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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万里《西行日记》里的民国山西图景

摘要: 导 读1924年,作为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摄影家的陈万里从北京大学来到太原。从太原一路南下,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晋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山西,穿陕甘抵达敦煌。他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 、唱本、志乘及各色人物,悉数收入笔端,成《西行日记》而出版。陈万里笔下,正如顾颉 ...


导 读

1924年,作为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摄影家的陈万里从北京大学来到太原。从太原一路南下,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晋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山西,穿陕甘抵达敦煌。他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 、唱本、志乘及各色人物,悉数收入笔端,成《西行日记》而出版。陈万里笔下,正如顾颉刚所言,“记出从来在书本上看不见的东西!”

《西行日记》原刊本

2001年夏,收到甘肃同道姜洪源先生寄赠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这是他翻译的华尔纳第一次率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敦煌之行的考察游记,原书于1926年在纽约出版。华尔纳1923年7月至1924年4月间的第一次敦煌之行,由于用化学胶水盗走莫高窟精美壁画而成为“外国探险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当他1925年2月至6月再次率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来中国进行第二次考察时,这位浑身牛仔装束的美国人已经成了西北各地严加防范的对象。北京大学特派陈万里教授跟随华尔纳的考察队一同前往。陈万里先生将沿途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题为《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于1926年由北京朴社出版。

《西行日记》作者陈万里在赴敦煌途中

姜洪源、魏宏举翻译的《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7月出版),收进三篇长篇附录,陈万里的《西行日记》作为“附录二”全文收录于该书。这样,华尔纳第一次敦煌之行的考察游记与陈万里跟随华尔纳第二次西北之行的全程日记,共同构成了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两次到中国西北考察发掘的目击实录史料。从史料的历史文献价值来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比华尔纳的考察游记价值更高。盖因华尔纳的考察游记反映的是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古老艺术及现实社会诸现象的表层观感,而陈万里作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北大教授,把沿途的古建、民俗、方音、市招、戏曲、神祇、唱本、志乘等,悉数收向笔端。正如顾颉刚先生为《西行日记》所作序言中评价的那样,陈万里日记“集合考古学、民俗学、地理学、言语学等等材料于一书,记出从来在书本上看不见的东西!”

  本文以陈万里《西行日记》所述史料为主线,辅以华尔纳的考察游记及其他资料,尽可能地去还原20世纪20年代民国山西社会的几个历史片段。

清末民国初年的太原街头

一、阎锡山和吴佩孚的脸谱

陈万里西行的真正起点是从太原开始的。整个行程是从太原启程南下,过小店、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州、洪洞、侯马、闻喜、永济、芮城等晋省诸县,从风陵渡过黄河出山西,抵达陕西潼关;过华阴、渭南、临潼、西安、咸阳、永寿、彬县、长武等陕西诸地,然后自泾川进入甘肃;从平凉翻越六盘山,过静宁、会宁、定西、榆中,抵达兰州,接着沿河西走廊一路向西到了敦煌。这次漫长的旅程见闻甚多,记述庞杂,比如他沿途接触的从军阀要员到县级知事,这些民国时期官场上的脸谱是什么样子呢?

  陈万里是1925年2月17日抵达太原的。第二天10时,他就在督军府的会客厅见到了民国山西的头面人物阎锡山。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阎卿黑布棉袍,已破旧,状类乡曲;然两目炯炯,神采焕发,谈论极和平真挚。越三十分间,始兴辞而出。”在这半个小时的会见中,阎锡山留给陈的直观印象还是不错的,尽管穿戴得像个乡野村夫,但目光、神采、谈吐还是显示了督军范儿。

