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西 汉 时 期　　西汉建国之初，即承秦制（《史记·礼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釆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帝王崇尚厚葬。不过由于汉初经秦末动乱和楚汉之争，经济凋敝，加之汉王朝又慑于秦王朝对百姓苛暴过甚导致覆亡的前车之鉴，自汉初直至文帝和景帝时，一直崇尚无为而治，提倡节俭，力求 ...

　　西 汉 时 期

　　西汉建国之初，即承秦制（《史记·礼书》：“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釆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帝王崇尚厚葬。不过由于汉初经秦末动乱和楚汉之争，经济凋敝，加之汉王朝又慑于秦王朝对百姓苛暴过甚导致覆亡的前车之鉴，自汉初直至文帝和景帝时，一直崇尚无为而治，提倡节俭，力求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即便如此，皇帝仍力求效仿秦皇葬制，但微有收敛。以用俑随葬为例，汉皇陵墓仍如亡秦规制，大设随葬俑群。历史上以“文景之治”著称的景帝阳陵的部分随葬俑现已经发掘，虽俑体较秦俑明显减小，由与人等高减至真人高度的1/3左右，但其数量及制作之精细则有过之，陶俑手持或佩带的各类兵器及工具，如矛、戟、剑、弩机、箭镞与臿、凿、锯、锛等，都以铁或青铜制作，并与俑体高配合，尺寸大致也为实物的1/3，制工极精细。甚至陶俑所携铜钱，也特地缩小制作，直径不及1厘米，但圆轮方孔，面文突起，“半两”二字清晰，恐比铸真钱还要费工费力。随葬俑群如此精工制作耗工费财，墓内随葬物品之丰盛可以推知。同时据这一时期诸侯王墓中已发现以玉衣殓尸的情况（陕西咸阳杨家湾5号墓，被推定为周勃、周亚夫家族墓，约葬于文、景时期，残存玉衣片202片，以银缕编缀，但形制已不可知。又江苏徐州北洞山和狮子山的楚王陵，都出土有金缕玉衣片，前者被推定应是公元前175-前128年之间某位楚王的墓，后者被认为是第二代楚王刘郢客或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墓，下葬年代为公元前175年至前154年），当时皇帝恐也以玉衣殓尸入葬（《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赤眉军曾发掘西汉诸陵，说明西汉帝陵中以玉衣殓尸）。汉武帝时，随着社会经济日趋繁荣，政治稳定，军事实力增强，取得抗击匈奴侵扰战争的胜利，汉代社会日益呈现岀蓬勃向上的气势，同时厚葬之风也更趋兴盛。从考古发现来看，都城长安以外的诸侯王墓都是厚葬成风，如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和他的王妃窦绾墓都是其中典型的代表,除了大量随葬的金玉青铜器物等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以超过两千片玉片缀联的玉衣。