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早期文明而言，因受到社会结构、官僚政治、交通方式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王国或帝国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往往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在部分时间段有着衰退、崩溃的景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影响力衰落、控制区域收缩的现象，虽然在不同地区、时期有诸多案例可寻，但之前一直缺少专门而系统的探讨，特别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心国家对边疆地区影响、控 ...

　　对于早期文明而言，因受到社会结构、官僚政治、交通方式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王国或帝国对周边地区的扩张往往存在不稳定的因素，甚至在部分时间段有着衰退、崩溃的景象。然而对于这样一种影响力衰落、控制区域收缩的现象，虽然在不同地区、时期有诸多案例可寻，但之前一直缺少专门而系统的探讨，特别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中心国家对边疆地区影响、控制的变迁历程。而作为亚洲东部大陆第一次大范围内的文化和政治整合，夏商王朝在边疆地区同样展现出了从扩张到消退的历史图景，为我们探讨早期中国对于周边区域经略的波折式发展，乃至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当代中国文化边疆的形成提供了研究参考。

　　在整个商前期，虽缺少传世文献的佐证，但大量的考古工作已日益揭示出，这一阶段以郑洛地区为中心，中原王朝对周边区域造成了大范围的文化影响。不过随着时间进入晚商，早期中原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格局却呈现出瓦解的态势。本书以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地区的消退为题，目的是以二里冈至殷墟一期这一时间段为剖面，探讨中原文化在对外影响的过程中，从顶峰走向衰退的变迁历程，由此从一个侧面剖析早期王朝对外经略的可能模式及其反映的社会背景。

　　本书一方面力图通过传统的考古类型学分析，揭示中原文化从扩张、影响到逐步消退这一时期内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通过对文化因素的历时性分析和各因素背后社会背景的探讨，本书还试图了解在中原文化消退过程中地区文化和社会的变迁，由此望对文化消退和政权控制之间暗含的社会机制进行推测。

　　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经略的复杂性

　　中心区域所形成的王朝政权，随着上层建筑所需资源的扩张及自身对四周文化、人群的吸纳，对于一定的空间范围往往形成强力的影响。而认识国家对于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长期以来也是理解国家权力构建、地区组织运行等方面的重要问题。从西周时期的分封诸侯到秦汉时期的设立郡县，不同时期中原王朝展现出了多样且灵活的统治策略，用以管理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文化面貌都复杂多样的地区，由此为秦汉之后统一的国家政权奠定了政治基础。

　　不过在以往的探讨中，早期国家对外经略的变化更多地被认为是不同时期或朝代统治策略变更的结果。而对于同一阶段中原王朝在不同区域的控制和管理是否因地制宜、有所差异，学界往往未能充分考虑其可能的复杂背景。然而，从二里冈上层前后南方地区的文化面貌观察，中原王朝对外的经略和扩张在不同地区可能暗含了不同的模式。首先在江汉地区东部，盘龙城城市聚落、宫殿建筑和青铜容器所体现的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以及周边次级聚落与盘龙城同质的文化面貌，展现出了中原政权在该地区的经略可能是以盘龙城为中心向外围辐射，并由此在整个江汉地区东部形成了区域性的影响。其次在江淮地区，文化面貌部分表现出了与江汉地区东部相近的特征，同样是受到典型中原文化的影响。不过该区域缺少城市聚落和相关反映上层社会的物质遗存，更加体现为中原文化背景的人群一种自发性的扩张和迁徙，而暂不见上层强力的地区控制。最后在江汉地区西部，中原文化因素与地方文化因素相互交错，甚至在部分遗址仅有地方文化因素，体现出中原人群与当地人群之间较为平等的互动往来，甚至可能是一种贸易关系，中原文化在该地区的影响也仅限于部分地点之内。