  而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军阀吴佩孚于1923年7月在河南接见华尔纳后,留给华尔纳的直观印象却要复杂得多。华尔纳写道:“当这位显贵快步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健壮。他身材瘦小,眉毛修长,声音缓慢而有力。他向我们致歉,说在此之前他正处理一批公文……尽管他在留神地听,但仍在展开的文卷上浏览着。他当即向我们保证,如果有危险他可保证我们的安全,可以提供一支护卫队。并且解释说,匪患问题都是地方官员负责处理的事情,他本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清除匪患的琐事。当我们表示不希望被护卫队保护,以免被误认为是达官贵人,他却不屑一顾,说可以派十个士兵把我们一直护送到陕西省的边界。他仍在翻阅那些函件并不时地在上面签字,同时,吩咐传令兵准备快餐。”说是快餐,其实一点也不快,是一顿典型的官场酒宴:“饭厅里摆放着七张圆桌,每桌六至八人就座。我们和吴大帅及他的秘书坐在一起。窗外的庭院里,一支非常出色的军乐队正奏着军乐。有时,他们在奏乐中突然以俄罗斯人的方式歌唱起来,颇为激动人心。在最初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同靠近身边的军官们没什么可谈的,而我们杯子里的紫红色的葡萄酒却一直被斟满。吴每次都把酒喝干,同时翻转手中的杯子在餐桌上旋转一圈,我们也只能一饮而尽。然后,他示意我们吃菜,餐桌上摆满羊羔肉、豆腐、炒蛋、汤团等六七种不同的菜肴。我们用袖子把筷子擦干净,站起来去夹圆桌那边的菜。”吴佩孚手下的军官,在华尔纳看来几乎就是小丑:“我们边品着酒边吃着菜,我听到右边座位上的身躯魁梧的参谋长打出了饱嗝。他那剪得短短的头发上和粗壮脖子的皱褶里渗满了汗水,活像是被捕捞的鳟鱼刚从水里冒出来一样。”而吴佩孚的秘书,在华尔纳眼中更是一朵“奇葩”,这位男秘书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穿着雪白的丝绸长袍,能说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指甲修剪得比女孩还雌性化。吴佩孚款待了华尔纳一行之后,派卫队护送他们到龙门石窟一日游。这位娇滴滴的漂亮秘书骑马陪同,由于以前从来没有骑过马,一上马就紧张得下巴颏儿都缩了回去,再也顾不上讲什么英语了,走出去没多远就从马背上颠了下来。到了龙门,他的屁股已被马鞍磨破了。

民国时期陕西潼关黄河渡口

二、恶之花盛开

  

从风陵渡过黄河,陈万里一行抵达陕西的第一站是潼关。潼关的街市着实把他们吓一跳。他在192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如此描述:在潼关“出至市街闲步。贴邻有一杂货铺,炉灶上公然煎鸦片烟;询之,月纳‘罚款’十元者也。据云:(潼关)东关如此者有三四家,城内则有四五十家左右。铺号之大者,月纳罚款至二百元,若彼每日门市售数两,故罚款只有此数。烟之来源,在营业小者,向大铺匀之,大者则向西省购运。呜呼!潼关现象竟如斯耶?此非身历其境者不能知。每一小苇叶,售铜圆十枚,一钱板上,约有百余摊……”久居京城的陈万里没想到潼关城内鸦片馆林立,因为民国了,鸦片生意是非法的。民国元年1月5日孙中山就发出《临时政府令》,通告全国:“限期剪辫,劝禁缠足,禁止刑讯,严禁鸦片,禁止赌博,废止跪拜。重视农事,保护华侨。”潼关以罚代税,事实上让鸦片生意合法化了。他提及的“小苇叶”,是用来卷大烟膏吸食的,卷成如香烟卷大小,陕西人俗称“棒子”。至于营销模式,走的是“总代——批发——零售”渠道,大铺批发兼零售,小铺零售不批发;而“总代”,则是一河之隔的山西官商巨贾,山西是陕西鸦片泛滥的大后方。

