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魂瓶是南方地区汉代至明代墓葬和窑址中常见的一类明器。根据其外观造型、功能及流行时代，有谷仓罐、五联罐、堆塑罐、粮罂瓶、牛角坛、堆塑长颈瓶等名称。魂瓶源于汉代的陶制谷仓，由江浙一带盛行的五联罐发展而来，三国两晋时期最为繁盛。青瓷堆塑罐造型涵盖了人物、鸟兽、亭台楼阁等。唐宋时期出现粮罂瓶、牛角坛等。宋元时期流行堆塑长颈瓶等。虽然造型 ...

魂瓶是南方地区汉代至明代墓葬和窑址中常见的一类明器。根据其外观造型、功能及流行时代，有谷仓罐、五联罐、堆塑罐、粮罂瓶、牛角坛、堆塑长颈瓶等名称。魂瓶源于汉代的陶制谷仓，由江浙一带盛行的五联罐发展而来，三国两晋时期最为繁盛。青瓷堆塑罐造型涵盖了人物、鸟兽、亭台楼阁等。唐宋时期出现粮罂瓶、牛角坛等。宋元时期流行堆塑长颈瓶等。虽然造型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功能和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两对人物堆塑魂瓶，造型和装饰繁复，成对出土于墓葬中，在本区域考古发掘中非常少见。

人物堆塑魂瓶

青釉人物堆塑魂瓶，一对两件。胎色均呈暗红色，青釉，施釉不到底。其中一件上腹部饰一周凸棱，将堆塑装饰分为上下两层 ：肩部堆塑一人首龙身的神怪，龙为三爪，后爪抓扶一小瓷棺，人首双手合十面向瓷棺 ；腹部在瓷棺正下方刻划梯子，通往上层瓷棺，梯子两侧刻划菱形网格纹装饰。梯子左侧贴塑一持三叉戟的人俑，其后贴塑一持物戴帽立俑，俑后依次贴塑犬、鹤，梯子右侧贴塑一持杖立俑。另一件与前者器形、釉色相近，堆塑装饰不同。肩部正面贴塑方形祭台，祭台上摆放祭品。祭台之外堆塑一圈人俑，姿态各不相同，双手合十或举至两耳旁，或埋首祷告，从发型看有男有女，另有两人残缺 ；腹部贴塑一周共六人的奏乐人俑，有击鼓者、打腰鼓者、抚琴者、吹箫者、吹笛者等。

青黄釉双龙纹人物堆塑魂瓶，胎色均呈砖红色，釉色青黄，不均匀，施釉不到底。其中一件肩部饰一周凸棱，其上装饰贝壳状贴塑，将器身堆塑分为上下两层 ：肩部以上盘塑四爪双龙，龙首之间堆塑残缺 ；腹部正面贴塑梯子，通往上层堆塑，梯子左侧贴塑残缺，其后依次贴塑鸟、蛇、犬、鸡等形象，梯子右侧贴塑一持杖立俑，腹部近底饰一圈凸弦纹和一圈波浪状附加堆纹。另一件与前者器形、釉色、堆塑布局相似，贴塑内容略有不同。堆塑也分为上下两层 ：肩部盘塑四爪双龙，两龙首之间贴塑一只头朝下的乌龟，正对腹部的梯形贴塑 ；腹部梯子左侧贴塑一持杖立俑，其后依次贴塑鸡、蛇、鸟、人首鸟身、犬等装饰。

目前公开发表的这类人物堆塑魂瓶数量很少。《湖南古墓与古窑址》中公布了几例材料 ：1960 年长沙市柳家大山 M1 出土两件元明时期人物瓶，其一贴塑多人送葬场景和神怪，另一件贴塑梯子、狗、人俑、怪兽等，腹内藏铜、铁货币 ；湘乡和耒阳都曾出土过北宋末至南宋时期的堆塑蟠龙魂瓶 ；湘阴明嘉靖三年（1524）墓出土的香亭式盖、肩部堆塑人物魂瓶，形制简单，装饰简化，属这种人物堆塑魂瓶中较晚的类型。湖南省内还有部分窑址出土人物堆塑魂瓶，如衡山窑的绿釉人物谷仓罐、衡南窑里坪窑的人物瓶、常德斗姆湖窑发现的人物谷仓罐，与长沙出土的这两对人物堆塑魂瓶具有相似的装饰特点，堆塑内容也有共同点。据此推测，这两对人物堆塑魂瓶是在湖南地区生产的。根据以上墓葬、窑址中人物堆塑魂瓶的年代，结合这两对人物堆塑魂瓶釉色青黄或青色、贴塑内容丰富等特点，可以推断，其年代大约是元代，不会早于南宋。

宋元时期长沙隶属潭州。北宋时期潭州已有“湖岭一都会，西南更上游”之称。南宋以后，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南移，潭州经济发展迅速。当时长沙占据湘江这一水运便利条件，沟通南北，贯穿东西。沿江北下，至岳阳接洞庭湖入长江，可通湖北、江浙、四川等 ；溯江而上，经衡阳、永州，通过灵渠可达岭南，成为当时湖南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广东卷）》中看到，广东四会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与这两对青釉人物堆塑魂瓶器形、装饰都非常接近的魂瓶，广东省博物馆也藏有装饰特点类似的魂瓶。此外湖北枝江、贵州天柱等地也曾出土这类堆塑罐，正是长沙与周边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考古学证据。

