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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岩：访司马迁祠与墓
11月9日到10日，第四届伯鸿书香奖专题文化游活动——《史记》主题游在司马迁故里陕西韩城开展。通过中华书局和三联中读招募而来的幸运读者和特邀专家一同探寻太史公的足迹。今将此次访古之旅的游记分享给各位读者，让我们在历史现场获取新知。
第一次到韩城，赶上大雾天。过了芝水桥，仰望千尺高岗之上的太史公祠与墓，如瞻天上宫阙，真感到“过往如他乡”（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y）。
远望太史公祠 | 朱思宇 摄
这是韩城芝川镇东南韩奕坡的一段，西枕梁山，东望黄河，南北皆为断崖。体量不大的建筑群集中在北部狭窄的斜坡上，坐西朝东。走进山脚的大门，沿着沧桑的司马古道前行，数到第九十九级台阶，便是祠堂门口。途径三两处牌坊，为木为砖，榜书“高山仰止” “河山之阳”等字，提示着斯人斯地的特殊意义，令人级级加虔，步步崇慎。
牌坊 | 朱思宇 摄
祠堂主体由五开间的献殿和三开间的寝宫组成，室内碑石林立，满壁文史。我们找到了北宋治平元年（1064）韩城县知事李奎的题诗碑，其中有“荒祠临后土，孤冢压黄河”之句，可知在此之前已有祠与墓。据宣和七年（1125）东鲁尹阳修太史公庙碑所言筑“五架四楹之室，又为复屋以崇之”，推测现存献殿与寝宫是在宋代基础上发展而来。寝宫内供奉的司马迁塑像年代较为晚近。寝宫之左为逼仄的斋厨。绕到寝宫之后，便是墓冢。坟冢为圆形，前有乾隆丙申（1776）陕西巡抚毕沅题字碑。墓顶植古柏，一株五枝，郁葱如盖。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谓司马迁卒年“绝不可考”，其死因更是众说纷纭。《史记·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可知太史公为汉夏阳县（今韩城）人，其墟墓也应在附近。汉代功臣有陪葬于帝陵者。司马迁遭刑，应死葬故里，但其具体方位则难以确指。有关迁墓最早的文献，见于《水经注·河水》，曰：“溪水（即芝水）又东南经夏南县故城南……又历高阳宫北，又东南经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垣。”这段文字在平面上界定了司马迁墓与芝水的关系，但并未提到醒目的高岗。《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八“关西道”四“同州韩城县”条引《水经注》佚文：“高门原南有层阜，秀出云表，俗谓司马原。”司马原当是今天的司马迁祠与墓的位置，然《水经注》并未将二者联系起来。总之，原太史公祠墓与今址是一是二，还需推敲。
汉代北方虽见开辟于山间的崖墓，但多为诸侯一级。民间在山顶设墓地的一个例子，是济南长清区孝堂山。这座高度只有20多米的石灰岩小丘在汉代名曰巫山，其顶部至少发现了5座东汉墓，并有一石祠保留至今。两汉多聚族而葬，但韩奕坡的这段山岗面积狭小，无法容纳下一个家族墓地。可能由于证据不足，当地也传说目前所见只是衣冠冢。
西晋时殷济在墓前建石室，应是继承了汉代的传统。除了孝堂山东汉墓与石祠，著名的山东嘉祥东汉武氏墓群，就有3座石祠以上的石祠和多座墓葬发现。这种例子在山东、苏北、皖东北地区所在多有。
祠堂以石头构筑，求其历久不败，堂内还有丰富的石刻画像，为考古、艺术史研究者所重视。但暴露在地表的祠堂却绝少保留下来。大约从魏晋开始，大量汉代石祠就被拆毁，用作重建墓葬的材料。《水经注》和《梦溪笔谈》所录山东金乡“朱鲔石室”至迟在1907年还有较为完整地暴露在地表，但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当地一位好心的乡绅意识到石祠中画像的价值，便将刻有画像的石板拆运到县学保存，而将无画像的屋面、立柱等构件丢弃。作为一位传统的读书人，他实在不能想象“建筑”有何价值可言。相比之下，孝堂山石祠却因为一个“误解”而被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座孝子为父母所修的祠堂，大约在西晋之后，被讹传为“孝子堂”，再讹为孝子郭巨的祠堂，此后，不仅祠堂本身被历代不断整修，香火绵绵，连它所在的巫山也被改称孝堂山，山下的镇子改名孝里铺。
1907年7月沙畹拍摄的朱鲔石室
可见，支撑物质遗产保存到今天的，并不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和坚固的建筑材料，而是其中被赋予的文化价值。太守殷济由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为太史公建石室，后人也因敬仰这位大史学家的贡献和人格，才不断增其旧制，而目前所见格局主要是清康熙七年（1669）年韩城知事翟世琪与乡老杨四可等人扩建的结果。这样说来，这处景观是不是司马迁墓的原址已不再重要，近两千年风蚀雨剥、踵事增华、生住异灭的过程，也已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传统，而挺拔的山岩、错落的屋宇、荣荣枯枯的草木，也共同营造为一座富有历史感的纪念碑。因此，当我们以科学的态度面对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时，断不可忽略对人文传统的研究。
（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本文为第四届伯鸿书香奖《史记》主题游系列文章。）
（统筹：陆藜；编辑：郭思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