  其实,自1859年清廷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之后,国内鸦片种植就合法化了。短短十余年,山西乡野“弃田之半以种罂粟”,毕竟种罂粟比种粮食更挣钱,“往往以膏腴水田遍种罂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到光绪初年,山西已成为本土鸦片的重要产区。曾任山西学使朱酉山幕僚的许珏初入晋时大为震撼,他写道:“亲见连畦接畛,遍种罂粟,视光绪初年增多且将十倍”。几年后《农学报》记载:“山西罂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等处为最盛”,各处合计共30503.8亩。山西烟土以“味好劲足”而名世。张之洞也说:山西遍地种植鸦片,“几于无县无之”。

  山西作为烟毒大省,清末历任山西巡抚虽然都是禁烟的,措施却一直相对温和。直到1908年10月,丁宝铨升任山西巡抚,开始了强硬的禁烟政策。1909年,山西省谘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祁县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文水县令刘彤光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绝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大片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见到此景,遂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则以“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遂回省报告。丁宝铨立即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官民冲突引发,夏学津下令开枪,共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接着,夏学津又威逼当地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最后又将平民武树福残忍杀害。“文交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随后形势的发展震惊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阎锡山主政山西,禁烟一直是他叫得很响的主张,但鉴于“文交惨案”的教训及经济利益的考量,民国时期的山西实质上采取的是“晋烟外销”的策略,本省内严禁销售,抽税外销出省,最大的倾销地就是陕西,对种植则是禁而不绝。台湾版《阎锡山日记》1931年2月9日记载:“太谷县长临行请训(民国十一年),曾指示曰:太谷县初以商富,后溺于惰怠,烟赌等嗜好普遍,田野荒芜,你到县应拯溺励勤,本己溺己饥为怀,多下乡,多劝说。又问是否要用严刑峻法?答曰:严刑峻法须在说服以后用之。再问:说能以振衰去弊乎?曰:说之效果甚大,说以先民,民忘其老,说以犯难,民忘其死,但说的心理要真诚,说的事理要利贞。利民之言,民易从,正义之言民易从。禁嗜好,勤农业为太谷施政之重要目标,须振兴之。”阎锡山1923年给新任太谷县长赴任前的这段训示,基本上反映了山西的民国禁烟意图:以劝解教育为主,不动用法律的强制手段去禁。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万里在山西没看到鸦片入市而在陕西却满街都是山西烟了。陈还发现,从潼关到华阴,一路卖鸦片的大铺多是山西人。他在1925年3月10日的日记中感慨:“两日内关于社会方面观察所得可以记述者,即鸦片烟之公然贩卖尤甚于潼关附近也。余在岳镇所见市招有戒烟药膏分局,公记公膏局等数种,华县更多,有官膏分售处,官烟分售处,戒烟药膏分售处,销售净烟,销售清烟,棒子分售处,棒子发庄,及销售戒烟官膏等种种,可谓五光十色矣……闻渭南城内外公然售烟及棒子者约有二三十家,月纳罚款自二三元至七八元不等。发庄店主系山西人,余询其吸烟否?彼答以有瘾如何回家,谈未竟,二兵士持筛篓小面盆来,要求熬烟,店主告以所在,遂他去。回至客店,一车夫侧卧炕上,正在吞云吐雾之际,余为之摄一影,彼犹欣然有得色。呜呼!是可哀也!”这段描述准确地捕捉到了山陕两省的烟害差异。山西种烟、贩烟,但布衣黔首一般不沾毒瘾,吸食鸦片一般是晋省大户的嗜好。徐珂《呻余放言》云:“山右之太谷、介休、祁县多富室,而男丁不蕃。相传保富之法,于男子之将届成年者,为其娶妾,并授以鸦片吸具,则为烟色所困,而无用财之他途。于是黄标紫标,绵延弗替,然烟色二者,为伐树之双斧。断丧既甚,生殖力锐减矣。”而陕西的情况则严重得多,销售环节上的松弛放任直接导致烟毒走向社会底层,进而成为全民化毒瘤。

