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从黄鹤楼上下来，又到凤凰台上去与崔颢较量。但他仍不断回到黄鹤楼一带，改换一个角度，继续向崔颢挑战。这一次他并没有以黄鹤楼为题，而是把视线投在了鹦鹉洲上，诗题就叫作《鹦鹉洲》。而这正是崔颢《黄鹤楼》诗中写到的“芳草萋萋鹦鹉洲”。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唐代的鹦鹉洲今已沉没，原为武昌城外长江中的陆洲，上起鲇鱼口，下至黄鹤矶，大致坐落在今武汉市西南一带的长江中。由崔颢的诗中可知，从黄鹤楼上一眼望去，鹦鹉洲和长江北岸的汉阳树一样，都清晰可辨，如在目前。然而有意思的是，李白在鹦鹉洲上“极目”四望，却全然不见黄鹤楼的影子。黄鹤楼与鹦鹉洲之间的空间关系，本来蕴含了通过目光往还而形成应答对话的可能性。崔颢从黄鹤楼上把目光投向了鹦鹉洲，但李白却没有从鹦鹉洲上报之以回望。他对来自黄鹤楼的凝望视而不见。这是有意为之的不见，不是真的没看见或看不见。
唐代写鹦鹉洲的诗篇远不及写黄鹤楼的多，在李白的时代，还有孟浩然的一篇《鹦鹉洲送王九之江左》，首联开门见山：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黄鹤楼与鹦鹉洲，就像一副对联的两个对句，彼此难分难解，尽管也不是没有例外。这是来自黄鹤楼的眺望，正像崔颢笔下的鹦鹉洲，完全笼罩在了他的目光之中。而这样一个鹦鹉洲的形象，因此就被纳入了以黄鹤楼为中心的视域中去了。但李白的这首诗《鹦鹉洲》，却把鹦鹉洲从黄鹤楼的视域中抽离出来了。他创造了一个以鹦鹉洲为核心的世界，与黄鹤楼没有目光的交会与往还，与崔颢《黄鹤楼》诗所写的空间也避免发生任何交叉或重合。最令人惊奇的是，他甚至将黄鹤楼从视野中一笔抹去，没留下一点痕迹。这是一次出色的心理防卫：他成功地避开了赫然在目的黄鹤楼，至少从视觉上看是这样。 
但反讽的是，尽管黄鹤楼渺无踪影，《黄鹤楼》诗的句式与意象组合的方式却没有随之消失，反而在李白的《鹦鹉洲》里大张旗鼓地重现了。同他的《登金陵凤凰台》相比，这首诗更接近崔颢的《黄鹤楼》诗，几乎亦步亦趋地照搬了后者的诗行结构。于是，《鹦鹉洲》一诗在“黄鹤楼的缺席”与“《黄鹤楼》诗的重现复制”之间，就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对比与互补关系：一方面是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又纠缠不休。除了首句之外，取代黄鹤而来的鹦鹉，也在原诗黄鹤一词的位置上，毫无悬念地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李白内心的黄鹤楼“情结”，如何在视觉呈现和文字修辞这两个不同的层面上，分别折射出来。
我不想在心理分析的路上走得太远，因为难免有猜想和揣度的成分。但《鹦鹉洲》在见与不见、变与不变之间，还是留下了许多解释的空间。它的头两联出自《黄鹤楼》，但把“鹦鹉”变成了首句的主语，置换了崔颢诗中的“昔人”。“昔人已乘白云去”变成了“鹦鹉来过吴江水”，鹦鹉因此扮演了更主动、更重要的角色，但《黄鹤楼》诗的句式和词法基本保持不变。可以想见，李白花了一番功夫揣摩原诗，就像是在做句式练习。唐段成式（约803—863）《酉阳杂俎·语资》云：
［按：李］白前后三拟《词选》［按：《李太白集》王琦注引作《文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
模拟《文选》正是当时的一种写作练习，连桀骜不驯、特立独行的李白也是这么练出来的。从《鹦鹉洲》可以看到，李白似乎还拿不准怎样才能超越崔颢，有一点儿缩手缩脚，按部就班，读起来就像是一篇不成熟的句法习作。但李白拆解《黄鹤楼》诗又重新加以组装的技巧，仍不免令人赞叹。 
比如说，《黄鹤楼》的颈联是“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到了李白的《鹦鹉洲》，就变成了颔联的第二句“芳洲之树何青青”，也就是将原诗中的两句合并成了一句来写。此外不要忘了，在唐诗的敦煌抄本中，崔颢诗中的“春草萋萋”就写成了“春草青青”。而所谓“芳洲之树”的“树”，显然出自“汉阳树”，“芳洲”反身自指“鹦鹉洲”。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中也是用“芳洲”来写 鹦鹉洲的：“至今芳洲上，兰蕙不忍生。” “芳洲”最早的出处自然是《楚辞》，但在这个特定的题目上，很难说与崔颢的《黄鹤楼》无关。如前所述，在《黄鹤楼》的后世流传本中，“春草萋萋鹦鹉洲”作“芳草萋萋鹦鹉洲”。正因为如此，我不想轻易否定这个后世广为传播的《黄鹤楼》版本，其中的“芳草”尽管不见于现存的唐人唐诗选集，但也可能来历久远，故未可遽下断言。当然，我们最终也不能排除李白创造性地“误读”原作，用“芳草”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春草”。
