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 · 钺，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

　　玉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的八角纹为主体纹饰，双翼展翅，翅呈猪首形。鹰的外表健美，性情凶猛，象征勇敢和力量。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徽帜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向人们展现的是太阳鸟飞上天空，把祭品敬献给上苍，并同时带去人们向上苍的祈求。这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新石器时代含山文化 · 玉人，安徽含山铜闸镇凌家滩遗址出土

玉人为浮雕，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它的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所特有的特征，头上戴的圆冠和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了很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了剃须工具，玉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转向了对人的崇拜，表明社会观念已出现了转变。另外，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了玉环，这说明此时人们已有了审美观念，知道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了。

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是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的一件，它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事结盟现象的存在。

1986年夏，四川三星堆附近一座古城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学者对古蜀文明的关注。在三星堆文化被发现以前，古代四川一直被看作相对落后的边缘地区、从来没有独立地发展出什么文化而只是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但三星堆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一个高度成熟的文明、一种辉煌灿烂的艺术传统，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古蜀文明。

前13—12世纪 · 铜大立人像

这一考古发现也挑战了人们对中国文明之起源的认识。20世纪下半叶，认为黄河中游（也就是“中原”）是文明的中心、周边地区只能被动地接受其影响的观点屡遭质疑，三星堆文化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多个“中心”并存，它们互相影响，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独特性。

前13—12世纪 · 铜人头像，三星堆

前12世纪 · 金面铜人头像，三星堆

前12世纪 · 铜纵目面具，三星堆

实际上，如果摈弃那些特殊性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会发现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关系非常紧密，那些器物的造型有许多地方都非常地接近，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那些形制特异的面具所吸引，而那些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的文物却被我们所忽略了。三星堆的发现，既说明了古蜀的文明的高度发达，同时也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早期阶段其实一直在互相融合、发展之中，这与商代中原与虎方之间青铜文化既有差异性，也有共性的道理是一样的。

前12世纪 · 青铜大鸟头，三星堆

前13—12世纪 · 玉璧，三星堆

东周春秋时期的三百年间，随着一些诸侯大国的崛起，青铜器礼器得到了充分的、广泛的发展。祭祀文化的文化内涵未变，传统的继承与区域特色的表现形式成了主题，而另一个重要主题则是陶瓷器成为了礼器组合重要的补充。吴越及百越地区一直是陶瓷器烧造的重要区域，尤其是春秋时期流行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大多烧制于长江下游及江南地区。吴越青铜器的器型和纹饰也深受陶瓷器影响，同样，陶瓷器也深受传统青铜器影响。

　　这里要注意青铜器和陶瓷器，后人定名会有部分差异，这种陶瓷器提梁壶，在青铜器中称为盉。此壶整体形制及装饰风格与吴王夫差盉等春秋晚期青铜盉十分接近，浅扁圆腹、圆底，三蹄形兽足，流口为龙首，龙身形提梁，上有两段龙脊扉棱，龙尾为鋬。器身密布印制的简体龙纹。此器为泥质灰陶材质。灰陶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主要品种，以实用为主，多鬲、甑、盘、豆等，但出现了两类新的品种。第一种就是上图所展示这类贵族专用的，作为陪葬礼器的品种，计有鼎、簋、壶（盉）、匜、罍等十多种器型。这类器物常不用高温烧制，非实用器，重视的是器型及纹饰，模拟青铜器。这类品种在吴越、百越及中原地区、楚地等都有出现。

　　印纹硬陶仍然是重要的实用器，多装盛器，如簋、罍、罐等。春秋时期的印纹硬陶装饰更加丰富，例如此器双环形耳下装饰锯齿状扉棱等，纹饰类型也更多。而吴越青铜器大量使用类似印纹硬陶的几何纹饰，同时，灰陶及原始瓷也使用了印纹技术。