  还是顾颉刚先生看得透彻,在给陈万里《西行日记》所作的序言中他愤然写道:“至于政治的黑暗,如陕甘两省的罂粟的遍野,苛税的繁多,银圆价值的分歧,哪一处不教人看了心痛!我们只要陕西经商的山西人说的‘有了瘾如何回家!’的话,便可知道山西和陕西的政治是迥然不同的。因为陕甘两省兵匪满地,逼得人民的生活苦痛不堪。因为督军们要收取烟税作为自肥之计,借了罚种罂粟的名目,普及于一班种菽麦的人,叫他们分摊罚款,逼得他们不能再种菽麦。因为大家都种了罂粟,弄得烟贱而谷贵,牵连及于一切物价,没有不提高的。人民生计之枯,嗜好之深,惟有一天一天的堕落下去,除了奄奄待毙之外竟没有别的办法。试看这本日记里写的,他们在寒风凛冽之下,赤着身子,颤着牙齿做苦笑,真是何等悲惨的一幅‘饿殍图’呵!”

  发源于晋蒙两省交界地带的“二人台”戏曲,从民歌中走出,发展成为“打地摊”的形式,叫“打玩意儿”,基本上是说唱艺术。近代二人台兴盛于晋、蒙、陕、宁、甘地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片区域广种鸦片,江湖艺人在罂粟收割季节到罂粟产地打地摊唱玩意儿,于是也叫“洋烟戏”,如此才能维持艺人的生计。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山西乃至整个大西北,是一片罂粟花掩映下的“恶之花盛开”的地方。

三、戏剧与祭祀

在陈万里历时近半年的考察途中,记录下的业余文化生活,最隆重的就是看戏。1925年2月21日在太原看戏,2月24日在介休看戏,3月4日在猗氏(今山西临猗县)牛杜镇看戏,3月12日在西安看戏,3月15日在西安看戏,4月19日在凉州马儿坝看戏,5月20日在敦煌月牙泉看戏……。

  这倒不是陈本身系民俗学家就对地方戏曲格外关注,而是戏曲在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处在百姓精神生活的显著位置。正如19世纪来到中华帝国的美国人史密斯所言:“中国人喜欢戏剧,就跟英国人喜欢体育、西班牙人喜欢斗牛一样。” “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见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

  仔细分析,中国戏曲几乎是为底层百姓量身定制的艺术。除了唱腔、旋律跟地方群众的审美取向高度契合之外,就传统舞台戏曲故事的种类来说,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神怪戏”,舞台上寄托着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把民间信仰里神和怪的力量人格化,变成有是非善恶观念的人间色彩,让观众暂时逃离现实生活的艰辛窘迫,进入短暂的松弛愉悦状态。这样的瞬间化境,大概跟抽大烟非常类似,难怪有“戏痴”“戏瘾”一说;二是“帝王戏”,表现帝王宫廷生活和古代英雄忠烈的跌宕人生,台下如蝼蚁一样生存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红墙内帝王后妃跟老百姓没什么两样的生活细节和精神骚动,同样蝇营狗苟,同样忍气吞声,同样情感冷暖,同样寂寞长袖,让最广大的平民百姓能够在几乎“半神化”的人物命运的悲欢变化中体味善恶忠奸的道德教化;三是“写实戏”,舞台中央呈现的就是台下观众自己的生活,人物和故事饱含着下层民众的嬉笑和泪水,唯一不同的就是舞台效果把自己的平常日子夸张地表达了,比如对“恶势力”的丑角化,对弱者、善良一方的“神圣化”,从而获得对“恶势力”讽刺和鞭笞的快感。有意思的是,无论是“神怪”,还是“帝王”,还是“写实”,像有一条红线牵引着观众如痴如醉地走入梦境。“好戏一开锣,就知道怎样收场”,这条红线就是“因果报应”,观众顺着这条线一步一步走进满意的大结局,从而快感升腾……

  山西是古戏台遗存最多的省份,也是剧种遗存最多的省份。稍微留意一下古戏台的建筑特点就会发现,多数戏台正对的是神祇。戏曲是祭祀的一部分,大戏是直接唱给对面的神祇听的。百姓看戏,只是叨光。至于神祇的成分,可谓系统庞杂,佛祖、菩萨、天尊、关帝、孔圣、药王、城隍、山神、风师、雨伯、马王、土地爷、五道爷,以及各种地方神祇、祠堂先祖等,似乎均对戏曲格外受用。神戏民听,也算民国时期的一道乡间风景。

