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都城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长安县的沣河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总面积约17平方千米。从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建丰邑，武王作镐京，到前770年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

，350年间，丰镐一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8] 

丰镐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由北平研究院史学会的徐旭生、苏秉琦等人领导的考古调查队第一次调查丰镐遗址。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石璋如等人对丰镐遗址进行了第二次调查。

1951年4月15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一行六人在苏秉琦的带领下从北京出发前往陕西，揭开了丰镐遗址正式发掘的序幕。 [9] 

1977年—1984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队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客省庄发掘了四处夯土建筑基址，还在其周围探出了十处夯土基址，其中一处夯土基址最大，比在周原发掘的凤雏甲组基址和召陈三号建筑基址面积还要大，总面积达18.2698万平方米。此外，在四号基址附近还发现排水设施。

1983—1984年间，考古队在镐京遗址内的官庄村、斗门镇、下泉村砖厂及花楼子发现西周建筑基址10余处，其中位于花楼子的五号宫室建筑基址规模宏大，错落有致。

1992年，在沣西马王村发现了西周陶窑，手工业作坊是城市遗址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了解沣西遗址的全貌具有重大意义。

1997年03—05月，为了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研究”课题，对丰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本次共发掘遗址面积120平方米，西周墓葬17座，发现灰坑16座、窖穴1座、房子1座。其中有多组地层关系，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具有重要价值。 [10] 

2012年02月至12月，受陕西省文物局和西安市文物局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承担《丰镐遗址范围及地下遗存分布状况调查和勘探项目》。其中丰京遗址具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陕西第三工作队负责，镐京遗址具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 [11] 

城市格局

平面布局

西周的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位于西安西南沣河的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具体来说，丰京在沣河西岸的马王镇一带，镐京在沣河东岸的斗门镇一带。尽管经过考古发掘，尚未发现丰镐的城墙，但丰京和镐京的具体范围已经确定，证明丰、镐二京相距甚近，实际上一桥相通，是一个城市的两个不同功能的分区，完全可以以丰镐相称。 [12] 

关于丰镐的平面布局，虽然考古上尚未证实，但文献记载的却十分具体，是对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最早、最完整的记载，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因为它一直指导着中国都城的平面布局，被视作中国都城平面布局的经典。这就是《周礼·考工记》。 

《考工记》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里的国也就是国都。它是一座方形的城，即方方九里之城。其总体布局为城的每面有3个城门，即都城12门。有南北向的街道9条，东西向的街道9条，即九经九纬。也就是说，通向每个城门的有3条平行的街道，构成左出右入，车从中央的街道格局。经涂9轨，指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凡八尺……积七十二尺，则此涂十二步也” [14]  。一步按1.4米计，则每条街道的宽度为16米左右。左祖右社，指祖庙建在东边，社稷坛建在西边，左右对称。面朝后市，指朝廷要建在王宫南面，或指宫殿大门向南，市场要建在王宫北面，即朝廷在前，市场在后。市朝一夫，指市场的大小如一夫之地，即方百步，东西、南北各长140米左右。由此证明，周代对市场的设置已极为重视，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交易市场，面积达0.02平方千米左右。据说这种布局是最理想的制度，即“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朝者义之所在，必面而向之，故立朝于王宫之南；市者利之所在，必后而背之，故立市于王宫之北”。 [15] 

除上述街道、祖庙、社稷坛、王宫、市场外，其余的地区应该就是居民区。对居民区如何称呼，怎样划分，《周礼》并未提及。按照方形城市的惯例和周原考古所挖掘的早周的房屋遗址看，应该是方形的小区，可能以“里”相称，因为“闾里”是中国人居住区的最早称谓。《说文解字》：“闾，里门也，从门，吕声。《周礼》，五家为比，五比为闾。闾，侣也，二十五家相群侣也。”就是指居住单元而言。秦末，二世尽发“闾左”，以戍渔阳 [16]  ，汉长安城的居住区以闾里相称 [17]  ，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司马贞《索隐》，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可见闾里是最早的居住区的名称。

丰镐的平面布局是否如此整齐，还有待于考古发掘来证实。不过，从东周王城的平面布局和后来中国都城总体布局的特点看，《周礼》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事实上，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树立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 [13] 