玉衣，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被称为“玉匣”、“玉柙”或“玉㭱”等，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特殊的殓服（关于玉衣的中国古代史料，都已收集在史为《关于“金缕玉衣”的资料简介》文中，请参阅）。据推测，玉衣的源起可追溯到史前时期的“玉敛葬”（卢兆荫《略论汉代丧葬用玉的发展与演变》；邓聪编《东亚玉器》第2册。史前“玉敛葬”，又可参看汪遵国《良渚文化“玉敛葬”述略》），而其直接承袭的可能是周代死者脸部覆盖“缀玉面幕”和缀玉片衣服的传统（两周的“缀玉面幕”的考古发现，最早于50年代出土于洛阳中州路的发掘中，也发现有的东周墓中死者衣服也缀有长方形玉石片。近年来更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西周虢国墓地和山西曲沃、翼城境内的天马一曲村西周晋侯墓地多有出土）。在考古发现中，也获得过汉代葬玉明显承袭两周“缀玉面幕”的实物例证， 在江苏徐州子房山第3号西汉早期墓和后楼山西汉墓，都获得过由数十块玉片组成的“缀玉面幕”（李银德），它们是由传统的两周“缀玉面幕”向汉代玉衣的脸盖发展的过渡形态（卢兆荫）。稍后又在山东临沂洪家店西汉前期刘疵墓中，获得由玉片以金缕编成的一件头罩，一副手套和一双鞋，又可能是结构完整的玉衣出现前，尚缺少玉片编成的上衣和裤筒的过渡形态（关于刘疵墓玉衣，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死者等级较低才缺少上衣和裤筒，亦可备一说，见郑绍宗《汉代玉匣葬服的使用及其演变》），至迟到公元前113年，玉衣的结构已臻完备，其典型标本就是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殓尸的玉衣，葬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刘胜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以金丝编缀成形，整领玉衣可以分为脸盖、头罩、上衣的前片和后片、左右两袖筒、左右两裤筒、两手套和两鞋，整套玉衣全长1.88米。与玉衣配合的葬玉还有“玉九窍塞”（玉九窍塞，指盖于尸体双眼的玉眼盖、塞鼻孔的玉鼻塞，盖口的口塞，盖双耳的玉耳瑱，塞肛门的玉肛门塞，还有玉生殖器罩。关于汉代的玉九窍塞，请参看夏鼐《汉代的玉器——汉代玉器中传统的延续和变化》），握于双手的璜形“玉握”，以及枕于头下的嵌玉龙首铜枕。与刘胜“同坟异藏”的王妃窦绾，入殓的时间略迟，应在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前，除以金缕玉衣殓尸外，还使用了嵌玉饰的漆棺，在棺外壁嵌26块玉壁和8件圭形玉饰，内壁盖、底和四侧壁内侧共嵌镶玉版192块。从已发现的资料看，西汉武帝时玉衣的结构虽已臻完备，但当时似着重在“玉”，而没有形成对编缀用缕质地的等级规定，所以可用金、银，也可用丝织的带子来编缀。另外，西汉玉衣片以平素为多，只有河北邢台北陈村西汉墓和山东五莲张家仲崮第4号西汉墓所出玉衣片，有的刻有柿蒂纹或云纹，纹饰内或嵌金丝和金箔，这又使人联想起《西京杂记》所记：“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凤龟麟之象，世谓为蛟龙玉匣。”该书虽为后人伪托汉刘歆撰，但所记之“蛟龙玉匣”似有所本，或可能录自刘歆未成的《汉书》底本（张心澂《伪书通考》）。