  1925年2月23日,陈万里路经晋中,看到“贾令、祁县则斋供太阳甚盛,盖时日为阴历二月初一,山西风俗然也。供牌上刻‘供奉太阳老爷之神位’,其前果匣一,茶碗三,供菜供饭供面食均五,鲜果一盘,干果倍之,茶食面食均四大盘,其前复接一方桌,有香炉蜡台花插等物。最前香斗一,着地,设一小几,两侧藤篓,插以翠柏,上覆白幕,其前张一红呢横批,剪黑绒大字曰‘报神德’。两侧挂以纸灯,斋供之陈设大率如是。”笔者以前从未看到过晋中地区农历二月初一祭供太阳神的史料记载。太阳神祭祀可谓非常古老的自然崇拜,商代甲骨卜辞中就记载有非常隆重的先民祭祀太阳神的仪式。郭沫若言:“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不可思议的是,如此古老的原始信仰,民国时期在晋中一带的民俗中还能留下蛛丝马迹。

  第二天,陈万里一行抵达介休西关。西关火神庙正在演出中路梆子《四郎探母》,当地管梆子叫“乱弹”。庙前悬一木牌,上书:“民国十四年二月初一二三四日,敬献马王老爷尊前盘炷,演戏四天,阖社同叩。”台前粘一红纸,写着十来个演员的伶名。火神庙是供奉火神、祈禳避免火灾发生的场所,而马王爷是马神的俗称,正式名分叫“灵官马元帅”。一座道观供奉着各路实用神明,诸神合署办公,和谐共荣,也堪称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吧。对于百姓而言,哪路神仙也不敢慢待,否则神仙怠慢,吃罪不起,民谚道:“不给你点厉害,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于是,该祭献的大戏一定得唱,该烧到的高香必须得烧。

  3月4日,他们在猗氏牛杜镇又赶了一场大戏。当天适逢关帝庙有庙会,看戏的人头攒动,场面比介休更壮观。他们居住的客栈正好在戏台的后院,陈先生借机绕上后台跟戏班班主闲聊起来。该戏班有50余人,为本地梆子剧团之一,也兼唱晋南眉户腔。这次在牛杜镇演4天,前两天在关帝庙,后两日在火神庙,4天的戏资共计50余元。戏唱到半夜,作为路人看客的陈万里已经无力支撑回到客栈休息,整个小镇的夜空依然飘荡着锣鼓喧闹的梆子腔……

  从陈万里《西行日记》的沿途记录见闻来看,戏曲和祭祀在民国时期的大西北地区,承载和折射着底层百姓精神生活的需求和希冀,尤其是从身处民国乱世的社会大背景下去观照,意义可放大去看。

民国时期的山西脚夫

四、脚夫的生活

陈万里的西北之行,正式名分是“跟随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第二次西北之行陪同考察”。除了福格艺术博物馆考察队的6名队员,他在行程中接触最多的就是脚夫了。因为考察队辎重行囊颇多,从太原启程始,就雇用多辆马车,走完全程。在陕、甘、内蒙古、晋、青一带,旧时把靠赶着骡、驴、马等牲畜帮人运输的人称作“赶牲灵”,也称“脚夫”。