　　比较江汉地区东部、江汉地区西部和江淮地区二里冈阶段的文化特征，商前期中央政权在南方所谓直接控制的区域，可能只限于江汉地区东部（甚至可能仅有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沿江地带）。但在江淮地区和江汉地区西部，目前都还未能发现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原王朝在此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管辖，反而更可能是一种自发性的人群扩散或与当地族群的贸易往来。

　　传统上对于早期国家扩张动力的探讨，总是倾向于推定在国家权力构建过程中中央对于周边资源的大量需求。对于南方地区而言，江南山地的金属资源与中原上层贵族所需的青铜器无疑形成了对应关系。这也是以往认识盘龙城性质和功能的一个出发点：将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形成的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扩张态势，归结于中原王朝对于南方地区铜矿资源的需求和管控。从资源的角度观察，以上的推论无疑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不过盘龙城作为城市聚落，不仅是以中原文化因素为主，同时还见有长江下游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和带鋬鬲等，显现出了盘龙城遗址对于沿江地区人口、资源的吸纳能力。而郑州商城发现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则可能暗示出长江沿线的不同资源通过盘龙城流入到王朝腹地。因此中原王朝对于江汉地区东部的区域性控制或更可能是利用沿江便捷的交通，以盘龙城为支点，来汇集整个长江中、下游的资源和人力。

　　而除以盘龙城为中心的江汉地区东部，江淮地区地理环境与中原地区相近，整体缺乏矿产等其他贵重资源，并且这一阶段中原文化的影响并未至长江南岸。以资源的需求来解释中原文化在该地区的扩张显然并不十分合理。由于该地区北邻中原腹地，与之并无山岭相阻，中原文化的南下是否只是单纯的人口迁徙或领土扩张？此外，江汉地区西部多元的文化面貌，反映出中原与本地族群之间的密切联系，背后很可能暗含了区域之间的物资流动乃至贸易往来。由于江汉地区西部邻近二级阶地，汉水上游富集有绿松石矿，而峡江地区则是古代盐业生产的中心，因此二里冈阶段中原文化对该区域的影响和所形成的中原与地方交杂的文化面貌，可能正源于该地区的资源贸易活动。

　　中原文化消退的形成和隐含的社会机制

　　从洹北花园庄时期开始，即本书所划分的第二期，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的影响呈现出了衰退的趋势。在江汉地区东部，盘龙城城垣和宫殿建筑布局的变迁、青铜器品质的下降，反映出聚落上层统治的衰落，且至第三期随着盘龙城聚落的废弃，中原文化影响的中心转移到涢水上游。在江汉地区西部，从第二期开始，地方文化因素逐步兴起，且至第三期除零星地点之外，主要地区均转向较为单纯的地方文化。在江淮地区，中原文化的影响一度出现了上升的局面，相关遗址数量增加，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部分地点如台家寺、肥西馆驿等，甚至发现了宫殿建筑、青铜器等体现上层社会活动的遗存。但是江淮地区的青铜器多表现出了地域特征，暗含了本地上层统治的独立化倾向。就此至殷墟一期前后，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地区退出。晚商时期中原文化的南界，以罗山天湖、南阳十里庙和阜南王拐子可见，基本保持在桐柏山以北和淮河沿线。

　　不过，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的消退并非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反而在消退过程中反映出中原文化影响的阶段性和波次性。这其中从本书所划分的第二期开始盘龙城聚落的衰落到第三期盘龙城废弃之后，中原文化影响的中心由长江沿线北移到涢水、澴水上游至江淮地区一带，形成了消退之前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第二波次的影响。文化格局的这一变迁，在陶器的文化面貌上，表现为：由盘龙城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地方文化因素和长江沿线其他地区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特征，转变为庙台子、台家寺等有着较为单一的中原文化特征，少见其他地方文化因素。而在社会复杂程度和上层控制形式上，这一变迁又体现在以盘龙城为代表的，中原王朝通过营建地方城市辐射影响周边区域，并在区域内部形成等级分层的复杂社会；再到淮河沿线诸遗址所体现的，地方性城市聚落的消失、社会层级趋于单一，以青铜器独立生产所反映的中原王朝上层管控的弱化。由此从二里冈时期至洹北花园庄时期，中原文化在南方地区影响的两个阶段，看似是影响中心地理空间的转移，但背后实际可能暗含了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管理模式的一种变化。