　　图一 刘胜“玉衣”的结构

　　（出自《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1脸盖 2头罩 3上衣前片 4上衣后片 5右袖筒 6左袖筒

　　7右手套 8左手套 9右裤筒 10左裤筒 11右鞋 12左鞋

　　东 汉 时 期

　　西汉以玉衣殓尸为代表的厚葬之风的发展势头，虽经新莽代汉和赤眉起义的社会大动荡，到东汉时并未减弱，反而愈演愈烈，正如王符《潜夫论》所说“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缕玉匣，棂梓楩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后汉书·王符列传》）。虽然光武帝于建武七年（31年）就曾下诏薄葬（《后汉书·光武帝纪》）,以后诸帝也常有禁厚葬之令（可参看《后汉书》的《明帝纪》、《章帝纪》、《和帝纪》、《安帝纪》）,但是均无实效，厚葬之风更烈。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看，东汉时厚葬之风表现为地上建冢立祠（汉墓地上所立石祠，保存较好的如孝堂山和武氏祠，可参看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孝堂山郭氏墓石祠补正》；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筑阙（陈明达《汉代的石阙》；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四川汉代石阙》）、设石柱（近年发现的汉代墓前石柱，北京出土的幽州书佐秦君神道石柱最值得注意，见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发现汉代石阙清理简报》、邵茗生《汉幽州节佐秦君石阙释文》）、石兽，地下建豪华的砖石多室墓，绘壁画，设画像石，随葬物品丰盛华美（关于汉代地下墓室等情况，请参阅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特别是王侯贵戚作为殓服的玉衣，在西汉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形成以编缕的质地区别级别的制度。据《后汉书·礼仪志》，皇帝用“金缕玉柙”，“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薨，皆令赠印玺、玉柙银缕；大贵人、长公主铜缕。”这时诸侯王已与西汉时不同，已不得用金缕玉衣了，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东汉时玉衣确是按朝廷规制使用的（目前已发现的东汉诸侯王墓中，中山穆王畅、鲁孝王庆忌、陈顷王崇、彭城王、下邳王等，皆用银缕玉衣，只中山简王焉用鎏金铜缕玉衣，或与银缕相当，或为皇帝特赐。河北蠡县东汉墓出铜缕玉衣，应是嗣侯使用的。见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东汉时玉衣更加盛行，一方面是在于以玉衣装殓突岀显示了死者的身份地位，形成以编缕质地区别级别后更是如此，受宠幸的外戚大臣均以受赐玉衣为荣（《汉书》和《后汉书》中有关赐以玉衣的记载，皆见于外戚、宠臣的列传，计有霍光、董贤、耿秉、梁竦、梁商等人，参看卢兆荫《再论两汉的玉衣》）。以至有人冒僭越之罪私自使用玉衣（汉桓帝时冀州宦者赵忠父死归葬安平，私用“玉匣”，被刺史朱穆发觉，“下郡案验。吏畏其严明，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而收其家属。”《后汉书·朱晖孙穆传》）。另一方面，东汉时人们更相信玉可保护尸体不朽，东汉初年盛传西汉诸陵遭盗掘，有玉衣装殓者仍“率皆如生”（据《后汉书·刘盆于传》，赤眉军曾发掘西汉诸陵，“取其宝货，遂汙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人们从而更迷信玉衣可保尸体不朽，因当时盛行神仙方术，相信死者能“望乘风云，冀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魏文帝曹丕《典论》中曾指岀这种说法的错误， 指出：“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然而惑者，望乘风云，冀与螭龙共驾，适不死之国，国即丹谿。其人浮游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袭，丘垄相望，逝者莫返，潜者莫形，足以觉也。”见《文选》郭景纯《游仙诗》七首之四李善注引文）。这就须尸体不朽，更注重尸体的保护（《汉武内传》中汉人相信尸解得仙，《汉武内传》可能为齐、梁间人作，见张心澂《伪书通考》，但所记仍可为崇信神仙重保存尸体不朽之参考）。

　　曹 魏 时 期

　　东汉末年厚葬的势头更盛，而同时社会矛盾也达到髙峰，导致黄巾军引起的全国大动乱，为镇压黄巾军又引致地方豪强割据，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在群雄混战中，曹操借拥佐汉献帝最后削平群雄统一北方，当他意气风发地挥师南进时，却于赤壁一战败于孙权、刘备联军，终使古代中国形成鼎足三分的政治格局，历史进入三国时期。就在这时葬俗出现了与汉代截然不同的变化，最高统治集团力主薄葬,并且身体力行，于是全社会由厚葬转向薄葬，不封不树，不建祠阙碑柱，墓室构筑和随葬物品也由奢转俭，不用金银珍奇，盛行于两汉的玉衣因而绝迹。