那么,在将近半年的长途跋涉中,陈万里对各地脚夫的印象如何呢?他的日记中数次提及脚夫,3月31日的记载更是综合给出评语:“此次西安雇来之车,赶车者悉系洛阳人,同行中好以骂人为谑,否则倚车瞌睡,到店则相聚赌纸牌。自潼关到西安之赶车者,多为陕西西部人,十之八九隶黑籍,打尖时牲口置之不问,先去开灯过瘾,因此牲口所得饲料甚少,不能负重。到宿店,则终夜横卧破席上,除与一灯相对外,别无动作矣。一日某赶车者,以倚车瞌睡故,由车上跌下,伤足,将怨天乎?抑尤人乎?可恨亦可笑也!山西赶车者极勤恳,诚实者多,间有一二到客店时,沽酒饮之,自得其乐。途中歌迷胡调,甲唱乙和,使旅人在车中,不至有寂寞之苦,我甚感之。”描述非常精确,洛阳的脚夫以骂人戏谑、依车睡觉、到店聚赌打发旅途生活;陕西脚夫十有八九是黑籍中人,即“瘾君子”,抽大烟是唯一爱好;山西的脚夫沿途以歌迷胡调打发时光。所谓歌迷胡调,就是顺嘴而歌。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民歌大概是打发旅途寂寞最健康、最有效的方式了。

其实,无论是山陕北部的信天游,还是晋蒙交界河套地区的爬山调,还是甘青地区的花儿,以脚夫的身份或视角来抒情和叙事是西北民歌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我觉得脚夫入歌,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脚夫在传统农耕社会是一个流动性最强的群体,这不仅体现在他们见多识广的“草根达人”的特征,更重要的是,他们是一个更具故事性的群体,也是更容易产生传奇效果的一个群体。士子阶层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说明经历本身就是一种阅历,自身的直接经验和感受更能强化书本知识的“活性成分”,使人的思维活跃起来,视野开阔起来。同样的,农耕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在“读万卷书”这条路被关闭掉之后,“行万里路”就成了唯一增加阅历的途径了。草根达人的传奇人生,是这个群体被漫画出的一个群体形象。二是脚夫经年累月在外,是一个清一色单性群体,还是清一色青壮年,雄性荷尔蒙膨胀,他们在相对固定的线路上周期性流动、游走,非常容易产生暧昧和情爱故事。这样的单纯情色故事,正是信天游传唱的主体内容。西北民歌很大一部分是传颂底层劳动人民质朴、本能、鲜活、火爆的原欲生活状态的,在大西北地旷人稀的空间下,是礼教与原欲相互冲杀搏击下的生命突围。脚夫只是一个道具,成了被置于冲杀前沿的一个符号化的群体。三是脚夫的生活是寂寞乏味的,在这样的寂寞旅途中,人也是最容易产生生活幻想的,把对生活的渴望,对爱的渴望,信口歌迷胡调,或演绎成情爱故事,寄托彩色梦想,也算是布衣黔首的精神安慰剂吧。

相对于其他各地的脚夫而言,山西脚夫更具职业精神,应该跟晋商的长期熏染有关。“晋商是‘行商’,他们的财富一部分来自买进卖出的商业利润,另一部分来自现代意义上的‘物流业’。明清两代直至民国,晋商经手的商货品种繁多,按产地简单划分,有南货、北货与俄国货三大类。如把南货中的两湖福建的茶叶、苏杭的绸缎、江西的瓷器、广东的杂货、四川的药材、山西曲沃的烟丝等,通过陆路——水路——陆路,运到雁门关外,经过张家口(东口)、杀虎口(西口)进入蒙古地区,再走东北、西北、正北三路商道,分别与东北的人参、貂皮,西北的膏药、水烟,蒙古的牛马、皮毛,俄国的呢绒、哔叽、哈拉等毛纺品,进行以物易物的实物贸易,起货后再销往北京、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1]在这样万里贩运的长途货贸中,车帮和脚夫的职业精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光绪举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第五册有一则“山西行商有车帮”史料,正好记载了山西商人的货运情形:晋中一带的商人多为行商,运送货物往来于关外诸地。考虑到长途跋涉,路途难免盗贼出没,于是常常结成车帮,成为山西商队。每个车帮多者上百辆车,车是那种大轱辘车,一车可载重五百斤,由一头牛驾车。一个车夫赶十几辆牛车,傍晚时分启程,半夜停车宿营。白天不赶脚,昼牧夜行,所以宿营必挑有水有草的地方露宿。一般每天行程三四十里。车帮都携带几只烈犬,行进时狗也乘车,夜宿时将牛车列成两行,成椭圆形,方便营卫。车夫住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押车的镖师数人轮番巡逻,人一旦入睡,则以烈犬代之,谓之“卫犬”。某商铺蓄养的卫犬异常骁猛,一旦失盗,卫犬嗅着足迹就能够把盗贼拽出来。可见,陈万里遇上的山西脚夫比较具有职业素养,是老晋商培育出来的“职业范儿”。