　　从考古遗存考察，从二里冈时期到洹北花园庄时期，中原文化对于四界的影响都呈现出了相近的变化趋势。在二里冈下层第二期，中原周边区域开始广泛出现城市聚落，如府城商城、垣曲商城、东下冯商城、盘龙城商城等。这些城市的文化面貌、营建方式和城市布局，均体现出中原文化的深度影响，它们无疑处于中原族群及其相应政治实体的管理之下，反映出中原王朝对于这些地区的管理和控制。然而至洹北花园庄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范围尽管在部分区域有着进一步的扩大，但是以往的城市聚落纷纷衰落、消亡，周边地区聚落的社会财富呈现出下降的倾向。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核心地区依次出现了小双桥、洹北商城等都城类城市，它们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财富与资源。由此可见，整个中原王朝对外控制的格局在这一时期由早期的多点中心转变为单一中心。并至晚商时期，殷墟以超出一般的规模和体量展现出了中原王朝对周边资源强大的吸纳能力。

　　仅就以上观察而言，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在地方影响的消长并非简单地指示出中原王朝在地方控制方面的强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原王朝在地方管理模式上转变的表现。与此相关的例证是，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并未见到与之相应的地方文化势力的反噬。除了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出现了小规模的区域整合外，在中原文化消退之后，地方文化集团仍主要限于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地区，并不见有进一步向北的发展。而之前处于中原文化体系下的区域，则呈现出了文化衰落的景象，反映出中原文化的北撤可能属于一种主动性的战略转移。

　　倘若说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地区的消退可视为中原王朝在边疆地区经略模式的一种转变，那么，又如何理解早期国家对外管理决策的变化？在二里冈阶段，中原王朝对外的经略扩张，主要是以地方性的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展开。然而可以试想，地方城市的营建和维持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盘龙城为例，城址区出现的城垣、宫殿建筑，李家嘴贵族墓葬随葬的青铜礼器、玉器，都是以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为基础，而其与中原文化的同质特征，更是暗含了这一时期中原王朝持续性地输送相关资源与技术到地方城市。这对于早期国家而言，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无疑存在较高的管理成本。此外，盘龙城距离中原腹地远达400余千米，同时文化的发展过程又可见不断的地方化倾向，因此中原王朝对其沟通联系、进行管理的成本显然更加高昂。我们可以看到，从二里冈上层第二期开始，中原周边的地方城市开始出现衰落、废弃的趋势。同样，在盘龙城，青铜器、宫殿建筑等体现人群等级活动的遗存也纷纷呈现衰败的景象，特别是青铜器体量缩小、装饰简化，反映出聚落中社会财富实力的下降。这些迹象都表明到了二里冈上层第二期，中原王朝已难以维持对地方城市的经营和发展。由此，以地方城市为中心的“多点式”区域控制模式，其失效和转变也就在所难免。

　　到殷墟一期前后，中原王朝对于南方地区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经略方式。自盘龙城废弃之后，这一地区再未见到大型的城市聚落，同时地方上层的独立化倾向、地区文化集团的逐步兴起，都暗示中原王朝并未再直接管控南方地区。不过，都城所展现的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和物质资源，又显现出了中原与南方之间的紧密关系。或许中原王朝可以通过间接的影响乃至控制地方代理的方式，左右资源的流通，使其汇聚于殷墟。由此以一种非直接的“控制”（包括经济上的贸易往来），形成了近乎以殷墟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在这一物资流通的网络之下，中原王朝既有效地获得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同时又能够较好地降低地区管理的成本。