　　控制中原地区的曹魏政权力行薄葬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当时在动乱之后社会经济凋敝，大量百姓死于战祸和饥荒，群雄争地，胜者常屠城,曹军亦不例外，如讨徐州时曾在彭城间“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后“引军从泗南攻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三国志》注引《曹瞒传》）。曹操自己常在诗作中描述遭战祸后的民间惨状，在《蒿里行》中有：“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因此统治集团无力如东汉时那样能花费巨资奢侈地举行丧葬，玉衣这类耗费巨大的特殊殓服首当其冲地被废止，亦在情理之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曹魏统治集团在刚刚度过的大动乱中，对所见前代厚葬的坟墓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感触极深，引以为鉴。当时为了获取金宝以充军费，或为获取战争中所用的物资，曹魏军中将帅都是公开的盗墓者。陈琳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曾有深刻的揭露：“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宝。” 不仅如此,曹魏军中还专设掘墓的官员，檄文又说：“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金缕玉衣，更是掘墓获取的主要目标之一。魏文帝曹丕所作《终制》曾说:“丧乱以来，汉世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同时除掠取金宝外，为制战具，也发墓取棺木等为用，魏将郝昭遗令中承认“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 又知厚葬无益于死者也”（《太平御览》引《魏略》）。曹魏帝王将帅发他人之冢之记忆犹新，自然惧怕自己的冢墓日后遭同样下场。这也应是曹氏父子力主薄葬且不封不树，“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的主要原因。为此魏武帝曹操力主薄葬。早在建安十年（205年）正月平冀州后，就下令禁厚葬（《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并禁立碑（《宋书·礼志》）。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又为自己死后作了安排，“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遗令埋葬时“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晋书·礼志》也记有曹操“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豫自制送终衣服四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其子曹丕遵奉其命埋葬，随葬物无所增加。甚至他取代汉朝称帝以后，为曹操刻金玺追加封号，也“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自此以后“汉礼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晋书·礼志》）。曹丕承袭曹操薄葬主张，在所作《终制》中进一步指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以史为鉴，反复叮嘱：“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故“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目的是“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墓内“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原来魏武帝高陵曾依汉制立陵上祭殿，到黄初三年（222年）祭殿毁坏，文帝诏令：“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系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自此后终魏之世“园邑寝殿遂绝”（《晋书·礼志》）。曹氏父子历经战乱感于亲身经历识厚葬之害，又囿于经济凋敝，力主节葬，不封不树不立寝殿神道，确令后世不识其陵寝所在，以致民间流传所谓曹操作疑冢，衍生出许多传奇故事（邺城遗址附近多大冢，分布于今河北磁县境内。历来民间传为曹操所修七十二疑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疑冢》，陶宗仪甚赞俞诗，认为是“诗之斧钺也。”不过如有人按诗人误导，尽发漳河诸冢，并无法寻及曹操之尸，因为疑冢云云只是乡人误传，其实那些大冢与曹操无关，皆为东魏北齐时大墓，参看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兆域考》，曹操疑冢传说也是历来文学作品的题材，著名的如蒲松龄《聊斋志异》卷十《曹操冢》）。皇帝主节葬，曹魏时贵戚官员将帅也同样感于亲身经历及遵从曹魏法制，多主薄葬。文帝郭后姐子孟武欲厚葬其母起祠堂，郭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三国志·魏书·文德郭皇后传》）。前引郝昭因战中多发冢取木为攻战具，故病亡前遗令儿子郝凯厚葬无益于死者也，“没必敛以时服，死复何在耶？！令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矣”（《太平御览》引《魏略》）有关官员遗令俭葬的记录更多，如裴潜“遗令俭葬，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数枚，其余一无所设”（《三国志·魏书·裴潜传》）。《三国志·魏书》诸传中，记有遗命薄葬，殓以时服的官员尚有司马朗、贾逵、徐晃、徐宣、韩暨、王观、高堂隆等人（参见《三国志·魏书》的《司马朗传》、《贾逵传》、《徐晃传》、《徐宣传》、《韩暨传》、《王观传》、《高堂隆传》）。因此到曹魏时，盛行于东汉时的皇帝和高级贵族的特殊殓服玉衣被彻底废弃，而豪华的大型多室砖墓，奢侈的随葬器物群，以及满布墓室的壁画和画像石刻等也随之绝迹，节葬之风盛行一时。不仅曹魏如此，蜀汉和孙吴的一些名臣也主节葬（蜀汉如诸葛亮,“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孙吴如张昭，“嘉禾五年卒。遗令幅巾素棺，敛以时服。”见《三国志·吴书·张昭传》）。但全社会厚葬陋习仍流行（孙吴时仍厚葬成风，从安徽马鞍山发现的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可见一斑。该墓虽早遭盗扰，残存的随葬遗物尚有精美的漆器以及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等百余件，还有多达6000枚铜钱。有关厚葬的记载更不乏例，如孙吴亡国之君孙皓左夫人张氏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内冢中以为兵卫，以金银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称计。”见《三国志·吴书・孙和何姬传》注引《江表传》，第1202页。且吴大帝孙权时还主以人殉葬，陈武死时，“权命以其爱妾殉葬。”见《三国志·吴书·陈武传》注引《江表传》），与曹魏皇帝倡导薄葬有别。