当然,脚夫在途中的真实生活有时是很难通过“歌迷胡调”来反映的。甘肃省档案馆收藏的“黄河铁桥档案”里,就记录着1908年从郑州运送大宗桥料到兰州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脚夫生活超乎寻常的艰辛。对这种艰难,“桥料转运案卷”中各地接料委员就桥料转运情形给彭英甲的一系列禀文里多有描述:“值兹夏秋之际,装骡马车行河南道则尤属其难”,“道路艰阻及铁件中之大者,尤为棘手难运”,“惟时酷热异常,西进在途车辆骡马热毙者,不一而足”等等。“比如郑州转运,按常规来说,郑州到西安1100公里,重车往返一次只需月余时间。由于9月份‘连阴雨久,道路泥泞,不堪闻问’,车马难以行走,特别是洛阳以西的渑池、新安、陕州等地经过的洛水镇、张茅峡、观音堂‘数处崎岖,素号羊肠,遇兹雨雪,艰逾蜀道’。车走到这儿,有的车夫将洋灰桶卸下一半,寄放在旅店里,以便先把车上的另一半轻装运到陕西;有的把全部桥料卸在地上,坐等路面干燥再行。直到10月初道路相继开通,在途车辆又复逶迤西行。这样走走停停,前后经历了将近2个月时间的艰难跋涉,到达西安的车马仅为50﹪。10月16至18日,连降三天雨雪,洛阳一带路面变成泥塘,重车寸步难行,车家叫苦不迭。押运的护勇前后增添了四五十名,而回郑州销差的只有10名,其余都在途中开了小差。还发生了护勇和车夫在风雨交加的险途中车祸身亡的事故。”

民国时期,临汾城

民国时期,解州关帝庙门前

民国时期,运城盐池

民国时期,蒲州城外割麦子的农民

民国时期,河津县城

五、招贴、方音及其他

  

所到之处的街头招贴,也是陈万里关注的一个重点。他在日记中摘录下许多布告、手谕、门联等内容。比如3月6日在山西永济吕芝镇打尖,见布告两张,其一是山西陆军第八旅征募乡军,“兹奉督军电开,以本旅应募乡军,系为人民增长军事智识,镇慑地方,以及生命财产庐墓田地,皆可自卫保护,并可收长治久安之效,良法美意,莫过于此。”接下来就是开列的条件和待遇:18至30岁男丁均可报名,培训3个月回乡,培训期间每月发饷七吊五百文。其实这种松散的民团组织参与乡村自治,正是阎锡山治晋方略之“村政建设”的一部分。把招募培训乡勇提升到“良法美意,莫过于此”的高度,让我们结结实实看到了民国晋省官府善于“忽悠”的才能。晋省坊间流传一则著名的段子,说某次阎锡山问名士幕僚赵承绶:“什么叫政治?”赵引经据典,滔滔不绝。阎笑了笑:“没那么复杂!所谓政治,就是让对手下来,咱们上去!”阎又问赵:“什么叫宣传?”赵又洋洋洒洒,说古论今。阎更加不屑:“没那么复杂!所谓宣传,就是让大家都认为咱们好,别人不好!”我一直没有查到这段“著名对话”的史料出处,但一问一答活脱脱勾勒出了阎锡山看重宣传、擅长鼓动的“文韬”。在他的治下,街头招贴也是阵地,贴出“良法美意,莫过于此”的布告也就不足为怪了。