　　晚商时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格局与中原王朝南方边疆的形成

　　在商时期中原文化消退之后，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沿线及其以南区域，逐步出现了一系列在陶器组合、形制特征上与中原文化相异的地方文化集团。其中代表性的有以釜、鼎、瓿为特征的费家河文化，以鬲、甗形器、折肩尊、假腹豆为特征的吴城文化，以釜、簋形器、甑形器、折盘豆为特征的宝塔文化，以及以鼎、釜、瓮、小口罐为特征的周梁玉桥文化，并分别位于洞庭湖东岸和湘江下游、赣江中游、江汉平原西部和澧水流域。以上诸地方文化均难以见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或保留典型的中原文化因素，但主要的分布地域却并未向北深入到江汉平原和江淮地区。除周梁玉桥文化主体位于江汉平原西部沿江地带外，其他则多是毗邻长江以南的二级支流，并靠近江南山地，形成了与中原文化隔江相望的发展格局。

　　随着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的消退，南北之间大规模的文化交流趋于消失，不过诸地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往来却日益强化。长江中游的周梁玉桥、宝塔、费家河文化均展现出以釜、釜形鼎等为代表的陶质炊器组合，装饰多为方格纹、米粒纹等。此类釜形陶器可视为南方山地族群的文化特征，在长江中游沿线及其以南广泛分布，或反映出这一时期山地族群沿长江干流水道或江南水系、山谷之间较为频繁的往来。南方地区的地方青铜文化流行大口折肩尊、圆鼓腹瓿、大型钟铙等，青铜器多见立鸟附饰、特殊钩状的扉棱，都表现出了一种对青铜器类、造型和纹饰的共同追求。不同地点青铜器所表现出来的一致性甚至反映出部分器物可能生产于同一地区，再沿长江向东、西方向扩散。此外，源于长江下游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其器类、纹饰等元素同样在整个南方地区广泛传播。尽管在晚商时期南方各地文化表征各异，缺乏区域性的整合，但是，区域内部的文化联系、人群交往却愈发的密切，并且文化发展方向一致，文化面貌日趋地方化。由此，在中原文化圈以南，沿长江东、西形成了近于一周的地方文化带，界定出了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南界。

　　南方地区诸文化横向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在中原文化影响的衰落阶段就已见端倪。在本书所划分的第二、三期，陶鬲颈部的多周弦纹装饰、直口圜底的印纹陶罐、曲腹高底状的大口缸等在南方不同地区都表现出了相近的特征，显现出了地区之间东西向的文化交流。由于南方内部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地发生在中原文化消退的阶段，因此是否意味着中原文化影响的失势反而会推动地方族群之间的文化联系和人群往来？这无疑可以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的消退，以及长江沿线地方文化带的出现，并非表明中原与南方之间缺乏联系。实际上晚商时期殷墟上层贵族所拥有的财富和资源，如青铜、海贝、龟甲、印纹硬陶等，可能都是源于与南方地区的交流或贸易。从殷墟部分青铜器上的装饰风格、技术特征还可以见到南方地区的影响。而南方的江汉地区也一直零星发现有晚商时期中原文化风格的青铜容器。尽管在显性的考古学文化层面中原文化呈现出了北撤收缩的局面，但晚商时期中原与南方之间仍暗含较为密切的联系和往来。此外，在中原文化影响消退之后，南方地区的文化与社会再未回归到中原文化影响之前的独立状态。通过可能如地区贸易等新的经略模式，中原王朝不仅得以将南方地区纳入其资源流通的网络之内，而且南方以吴城等遗址为代表，青铜器的铸造、城市的营建，似乎更在极尽模仿北方中原地区的上层管理方式。到殷墟一期之后，尽管中原文化从南方地区消退，但我们可以看到其早期文化的影响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之后南方地区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中原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本文由王光明 董苗 摘编自 孙卓 著《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内容有删节、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