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魏晋南北朝史的若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主张“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出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 ...

魏晋南北朝史的若干名家，在历史分期上主张“魏晋封建论”。何兹全先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战国秦汉是“古代社会”，汉末三国进入封建社会，此期出现了如下变化：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由自由民、奴隶到部曲、客，由土地兼并到人口争夺，由民流到地著（《读史集》）。唐长孺先生说：“魏晋户口下降的原因虽有多方面，但根本的原因在于魏晋时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的佃客。”（《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王仲荦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态，是世家大地主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占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农民──部曲、佃客。”（《魏晋南北朝史》）

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因以唯物史观为本，中国学者更多聚焦于“所有制”的辨析之上。……当然，对士族门阀现象，中国学者仍有非常出色的研究，如唐长孺先生对士族升降沉浮等现象的讨论，如田余庆先生对“东晋门阀政治”的阐述。

　　

“战国封建论”与战国秦汉的剧烈社会转型合拍。这时发生了一个剧烈转型，古人也作此观感。王夫之有“战国者，天地一大变革之会”之论，赵翼有“盖秦汉间为天地间一大变局”之说。“魏晋封建论”把汉晋之交处理为两大社会形态的转捩之点，自此之后，就一直“封建”下去了。在这里，以及在京都学派的“三段论”中，战国的那场历史巨变不够鲜明。“唐宋变革”的提法，令中国史的中后期波澜再起，以此来解说唐宋间的各种变化，研究者会感觉很“给力”。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学界对“唐宋变革”的关注大增，若干唐宋史学者乐于在不同程度上、以各种方式参用其说。在内藤的“三段论”中，“贵族制”与“唐宋变革”是相关的。“变革”的表现之一被认为是君主独裁，而六朝的“贵族制”，就反衬出了唐宋间的变化足以构成“变革”，是划时代的。但如认为六朝大体仍是皇权主导，贵族制只是一种政治现象，而非社会形态，那么它与宋代君主独裁的反差到底有多大，是否大到足以构成“变革”的程度，就应再行推敲了。

　　

除了“贵族制”之外，民族问题，一向被看做魏晋南北朝的又一时代主题。……较早时候，中国学者在论述十六国北朝时，除了使用“汉化”一词之外，还有人使用过“封建化”的概念。这个“封建化”概念，其实是容易引起疑问的，因为对什么是封建制，有很不相同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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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长孺先生在若干年前提出了“南朝化”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进入唐朝之后，北朝在经济、文化、制度等方面的残留影响，就在不断地淡化，并向南朝所代表的方向转变；由此看来，十六国北朝只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这一论点，突出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周边少数族“汉化”的必然性。而数十年前陈寅恪先生论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之说（《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吴宓转述）。如果这样的话，北朝就不完全是中国史上的一段不必要的曲折了。李唐皇室血统的考证，连带引发了陈氏的这一感想，但无更进一步的具体讨论。钱穆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化病”的时代，而北朝受病较浅；北周继承了汉代儒学，用周礼改制，遂重开中国历史之光昌盛运（钱穆：《纵论南北朝隋唐的儒学》，《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钱穆既承认北朝的振兴政治之功，又将之归结为中华文化之功，而且把它具体化了，具体化到儒学、周礼之上了。田余庆先生又有“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的论断（《东晋门阀政治》）。

　　

对十六国北朝史的不同认识，在更大范围上说，还涉及了历次北方少数民族入主华夏的现象对中国史进程的影响这一重大问题。程树德、陈寅恪都曾对南北朝的制度源流关系提出专论。集权官僚政治制度的南北差异，是又一个非常有潜力的话题，并且可以在借鉴政治学方法，在政治结构、政治集团、政治文化多方面深入下去。近年李治安先生还以“南制─北制”视角观察元明时代，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南北朝”的论题（《两个南北朝与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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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这个改革与东欧、俄罗斯改革的重大差异，给了学人新的刺激与想象。一些日本学者再度反省中国史，指出了“经济史观”（主要是“五种生产方式”）、“文化史观”（即前述“三段论”）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专制国家论”的新切入路径，或采用“世界体系”、“全球化”等视角观察中国近代，等等，很多尝试已超越了旧说。近年来，我揭举“制度史观”，参考田余庆先生的若干论述，试图用“常态─变态─回归”等概念，为叙述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一个新模式。所谓“制度史观”，除了强调政治体系、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在塑造中国社会面貌上的巨大权重、强调中国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波动性之外，其又一个目的，就是尝试回归于中国史自身的发展逻辑。详见我近年的相关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无论如何，值21世纪，期望“中国历史独特性”和“全球化”两点，能给认识中国史研究提供新的启示。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关心魏晋南北朝史的历史地位这样的宏大问题的。从系统、结构上看历史，与从其他视角看历史，各有千秋。毕竟，每一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或现象，都有其独一无二、无限丰富的意义，其与“史观”的关系，只是理解它们的无数途径之一，远非全部。那么，川本先生此书对各个人物、事件与现象的具体论述，各具匠心、各有胜境，其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异同，相信同样能够引发阅读兴趣。无论如何，来自异域的“他山之石”，有助于磨砺中国读者的眼力与思维。

　　

　　因编辑杨晓燕女士力促，勉为此序，仅就个人眼下思绪所及，表达若干感想而已。写作之中，王铿、徐冲、孙正军诸君分别提供了有益的意见，谨此致谢。

　　

2011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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