　　两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曹魏后期，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氏逐渐取得控制朝政大权，嘉平三年（251年）司马懿死时，他仍遵曹魏节葬之制，死前“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晋书·宣帝纪》），正元二年（225年），司马师死，营葬全依其父司马懿丧事制度（《宋书·礼志》：“（晋）景帝崩，丧事制度，乂依宣帝故事。”）。西晋王朝建立后，皇陵仍遵节葬之制，所以惠帝时裴頠表文中说：“大晋垂制，深惟经远，山陵不封，园邑不饰，墓而不坟，同乎山壤，是以丘阪存其陈草，使齐乎中原矣。”（《晋书·刑法志》）同时，魏武时除汉时作石室石兽碑铭旧习，严禁立碑（《宋书·礼志》：“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太原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德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录行事，就刊于墓之阴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西晋仍依曹魏之制，咸宁四年（276年）晋武帝司马炎再次诏令：“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赦令，皆当毁坏”（《宋书·礼志》）。正是由于西晋帝陵不封不树，墓而不坟，又无碑兽石刻等物，且有关文献对西晋帝陵记录极简略，所以后世难知其所在，遂成当今考古学难解之谜。1982年至1983年经仔细勘察，方在邙山南麓探查出应为晋武帝司马炎峻阳陵的峻阳陵墓地，以及晋文帝司马昭崇阳陵的枕头山墓地，两处墓地均地表无任何痕迹，经铲探在峻阳陵墓地探出23座排列有序的坐北面南的土洞墓,均有既长且宽的斜坡底墓道，周围未见任何陵垣痕迹。枕头山墓地共探出5座墓，亦坐北面南，形制、布局同峻阳陵墓地，且墓地周围残存陵垣遗迹，以及两处可能与陵区守卫有关的建筑遗迹。又在枕头山墓地试掘两座墓，都是带有长斜坡底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只就原生土挖成拱形顶土洞，周壁未作任何粉饰，仅地面铺砌青砖，墓门设素面石门。由于早经盗掘，仅存少量陶器及一些零星物品。总体看来，墓室构造尚称简朴，或显现西晋帝陵节葬风格。这次勘察的收获，使我们知道彻底解开晋陵之谜不是没有希望的。

