石雕思维像；

② 4号窟南壁二人对谈与云冈二期第6窟中的人物形象；

③ 4号窟北壁降魔变中的魔王之女与巩义石窟寺第1窟礼佛图中的北魏贵族女性；

④ 4号窟降魔变中的魔王与故宫博物院藏北魏彩绘武士俑

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的考古调查中，考古队为了解4号窟窟门以下是否还有造像，在4号窟前发掘了一条深约3.5米的探沟，出土了数件瓦当、残碑、造像碑残件以及开元通宝钱。造像碑为北朝风格，开元通宝钱则说明大佛寺在唐代可能仍有佛事活动。残碑中有称大佛寺为“大佛寺”、“大佛禅寺”、“崇庆禅寺”，惜文字多已不存，但几块残碑的线刻书法风格各不相同，亦能从侧面反映该地自北魏开窟以来佛教活动仍延续了较长时间。《调查简报》中以其中一件残碑上的“左所武德”字样为唐初年号武德，然而该碑形制不似唐碑，况且宋有“武德大夫”，明有“武德将军”，加上所谓的“左所”亦有可能指明代卫所或清代銮仪卫所属的左所，此说似有不确。

此外，2号窟北壁还有一则题记，《调查简报》录为“大公大（或‘太’）和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兼寨忠显”，《陕西古代佛教美术》一书中则将题记时间录为“大金泰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笔者认为，从字形字义以及题记中“寨”的表述来看，这则题记为金代题刻的可能性较大，这也符合宋金之际陕北地区石窟寺艺术蓬勃发展的背景。这则题记也为判断大像窟中圆雕造像重修的时间提供了线索。

陕北地区从地理位置上临近北朝石窟艺术蓬勃发展的山西和陇东，但从现有的石窟寺遗存来看，以子长钟山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为代表的宋金石窟开凿规模和艺术水准都达到了很高的层次，但北朝石窟的数量、规模和保存状况都远逊于宋金时期。因此，安塞大佛寺石窟很可能是陕北地区最重要的北朝石窟孑遗，造像的题材、风格和手法证明了至少在北朝晚期这个历史阶段，陕北石窟并未游离于我国北方佛教石窟艺术发展的主线之外。大佛寺石窟的发现过程也提示我们，在陕北地区还有更多的早期佛教艺术资源有待学界发掘，对该区域石窟寺资料的调查、整理和研究仍将是未来佛教考古工作的重要课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延安市考古所，安塞县文物旅游局，《陕西安塞县大佛寺石窟调查简报》，《考古》2013年第12期。

2. 白文，《安塞大佛寺石窟的佛传图像考察》，《艺术工作》2016年第2期。

3. 石建刚，袁继民，《延安宋金石窟工匠及其开窟造像活动考察——以题记所见工匠题名为核心》，《丝绸之路研究集刊》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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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博文 （就职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