　　春秋时期，陶瓷业发展最快的是原始青瓷，主产地为长江下游及江南地区。这个时期的原始瓷器品种明显更多，既有增加了拍印图案的大器，也有小巧精致，装饰华丽的器物，实用性明显，也常被作为礼器使用或者陪葬。这件鼎，圆腹圆底，三足，双耳是装饰性存在，耳之间堆塑有扉棱，器身遍布吴越地区独有的锥刺纹，这种纹饰在吴越青铜尊上表现更加精彩。器表施黄绿色薄釉。器型、纹饰明显和同期青铜器类似。

　　罐形器是春秋陶瓷器数量最多的品种。这件器物，器身表现富有张力的弧度，有一对装饰性辅耳，器腹密布拍印的简化龙纹，器表施一层褐色薄釉，有一种润泽之感。很明显在实用的基础上，装饰性大大加强，与同期青铜礼器相仿。

　　实用性的钵，更加重视装饰性，尤其是口部和颈、肩部的造型，体现的是一种青铜器常有的转折明显的规整感。肩部堆塑S形纹饰及整齐的刻画纹，腹部多铉纹。器体遍施薄釉。

　　吴越及百越地区的青铜器，多食器类鼎、簋等烧及盛放器，酒器各类装盛器及水器的盘、罐缶等盛器，很少有直接的食器（中原地区的豆等）及饮器，而这些原始瓷器让我们注意到了整套礼器的组合，钵、杯等正是完美的补充。很明显，原始青瓷的品类更加多样化，器型和纹饰更多体现审美需求，与青铜礼器相仿，这些都表现出了春秋时期，以发展中的原始瓷器为核心的陶瓷器，在贵族文化中功用与审美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原始瓷，由于技术能力局限，还不能做到更加精致的状态，胎体较厚，釉层较薄，不很均匀，器形烧制后有变形，但瓷器发展的原始雏形已定，从胎釉的选择，到制作及烧制技术，从功用到器型、纹饰表达，之后数千年的发展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技术进步。原始瓷器在春秋时期的快速发展，是一个重要节点。

1或2世纪 · 马头

2世纪 · 制盐画像砖

　　与反映中下社会阶层的画像砖相对的是汉代诸侯王墓中出土的一些代表上层社会审美趣味的艺术品，异常精致，比如这件犀尊。众所周知，犀牛是生活在热带的一种大型动物，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开阔草地、灌木丛或沼泽中。在古代中国的华北大平原上，犀牛曾成群结队地出现过，那儿曾经是它们快乐的家园。大量的文物遗迹记载了这个事实，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尊是一种盛酒器。这件肖形尊被做成犀牛的形状。犀牛昂首伫立，身体肥硕，四腿短粗，皮厚而多皱，两角尖锐，双眼用黑色料珠镶嵌。造型生气郁勃，孔武有力。尊的腹部中空，用来盛酒浆。尊背上有椭圆形口，并有盖。在犀牛口右侧有一圆管，看似獠牙，实为一根管状的“流”。当握住犀牛尾巴轻轻抬起时，腹腔内的酒液便从圆管内流出。犀牛全身布满了像流云如游丝的花纹，是用黄金和白银的细丝（或细片）镶嵌而成的。这种错金银工艺，使质朴无华的犀尊显得华美无比，熠熠生辉。有专家认为，这件犀牛尊所塑造的是典型的苏门犀的形象。犀牛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现已绝迹，而在古代，中国不仅产犀牛，而且数量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多次发现犀牛骨，殷商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猎犀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用犀牛皮做成的犀甲是各国武士所艳羡的装备。但由于对犀牛这种生殖率低的野生动物大范围的捕杀，其数量在北方迅速减少，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已经绝迹，以至王莽辅政时，曾用贵重的礼物，来换取南海黄支国的活犀牛。从此，犀牛在中国就成为罕见的动物了。无节制的猎捕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是犀牛这种动物灭绝的根本原因。这件青铜犀尊的出土，就像一面镜子，警示着人们不要滥杀动物，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