　　图二 枕头山4号墓平、剖面图及墓室平、剖面图

（出自段鹏琦，《西晋帝陵勘察记》）

西晋初皇帝主节葬，-些名臣也还力主薄葬，如王祥遗令子孙“气绝但洗手足，不须沐浴，勿缠尸，皆澣故衣，随时所服。所赐山玄玉珮，卫氏玉玦，绶笥皆勿以敛。西芒上上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箱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糒脯各一盘，玄酒一杯，为朝夕奠”（《晋书·王祥传》）。再如石苞，豫为《终制》：“自今死亡者，皆敛以时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饭晗，为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也。定窆之后，复土满坎，一不得起坟种树。”（《晋书·石苞传》）又如杜预，学郑大夫祭仲，遗令葬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晋书·杜预传》，遗令中说：“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冇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朽，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所以杜预学此而营墓）。但是西晋统一全国以后，司马氏皇族和其所依靠的世家大族的势力极度膨胀，竞相奢侈，前述崇薄葬之石苞之子石崇，后来就是最以奢靡相尚的代表人物（《晋书·石苞传》）。奢靡之风盛行，又要凸显死者族第权势，因此表现在葬俗方面，自然要改节俭之风又转向厚葬。同时西晋皇帝对重臣丧事给予厚赐，也起到鼓励厚葬的作用，更与提倡薄葬的政策相矛盾。例如前举遗令节葬的王祥和石苞，都受到皇帝赐秘器，朝服，衣一袭，钱三百万，布百疋的厚赐（《晋书·王祥传》、《晋书·石苞传》）。因此有些重臣也恃功为己厚葬，如平吴名将王濬，“葬柏谷山，大营茔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晋书·王濬传》)。即使如此，此时厚葬已难重新复原已被曹操革除的汉朝旧习，也不能明显违背司马懿已身体力行的节葬之制，因而就在摒弃汉时大型多室砖墓、珠襦玉匣、画像石刻等，以及地上的祠、碑、石兽等旧俗后，另辟新途，于是西晋葬俗中出现以下新变化。

　　01

　　先看墓室结构。洛阳地区的曹魏时期墓，时代特征不明显，尚多沿袭东汉晚期旧制，1956年在洛阳涧西发现葬有正始八年（247年）铭铁帐构的墓葬，为认识曹魏墓提供了依据，那是一座带有前堂（附左右耳室）和后室的砖墓，铁帐构放置在前堂后部中央，说明原来那一位置张有斗帐，帐前遗有玉杯、铜博山炉、陶灯盏等物。左耳室置庖厨明器和陶俑，应模拟庖厨；右耳室置带盖陶罐等，应模拟仓房。在前堂设奠的习俗，已初见于洛阳烧沟汉墓东汉时墓葬中，烧沟墓1026前堂已陈放漆案，上置漆耳杯4，案前后还有漆耳杯及酒樽，案上还置有鸡、肉。当魏曹节葬禁于坟上立祠等后，对墓内设奠则更受人重视，并开始安置床帐。到西晋时，墓内多减去前堂，成为单室，但设床榻，放脯酒致奠习俗更为流行（洛阳地区已发掘的魏晋墓，多早遭严重盗扰，故难看出设床帐设奠遗迹，但还能寻出一些曾设奠的迹象，如洛阳52号西晋墓室内当门处残存陶多子槅等食器，又如洛阳西郊58LSM3088号墓前堂残存多子槅、耳杯等食器，偃师杏园村的两座魏晋墓。M6前堂遗有残陶案，M34前堂残存陶多子槅3件之多），前引王祥遗令所述最具典型性。东晋时期，此俗仍承袭下来，例如南京象山王氏墓群中第7号墓（据考为王廙墓）中，当门安放有与实物等大的陶榻一张，上置陶凭几、盘、耳杯、砚与瓷香熏、唾壶等物。北园东晋墓中当门处也安放过一张与实物等大的陶榻，虽已残毁，但能复原（陈增弼）。辽宁朝阳袁台子东晋时期的墓葬中，更发现有设帐致奠的遗存，在当门处安放有一平顶小帐，四角用鎏金铜帐构，帐柱下有方形石础。帐内放一张漆案，案上放置瓷碗、钵和漆盒、勺等14件食具。当时这一地区在十六国时后燕至北燕版图之中，更表明置帐设奠习俗影响范围之深远。