外围区划

丰镐两京的外延区域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是由各自所独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广义上的丰镐地区范围西至涝河，东至橘水，北至渭水，南及秦岭北麓，是一片面积广大，山川、原、限相依，河、湖、池、泽交错的地区。在这片广阔的地域内，根据各自社会功能，经济功能的差异，又可划分为都邑区、王陵区、农业种植区、游乐渔猎区和牧放区。 [18] 

都邑区

丰镐两京位于沣水东西两岸，隔河相对，直线距离不过十里。从一定角度来看，镐京实际上是丰京的延展与扩建。两京处于山水环绕的密闭地形之中，以有利的自然地理环境作为天然屏障。镐京外围南有洨水，东界潏水，西至沣水，沣水在马王村处折向东流，构成镐京的北界。三水源于秦岭终南，河水流量比较丰富，恒定，形成了护卫镐京外围的天然界河和堑沟。丰京外围也是三面靠河，南面有耸峙的秦岭作为屏障。

游乐区

灵沼、海子、彪池、镐池和沣水，是两京区域内的鱼猎区和天子贵族游乐区。丰镐遗址中发现有大量蛤壳、螺蛳鱼肉和用于捕鱼的石质网坠，说明鱼猎已成为当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根据金文和文献记载，丰镐地区的几处大池也是天子、贵族习礼、习射和举行各种大礼、游乐活动的重要场所。

农作区

都城所在人口、军队比较集中，粮草费用必多。都邑区内各居民点间已有农作区，而都邑以外的细柳原、高阳原、毕原、神禾原和渭水、涝水、新河阶地也有可能被辟为农作区，供应都城用粮。 [18] 

射猎区

丰镐境内有天子苑囿，专供天子射猎，是为射猎区。孟子答齐宣王问，说到文王苑囿方七十里。《诗·大雅·灵台》也提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秦岭终南北麓有茂密森林声浅山丘陵地带，野草灌木丛生，是最理想的射猎区。丰镐地区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有大量的兽肉，以鹿、獐最多，墓葬中往往把整头鹿生殉墓坑。狩猎活动，也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

王陵区、牧放区

丰镐地区的墓葬中，发现大量的车马坑和马坑。一些大型马坑中生殉马匹多达五六十匹，中小墓葬中也有整匹牛、马生殉。西周时期对养马业尤为重视，据《周礼》记载，当时设有专职官员管理马政。由西周金文资料可知，关中地区就有好几个直接隶属王室的大型牧场，周天子每年要到这些地方视察，并举行执驹典礼。马是车行的动力，可用于军事和役使，又是杀殉、生殉的主要对象。京都地区对马的需求量极大，这些马匹不可能全部依赖外运，应有相当数量的马匹是在丰镐邻近地区牧放。丰镐都邑以北为渭水、涝河、沣水、洨水河滩地带，这里面积开阔，因处诸河下流水道多有水患，不宜农作，但草丰水盛，则可成为理想的牧地。 [18] 

文物考古

遗址分期

沣西张家坡西周居址分为早晚两期。出土的陶器有较大差异。早期以黑色和红色磨光陶为主，纹饰多印纹，器类以锥足联裆鬲、盆、折肩罐、簋、尊为主。晚期以灰色和红褐色陶为主，基本不见磨光陶，纹饰多弦纹和篦纹，器类以足跟疙瘩状袋足鬲、矮足仿铜鬲、深腹盂、圆肩弦纹罐、浅腹盆、圜底瓮为主，很少见簋、尊。早期相当于文王居丰至成康之际，晚期相当于穆王至西周末年。沣东洛水村、白家庄西周居址分为3期，早期大致和沣西早期相当或略晚，中期和晚期约当沣西晚期。

丰京遗址

20世纪40年代，丰京考察工作开始。新中国成立以后，连续不断在沣西地区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丰京位于沣水中游西岸，东界紧傍沣水，西至灵沼河，北极郿鄠岭岗地北缘，即今客省庄至张村坡一带，南到石榴村，方圆大约6—7平方千米。这一区域的客省庄、马王村、曹寨、新旺村、冯村、苗驾、石榴村、大原村、张家坡等地都是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的地方。