  陈万里在永济吕芝镇看到的另一则布告更为奇特,“永济县知事赵示:寡妇坐堂招夫,最为恶俗。嗣后寡妇如不能守节,只准再醮,不准招夫;违则从重惩办。房族及村长闾长不为禁止,一并处分,特示。”醮,嫁也。赵太爷有令,在永济地盘上,给夫家生子之后成了寡妇的,只有守节和再嫁两条路,不得坐堂招男“倒插门”,否则家长、族长、村子、闾长一并连坐!这种地方土政策的出台,估计是寡妇坐堂招夫引发家族财产纠纷案件频发所致。这也是下级实现阎锡山强推村政建设、达到“村村无诉讼”目标的保障性措施之一。陈万里4月28日在抚彝县(今甘肃临泽县)沙河堡看到“堡门遍贴抚彝县知事手谕,恍若身在山西境内矣。”可见山西境内各地的街头布告宣传,给陈万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民国山西最显著的“政绩工程”并没有在街头过度渲染,而是扎扎实实做在了实处,那就是义务教育。陈万里在2月25日过山西介休某村时,记录下了国民学校之门联:“穿军衣,戴制帽,文明气象;习经学,授算术,大有儒风。”如果对民国山西历史有所了解的话,那么,这条日记背后隐藏的历史信息是巨大的:其一,在陈万里先生叫不上名字的山村里,居然有一所像模像样的国民学校,国民教育的普及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在阎锡山主政时有个著名的教育概念,叫“强迫教育”。当年有本小册子,叫《人民须知》,发行量大到每户一册,是阎氏向晋省民众推介他的政治理念和治省政策的。“义务教育”在当时是极新鲜的事物,故而阎氏在《人民须知》中如此解释:“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岁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这就是陈万里看到的国民学校。把国民学校办到强迫教育的地步,可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的辅之有强制处罚措施。1918年山西省政府出台的《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明确规定:“凡学龄儿童暨18岁以下之失学儿童,无故之不入学者,经各区长、各街村副查明呈请县知事核准,处其家长以l至5元罚金,此项罚金自学龄儿童10岁起每岁迟追加1元;凡有意破坏或阻挠学务暨抗不交纳本地方应行公派担负相当数目之学款者,应呈由知事处以相当之罚金,使其数至多以30元为限。”这些强硬政策的实施,使得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当时成了一个奇迹。1925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实地考察后如此评价山西的义务教育:“我们不能不佩服山西人民对于义务教育之忠实努力,自从民国七年开始试办,到了现在山西省100学龄儿童中已有70多人在国民小学里做学生了。山西之下的第二个省份(江苏)只有20%多。可见,真正实行义务教育的,算来只有山西一省。”[3] 其二,国民学校门联也真实地反映了教育内容新旧交叠的色彩。上联“穿军衣,戴制帽,文明气象”,说的是公民常识教育,做跟前清教育有别的现代“文明人”;下联“习经学,授算术,大有儒风”,说的是旧学传统文化不可失,儒学尚存。

  作为长期致力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研究的北大教授,陈万里除详细记录沿途古建、碑刻、拓片、唱本、市招、民俗之外,还记录了各地比较典型的方音。3月2日在闻喜记录晋南方言:“‘书’念为‘夫’,‘春’读若‘喷’。据问店饭铺伙友云,旧治霍州、平阳、绛州等属方言成一系统,与太原府属迥异,潞安则差别更甚。”确实,山西各地方言差异极大,晋北方言覆盖区域较广,晋、陕、冀、蒙相接大片区域皆为晋北方言区;晋东南、晋中、晋南各成方言系统,相互差异甚大。总之,陈万里的《西行日记》涉猎甚广,他以学者的眼光记述了沿途见闻,内容庞杂,勾勒出一幅民国山西的社会图景。作为资深摄影家,他的这次远足还拍摄了300余帧照片,可惜1926年《西行日记》出版时因印刷条件所限,图片没能随同日记一同付梓,否则我们今天可以隔空看到陈先生大西北之行的图文直播了。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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