　　02

　　西晋时葬俗另一新变化，是由于曹魏时严禁立碑，所以开始将地面树立的墓碑小型化而埋放墓中（罗振玉《石交录》，曾云：“晋人墓志皆为小碑，直立圹中，与后世墓志平放者不同，故无盖而有额。若徐君夫人管氏，若处士成君，若晋沛国张朗三石，额并经署某某之碑，其状圆首，与汉碑形制正同，惟小大异耳。”有关分析请参看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虽然东汉时已有墓内放置碑石的先例，如偃师南蔡庄建宁二年（169年）肥致墓内的石碑，与神仙方术有关，应是较特殊的孤例。到西晋时，放入墓中的小型化的碑石，所记内容主要是死者姓名家世和生平事迹，因此正合世家大族夸耀其家族门第和官阶声誉的目的。本世纪50年代在河南洛阳西晋墓发掘中获得的元康九年（299年）《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就是圭首石碑形，而且碑阴也满刻碑文，在墓中也是竖立于石座之上。另一墓中岀土的太康八年（287年）残志石亦为圭首碑形，而且圭首上还有一圆穿。除此以外的第三方是永宁二年（302年）《晋前尚书郎北地傅宣故命妇士孙氏墓志》，志石作矩形，但无盖。北京西郊八宝山西晋墓出土“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大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青石，矩形，正面、侧面和背面都刻有文字。表明当时墓志尚处于未规范定型的时期。到东晋时，志石渐由碑形大致转为矩形，也有砖志，以象山王氏墓群出土的墓志最引人注意，有时墓志正背面都刻文字，放在墓中时，常是侧立靠在墓壁上，如王闽之砖志和夏金虎砖志。以后至南北朝时期，墓志石方形平放墓中，上加盝顶志盖成为定制，一直沿袭到隋唐以后（徐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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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墓志外，西晋时期墓中随葬俑群的形貌和内容，都与两汉时期有了很大变化。由于晋朝高官豪门以乘牛车为贵，所以俑群的中心是墓内死者出行的牛车和具备鞍辔马具的乘马，还有男仆女侍，以及为镇墓除邪的镇墓甲胄武士俑和镇墓兽，附有家畜家禽和庖厨器物模型。俑的质料以陶质为主，且塑工颇显拙稚（杨泓），可以前举本世纪50年代自河南洛阳晋墓发掘获得的标本为代表。在西晋俑群的基础上，到北朝时期有了很大发展，代表死者地位官阶的以牛车和鞍马为中心的出行仪卫的数量大增，明显成为显示死者身份地位的主要象征物之一。其规模和数量则随死者身份而增加，有的总数膨胀到超过千件。以从东魏、北齐时都城邺附近的王公显贵墓中出土俑群为例，东魏武定八年（550年）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出土陶俑多达1064件，主要是各类出行仪卫俑。又如河北磁县湾漳大墓，推测是北齐时的一座帝陵，规制宏伟，壁画精湛，墓中出土陶俑超过1500件，还在墓的石门外两侧各置有体高142厘米的文吏俑，是目前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最高大的北朝时期陶俑。

　　

图三 茹茹公主墓出土陶俑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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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补充说明魏晋时玉衣的消失，除经济原因和政治因素外，也应与人们信仰的变更有关。玉衣保存尸体以求不朽，前已提及是与汉代人们相信黄老神仙有联系。但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魏晋佛教在中国流行的情况，请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人们由企望升仙转而更虔信来世转生及往生西方净土。且佛涅槃后尸骨火化。因此对死后永久保存尸体不朽，已不为人们所看重，所以迷信玉衣能保护尸体不朽的功能随之不受重视，统治者无意恢复这类特殊殓服，这也应是玉衣消失的思想因素之一。

　　隋 唐 时 期

　　以上简要回顾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来，葬俗方面与两汉时期不同的变化，到公元589年隋朝再次统一了古代中国，再次重新规定葬仪制度（《隋书·礼仪志》），所依据的已是南北朝时变化的新葬仪。从考古发现来看，隋代墓葬中的随葬俑群，分别承袭自北方的北周和北齐的规制，也融入了南朝的一些因素，在造型方面更保留着分别源于北周和北齐不同艺术风格的痕迹（杨泓）。后经隋至唐初的发展，终于塑造出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新组合的唐代随葬俑群，如与汉俑相此，从内容到造型都呈现着完全不同的面貌。因此从汉到唐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古代葬俗由汉至唐的过渡阶段，值得今后深入探研。

　　 *本文原载于《文物》1999年第10期，第60-68页。原有注释删去凡需引用等请务必核查和使用原始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