张家坡村东与马王村接垠处，遗址逐渐密集。20世纪60年代，先后出土几起西周窖藏青铜器 [19]  ，表明附近地区可能是西周时期一些贵族居住的地方。新旺村（又名西王村）位于丰京南界，先后三次发现西周窖藏青铜器 [19]  ，是西周贵族居住的采地。新旺村出土的铜器形体特大，纹饰华丽，使用这些贵重青铜器的主人应是西周王朝等级身份较高贵族。

丰京的中心区域在客省庄、马王村一带。1977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在这里发现十余处大型夯土基址，基址建筑由许多座单体夯土建筑按一定布局组成的夯土基址建筑群 [20]  。四号夯土基址是一座高台式的中心主体建筑，也是最大的一座单体建筑，整体平面呈丁字形，面南，东西长61.5米，南北最大进深35.5米，基址总面积1826.98平方米，基槽内夯土一般厚度在2—3米间，最厚处可达4米之上。四号夯土基址建筑始建于西周穆王前后，毁弃于西周晚期厉、宣之际，使用的年代将近百年，在它的周围还发现其它几座大小不同的夯土建筑，建筑附近有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

以三号、四号夯土基址为主体，在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分布了大大小小十几座夯土建筑，它们参差错落，组成了有一定布局的西周建筑群体。在建筑群体内有较为完善的地下排水管道。与建筑群体直接相连的则是一条宽达15米左右的大道，这组建筑只有西周高级贵族才能够享用。在马王村以南和曹寨一带，还发现了烧制陶器的作坊、冶铸铜器的陶范、制造骨器的作坊。这些手工业作坊都和西周建筑群密切相关，隶属于西周王室或高级贵族。 [18] 

镐京遗址

镐京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镐京遗址位于高阳原上，西边濒临沣水，北界沣水和彪池，南部为汉、唐时期昆明池所毁，东至北丰镐村，面积约4一5平方千米。镐京位置范围内的斗门、白家、花园村、花水村、上泉北村、普渡村等地都是西周遗址和墓葬密集的地区。 [18] 

20世纪60年代曾在落水村、白家庄一带发现过大量的西周建筑用瓦和白灰面墙皮堆积，这些施瓦的建筑遗迹是当时西周贵族居址的重要标志。普渡村东南和花园村以东较高的岗地上则是比较密集的族葬墓地。《水经·渭水注》曾以为镐京遗址全部沦没于昆明池之中，这种说法有片面性。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证实，汉代昆明池毁坏的仅是镐京城区的南部。有计划地开展沣东地区的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对于进一步探索镐京城区的布局、内含，具有重要意义。 [18] 

在花园村和普渡以西，今斗门镇窑厂附近，先后发现了多座西周夯土基地建筑及建筑用的板瓦、白灰面墙皮、红烧土块等。这里西北临沣水故道，东依高阳原，是沣水东岸的一、二级阶地。一些大型夯土建筑遗迹的发现，表明这里可能是西周镐京范围内的重要地区。

1980年在下泉北村西边沣水故道河床中发现西周重器多友鼎，铭文记载历宣之际，周人与猃狁之间战争的史实。下泉北村东依高阳原岗地，应是西周贵族的居址。

1986年在斗门镇以南，西鄠铁路和斗门至长安韦曲公路交叉处发现一起西周窖藏铜器，内有伯太师小子诸器20件，应是一处西周贵族的居邑。

镐京遗址的西周遗存可分为3期。陶器中尊仅见于早期，圈足盘和三足罐见于中期，甑见于晚期。各期器物的器形和特征与丰京遗址所出者相同。

群体建筑

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近30处，往往数座建筑连成群体。这些建筑均有较深的夯土基槽。夯土台基、屋顶施瓦，墙面涂白灰，有完善的排水设施。客省庄1—5号夯土基址的年代都是从西周中期开始使用，至西周晚期夷、