《鹦鹉洲》的尾联是“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它向我们展示，李白的模拟练习，不仅体现为在原诗的空间架构内部进行意象和词汇的替换，还体现为诗歌时间的顺延：他用“孤月”替代了崔颢诗中的“日暮”，而从“日暮”黄昏到“孤月”高悬，在时间上是一个延伸的关系，也就是接着《黄鹤楼》一路写了下来。而那个极目远眺的望乡人，也仿佛穿越了《黄鹤楼》篇末的那个凝固的瞬间，从日暮一直伫立到月夜，进入了《鹦鹉洲》的时间范围。
回头来读李白《鹦鹉洲》的首联和颔联，我们不难看到，诗歌文本的互文关系何等强大，足以抹杀或掩盖掉题写胜地自身的特殊性。李白以鹦鹉取代黄鹤，但它们背后的典故却各不相同，无法相互替换。黄鹤楼固然是因为黄鹤而得名，但鹦鹉洲之所以得名，却与鹦鹉无关，而是因为东汉晚期的祢衡（173—198）曾经作过一篇《鹦鹉赋》。
据传，江夏太守黄祖的长子黄射曾在此设宴，有客献鹦鹉，黄射便请祢衡为之作赋。祢衡的《鹦鹉赋》借鹦鹉以自寓，写自己寄人篱下、怀才不遇的命运。他如同鹦鹉那样，或流飘万里，远播陇山，或身陷雕笼，心力交瘁。可那毕竟是寓言文字中的鹦鹉，未可坐实来看。而客人献上的那只鹦鹉，本为笼中之物，又哪里谈得上自来自去呢？
所以，《鹦鹉洲》的头一句“鹦鹉来过吴江水”，实际上完全没有根据。可没有根据不等于没有出处，它的出处就正是崔颢《黄鹤楼》中的“黄鹤一去不复返”！黄鹤的掌故与鹦鹉毫不相干，用到《鹦鹉洲》中，自然造成了名实之间不相吻合。“江上洲传鹦鹉名”，已经是空有其名了，正如“此地空余黄鹤楼”。而“鹦鹉来过吴江水”从一开始就子虚乌有，有名无实。它唯一的凭借正是它与《黄鹤楼》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是一个文本上的联系，因文生事，因事见情，只不过用“鹦鹉”偷换了《黄鹤楼》里的“黄鹤”罢了。
这无疑是一只寓言中的鹦鹉，但在李白的《鹦鹉洲》中似乎失去了《鹦鹉赋》中的象征寓意，而变成了描写的对象。不过，这一转变并没有真正完成，毕竟“鹦鹉”是从《鹦鹉赋》中引申或借用而来的，因此也只能通过这一互文关系来理解。此外，在《鹦鹉洲》的尾联中，李白将言说者的身份确定为“迁客”，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放弃祢衡《鹦鹉赋》中鹦鹉流飘万里、远播陇山的颠沛流离的象征性。然而，李白的《鹦鹉洲》不仅复制了《黄鹤楼》的篇章和句法，而且在尾联中从意义和结构的层面上同时呼应并延续了崔颢《黄鹤楼》的尾联。这再次提醒我们，它的母本是《黄鹤楼》，而不是《鹦鹉赋》。而在《黄鹤楼》所设置的框架中，《鹦鹉赋》中的那只鹦鹉终不免徘徊于实写与寓言之间，显得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由上可见，李白虽然题写鹦鹉洲，但念兹在兹的，仍然是崔颢的《黄鹤楼》。在李白这里，题写的具体对象绝非关注的所在，甚至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让他去复制《黄鹤楼》的诗行句式与通篇结构，并对其实施改造。
关于《鹦鹉洲》，还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怀疑它是崔颢的作品，对此我们需要做一点说明。实际上，李白与崔颢的诗作发生混淆，并不限于这一首。傅璇琮在《唐才子传校笺》中，参照清人王琦的注本《李太白全集》，对《入清溪行山中》二首，略作考辨。正如王琦指出的那样，《文苑英华》把这两首诗都列在了李白的名下，但其中一首又见崔颢集。可知在宋初就已经出现了李、崔二人诗作相混的情况。前面说过，他们两人的诗风颇有相近之处，发生混淆也不令人惊讶。但《鹦鹉洲》一诗的情况还略有不同。崔颢模仿自己的《黄鹤楼》重写一篇的可能性不高，除非是拿它来试笔，也就是先有《鹦鹉洲》，而后有《黄鹤楼》。但无论何种情况，都缺乏证据的支持。从艺术成就来看，同样是出自《黄鹤楼》，《鹦鹉洲》跟《登金陵凤凰台》固然无法同日而语，与《黄鹤楼》相比，也只能算是一篇模拟的习作。有人猜想，李白先依照《黄鹤楼》写了《鹦鹉洲》，自知不如，却又“于心终不降”，直到写出了《登金陵凤凰台》，“然后可以雁行无愧矣”。虽无证据，可备一说。不论如何，崔颢都没有必要在《鹦鹉洲》的题目下重写一遍《黄鹤楼》，但李白这样做的可信度就要高得多——关于他与《黄鹤楼》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呢。
重温崔颢《黄鹤楼》首句的“白云”“黄鹤”之辨，我们既已读过了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的头一句“凤凰台上凤凰游”，又有李白《鹦鹉洲》开篇的“鹦鹉来过吴江水”为证，《黄鹤楼》以“昔人已乘黄鹤去”起首，看起来也并非没有可能了，至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在李白的心目中是如此。这正是李白的《鹦鹉洲》带给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