长沙出土的这两对宋元人物堆塑魂瓶，功能和装饰特点继承了吴晋时期江浙地区的青瓷堆塑罐，形制和装饰内容又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吴晋时期青瓷堆塑罐的堆塑主要在罐口以上位置，内容为亭台楼阁、飞鸟异兽、家禽家畜、舞乐杂技、仙佛神像等，是当时南方庄园经济繁荣兴旺、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的真实写照。这两对人物堆塑魂瓶装饰分布在肩部和腹部，内容较为简化，贴塑更写实、更贴近现实生活，不见亭台楼阁，人物主要有守卫仪仗和鼓吹送葬两种，动物以家禽家畜居多，亦有少量神怪瑞兽。这种人物堆塑魂瓶所体现的正是宋元时期人们的民间信仰及丧葬习俗。

多元发展的民间信仰

宋元时期，湖南地区佛教盛行，以南岳衡山为中心，影响到整个湖南及周边地区。宋代名僧惠洪《潭州开福转轮藏灵验记》对当时佛教盛行状况做过描述 ：“长沙，楚之大藩，民俗殷富可也。而山水之富，亦擅名天下。千雉垣叠，万井喧阗。而嚼岳色之芳鲜，饮湘流之甘寒。宝坊精舍，楼观追逐，烟云蔽亏，梵放酬酢，如钱塘之西湖，伊洛之嵩少。”当时长沙佛寺众多，著名的寺庙有麓山寺、开福寺、道林寺、铁炉寺、密印寺、石霜寺等，其中不少寺庙至今仍香火不断。人物堆塑魂瓶所见祭祀人俑或神怪做双手合十礼，说明宋元时期在祭祀祷告等活动中使用佛教礼仪已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将古代鬼神崇拜发展成自己的神仙信仰，宣扬的“长生不死、得道升天”的观念符合贫苦民众的现实需求。宋代统治者极力推崇道教，尤其是太宗、真宗、徽宗时期，道教进入发展高峰期。元代统治者采取多教并用、兼容并蓄的政策，对各种宗教加以优待和提倡，因而佛教、道教等宗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堆塑魂瓶上层堆塑双龙或人首龙身的神怪，应是代表了当时人们向往的神仙世界，腹部贴塑梯子更是直观地表达了人们渴望寻找通往仙界的途径、渴望灵魂升天的强烈愿望。龙、龟、人首鸟身、人首龙身等瑞兽神怪形象，与鸟、蛇、鸡、犬、鹤等现实中存在的动物形象共同出现，正是反映当时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由崇尚遥不可及的理想化追求向满足于安定富足的现实生活的转化。

道场与鼓乐盛行的丧葬习俗

传统的儒家思想注重孝道，在丧葬上奉行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宋代统治者提倡孝道，重视送终。如宋哲宗说 ：“奉先者如忘如存，追往者送终为大。”宋光宗曰 ：“礼莫大于宗庙……孝莫重于执丧。”从中央到民间，厚葬之风盛行，突出体现在做道场和鼓吹送葬。做道场是一种超度亡魂的活动，时间长短不一，一般为7天，多者49天，甚至100天。家人纷纷请僧道做醮做佛事，为死者诵经修福，以期灭罪升天。参加做道场的僧道，少则数人、多者成千上万。宋代李觏对当时的丧礼有如下描述 ：“死者人之终也，不可以不厚也，为之衣衾棺椁，衰麻哭踊，以奉死丧。”鼓吹送葬是宋元时期湖南地区的另一丧葬习俗。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湖南“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自古以来就有祭祀使用舞乐的传统，到宋元时期丧葬用乐之风极为盛行。青釉人物堆塑魂瓶上层堆塑一圈祭祀祈祷人俑，其中几人状似无发，或许正是参加丧礼、诵经祷告的僧道 ；下层贴塑鼓吹奏乐人俑，生动再现了宋元时期湖南民间大肆操办丧礼、延请僧道、鼓吹送葬的盛况。

北宋时期，民间对丧葬中做道场、鼓吹送葬习俗过度推崇，统治者曾多次诏令禁止。《宋史》记载，太祖开宝三年（970年）诏 ：“禁丧葬之家不得用道、释威仪及装束异色人物前引”。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禁民丧葬作乐”，九年又诏 ：“访闻丧葬之家，有举乐及令章者……举奠之际歌吹为娱，灵柩之前令章为戏，甚伤风教，实紊人伦。今后有犯此者，并以不孝论，预坐人等第科断”。民间长久以来形成的丧葬习俗，已成为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北宋政府一再禁止却并没有多少实际效果。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 ：“南人死亡，邻里集其家，鼓吹穷昼夜，而制服者反于白巾上缀少红线以表之。尝闻昔人有诗云 ：‘箫鼓不分忧乐事，衣冠难辨吉凶人’是也。”说明到南宋时，民间丧葬用乐不但未被禁止，反而愈演愈烈，且昼夜不停。及至元代，沿袭传统的丧葬礼俗，厚葬、做道场、鼓吹送葬等习俗仍然盛行不衰。元代熊梦祥《析津志》曾记载“城市人家不祠祖祢，但有丧孝，请僧诵经，喧鼓钹彻宵”。

总之，长沙出土的人物堆塑魂瓶所蕴含的佛教、道教等信仰因素，以及丧葬场景等内容，既反映了当时民间的送葬习惯和丧葬习俗，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信仰。宋元时期佛教、道教迅猛发展，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民间信仰，对当时的丧葬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度追求厚葬、大肆做道场、鼓吹送葬等丧葬习俗也强烈地表现出这一时期民间信仰多元发展、融合的特点。

本文刊载于大众考古2019年9月刊，图文转自大众考古公众号

作者张永珍为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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