厉之际遭到毁弃。建筑群体的周围发现有西周时期道路、小面积池沼、用陶管铺设的排水设施，周围有大量周瓦残片。小型房屋均是地穴或半地穴式，平面呈长方形、方形、圆形或椭圆形，面积一般10平方米左右，有一条坡形或阶梯状的通道将住室分成两半，屋内有灶坑，早期的居住面比较平整且经火焙烧。房屋附近常有窖穴、灰坑、水井等。窖穴为圆形袋状，底较平，灰坑多椭圆形，底不平。当时，不少窖穴和灰坑也被当作房屋使用。水井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类，井壁有对称的脚窝，深9米以上。

陶窑已发现20余座，分为横式窑和竖式窑两类，窑室都呈圆拱形。洛水村的陶窑为竖式窑，火膛位于窑室的下面，窑箅上有数个圆孔形的火道。客省庄的陶窑为横式窑，火膛位于窑室的前方，是一筒状甬道，窑室周壁有环形火道和一条分火道。 [21] 

遗物

出土遗物有石器、玉器、陶器、铜器、骨、角、蚌制品、原始瓷器及装饰品。斧、锛（bēn）、凿（záo）、锤、铲、镰、刀等生产工具，多为石制或蚌制；生活用具多为陶制，有鬲（lì）、甗（yǎn）、鼎（dǐng）、甑（zèng）、簋（guǐ）、豆、盂（yú）、罐等，出土的瓦长45厘米，宽30厘米，表面或背面有瓦钉或瓦环；铜礼器出于窖藏和墓葬，有200余件，其中有铭文的50余件。

新旺村出土的铜鼎重80余千克，为王室或大贵族使用的重器。同一地方出土的“□盂”，有铭文49字，记载周王内宫后妃遴选宫人宫婢之事。马王村出土有许国国君（鄦男）嫁女的媵器。沣东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铭文长达277字，记载西周厉、宣之际周人与猃狁（xiǎn yǔn）之间的战争。这些铜器大都发现于居住遗址或其附近，同一个窖内出土的铜器有的非一家所作，少数年代较早，大都是西周中晚期的器物，可以推测大概是由于西周末年犬戎之乱时埋入地下的，对于探索丰镐两京的布局和西周历史的研究都是极为重要的材料。另外，还出土2片刻字卜骨，有人认为所刻的字是易卦中的卦象，也有人认为是已经失传的文字。 [22] 

墓葬

丰镐遗址已发掘的墓葬总数达千余座。依形制可分为3类：第一类为带墓道的大墓，包括带一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和两条墓道的中字形大墓。这类大墓的周围多有数座车马坑、马坑陪葬，墓葬的主人应为畿内公卿或侯伯，张家坡墓地中几代井叔的墓葬都属此类。第二类为土坑竖穴墓，数量最多。早期墓坑狭长，有腰坑，晚期墓坑宽短，少见腰坑。第三类为偏洞洞室墓，有土坑竖穴墓道，一侧挖出偏洞墓室。此类墓数量较少，其形制反映出西周文化与甘青地区青铜文化的密切关系。西周多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不固定，随葬品一般放在头前2层台上。早期大、中型墓中有殉人。

发现的墓葬及附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约400座。其中除少数出自普渡村外，余均在张家坡及客省庄。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少数为俯身直肢葬，头向不固定。随葬品多放在头前、棺内或棺椁之间，兵器放身旁，祭食放在头前二层台上或容器内。早期墓有殉人，一般1人，多则殉3人。

车马坑有方形、扇形、长方形3种。前两种都埋1车2马，长方形竖穴中埋2车4马、2车6马或3车8马。车箱下常有殉人；马坑多长方形竖穴，内埋马2匹；牛坑为圆形或长方形，内埋牛1头。

以随葬物区分，西周墓葬大致可分作4期。第一期陶器以高领袋足鬲和磨光圆肩罐或折肩罐为主，时代约当文王作邑于丰之时。第二期陶器有锥足联裆鬲、折肩罐、深腹簋、盆等，一些墓葬还出土了成组青铜礼器，时代为西周早期，约从武王到昭王前后。一、二期墓葬常设腰坑，坑内殉狗架，墓葬中殉人，殉牲现象较多，用于陪葬的车马坑也多属这一时期。第三期墓葬陶器有联裆鬲、仿铜陶鬲、深腹簋、折肩罐、粗把假腹豆等，有一些墓中还出土了成组成列青铜礼器和玉器。时代约当西周中期，即穆王至夷王时期。第四期墓葬陶器有足跟疙瘩状袋足鬲（lì）、仿铜陶鬲、高柄豆、深腹盂、弦纹罐、圜（huán）底瓮等。时代约当西周晚期，即厉王、宣王、幽王时期。 [22] 

王陵推定

西周丰、镐两京考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是探求西周天子陵寝区的位置。

商周京都内的族葬墓地和城邑、贵族居址紧密相连，西周丰京区域内居址和墓地的布局，恰是这种筑城思想的最好体现。在丰京都邑范围内的张家坡、新旺村、大原村一带，先后都发现了比较密集的贵族和平民居址遗迹。在同一都邑中，有许多小单位的居住点和墓葬地连体分布，这正体现出商周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社会基层组织形态。 [18] 

据先秦至汉一些史籍对西周天子陵区的位置记载，一般均谓文王、武王和周公都葬于毕 [23]  ，但关于毕的具体方位却众说纷纭。计有岐州说 [24]  、鄂县说 [25]  、咸阳北原说 [26]  和丰镐附近说。 [27] 

考察凤翔雍都秦先公陵区的设置、布局可知殷代至春秋，天子或列国诸陵寝区的设置或在都邑内，但与宫殿区有严格区划，或在都邑附近，有自己特定的区域，陵区的位置，设施都必须体现出独尊的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参照凤翔秦雍都的情况，可以推定，西周天子陵区毕地应在丰、镐都邑附近。陵寝区有自己特定的区域，与都邑居址保持一定距离。 [18] 

西安南郊三爻村发现有唐崔纮墓，墓志记载墓主葬于万年县之毕原。由墓志铭文可以获知，今西安市南郊三爻村一带属唐代万年县洪固乡，凤栖原与毕原相连，以今三爻村新安建材厂南部边缘为界，北为凤栖原，西南为毕原。毕原处在今西安西南，镐京东南。实际上，西汉初年的史学家已经注意到毕地与镐京的相对位置。司马迁根据其所见先秦典籍记载并经实地考察，曾明确指出毕在镐京东南杜中。汉唐至今，毕原方位并没有变动。毕原西北连细柳原，距镐京旧址约二三十里。这里原面高平，土厚水深，适宜作早期葬地和陵区。 [18] 

文物保护编辑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丰镐遗址被文物部门发现。

1951年，丰镐遗址正式开始发掘。

1956年，将设在张家坡遗址的砖厂拆除搬迁，严格限制在遗址范围内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和平整土地活动。

1961年03月04日，国务院公布为丰镐遗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8]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出遗址保护的范围，国家文物局同意并转陕西省政府请予公布。遗址内乱建现象基本上得到制止。

1998年，西周都城丰镐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对解决武王伐纣的年代和商、周两代的分界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提供了依据。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考古队，从1997年3月至5月及10月至11月，在西安市区西南10多千米的遗址中心部位发掘了200多平方米。其中有一个相互叠压的考古文化层，其时代从文王迁此建都到西周王朝建立前的先周晚期，再到西周建国后的早、中、晚各个时期，其时间跨度之长，文化序列之完整清晰，为西周都城考古50多年来所仅见。专家们认为，据《史记》记载，文王建都丰京至武王伐纣仅13年，而以第一探方中的18号灰坑为代表的文化堆积就在这个时期，其碳14测年结果可以排除几十种不确切的说法，为解决武王伐纣和商周分界提供依据。由于考古队在都城中心地带发现了多组时代跨度很大的文化地层和成组的先周晚期标准器物群，推动了都城周围以至广大周文化地区的学术研究。并对周人的生产生活方式、葬俗和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由于第一号探方的文化层堆积被专家认为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标准文化层之一，国家已决定予以永久性保护，以供后人验证，并成为断代工程研究的一个纪念性遗址。 [29-30] 

2013年05月27日，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共同研究编制了《大遗址保护“十二五”专项规划》，丰镐遗址被纳入“十二五”期间重要大遗址。 [31] 

2013年06月0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丰镐遗址保护规划大纲的请示》（陕文物字〔2013〕67号），同意丰镐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立项和意见。 [32] 

2016年，镐京考古发掘工作在花园村东地点进行，发掘面积1200平方米，出土各类器物249件。特别是鳄鱼骨板、小麦碳化颗粒、铜器墓葬、陶窑的发现，为研究西周的历史考古、手工业技术、动植物考古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对进一步研究西周都城镐京的城市布局及地下遗存的分布情况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3] 

旅游开发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联合开发国际旅游线路，开通西安至乌鲁木齐丝绸之路旅游专列。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及省份合作，共同开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工作。编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规划》，将周原及丰镐遗址、神木石峁遗址、黄帝陵、汉唐帝陵、汉传佛教六大祖庭等具有申遗潜力的项目纳入规划。 [34] 

作为国家级新区，建成历史文化传承保护示范区是西咸新区的战略定位之一，区内历史文化和人文资源丰富，其中，丰镐遗址作为历史积淀极为丰厚、历史地位非常重要的宝贵遗产，将成为西咸新区探索大遗址保护、文化旅游、生态环保融合发展新路的重要依托，丰镐遗址正在预备申遗。 

价值意义

建筑价值

西周丰镐两京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初期阶级，呈现出中国早期都市的一般特征。

1.丰镐两京是沿河谷阶地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设计因地而宜比较朴素、自然而强调实用功能。

2.两京都邑区以政治为主，城区的主要面积多为王室宫殿、宗庙和贵族居址采地所占据，这里是西周王室对全国施行政治权力的中心地点。

3.城市的商品经济功能较为薄弱。已发现的各种手工作坊多分布在重要居址附近，它们依附于西周王室和各级贵族，主要用以满足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各种享乐要求。各居住点周围多与农作区相连，呈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

4.城市布局较为松散。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若干居民点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不少居住地周围是族墓葬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邑由许多这样的血缘胞体组成，如同史前社会一般村落遗址一样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原始特征。 [18] 

丰镐作为西周主要都城，又被称为“宗周”。特别是记载都城丰镐规制、并成为后世都城设计圭臬的《周礼·考工记》中，明确记有“前朝后市”这一规划与建筑内容，结合《周礼·司市》篇中所记，当时“市”已有多种类型：“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同时，还设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从担负“平市”、“均市”、“止讼”、“去盗”、“除诈”等职能情况看，丰镐城中的“市”已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再结合西周经成王、康王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至中期工商业日益兴盛，平民庶人中不少因从事工商业致富，商人地位提高甚至可做官受爵这一历史发展状况看，丰镐城中不仅集中居住着一大批王族宗室与公侯贵族，还有人数不断增加的百工、商贾。他们与各类“市”相结合，使丰镐除具有政治、文化功能外，经济功能也愈益突显出来，因而使其成为中国最早的城市。 [36] 

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大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树立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一直是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楷模。 [12] 

文化价值

《史记·周本纪》：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37]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38] 

《后汉书·卷三十四·百官志第二十四》：昔周公作《周官》，分职著明，法度相持，王室虽微，犹能久存。 [39] 

周礼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后世诸子百家皆源流于周礼。礼乐之邦，礼仪之邦，既是中国自称，也是世界对中国的评价 [40]  。作为周礼创造者的故乡，丰镐见证了周礼的诞生和完善的发展进程，其丰富的出土器物也是周礼文化的实物佐证。

历史价值

丰镐遗址发现了400多座墓葬及陪葬的车马坑、马坑和牛坑。遗址中还发现有多处埋藏青铜礼器的窖藏，出土青铜器近百件。这些青铜器造型精美，其上的铭文记载了西周王朝及方国的一些重要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为全面认识西周时期的社会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商代晚期，周族在关中平原崛起。至文王时，在今西安市西郊之沣水西岸建立丰邑。其子武王继位后，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武王以丰镐作为政治中心，励精图治，历12年，东向灭掉殷商王朝，使周王朝成为华夏一统的强盛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