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到宋元的佛教寺院，往往集中了一批通经律论三藏的僧人，逗留着一些来往的文人墨客，保存着一批佛教文献及儒、道经典和文学作品。在这些寺院中，也都多少不等地保存有一些文物。

寺院是供奉佛祖、顶礼膜拜之所，宗教信仰上的虔诚使物品具有神圣的意义，僧侣亦不能随便破坏佛经、佛像等属于供养具的物品，他们对于残破的供养物有着一套埋藏和保存的方法。同时，作为圣地，寺院具有很大的威慑力量，很少受到盗窃和破坏，即便遇到大的战乱和政治性破坏，教徒们也想方设法进行保护。因此，佛教寺院的文物相对更容易保存下来，并常常有文献、石刻文字为依据，文物的年代准确、性质清楚，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的重要材料。

佛教徒是出家的宗教修行者，需要社会上其他阶级的供养来维持生存。

《妙法莲花经·法师品》则记有十种供养：花、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玻璃不属供养之列，但在七宝之中。佛教文献中有大量提及玻璃之处，以其晶莹透彻喻佛之清净无尘，用七宝之物比佛法无边，以琉璃之名代佛寺之地。从魏晋至宋元，是中国古代玻璃器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玻璃制品佛教化的过程。

魏晋至宋元各朝代的舍利塔基中均有玻璃器出土，有明确资料的已达40余座，在出土的中国古代玻璃器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考古发现纪年最早的舍利塔基是河北定县北魏塔基，也是最早出土玻璃器的舍利塔基，为北魏孝文帝在太和五年（481年）发愿修建。塔基为夯土筑成，石函直接埋在夯土中。函内有1件玻璃钵、2件玻璃瓶、3件玻璃葫芦瓶和1件藏器；

定县北魏塔基出土玻璃瓶、玻璃钵

还有用以奉请舍利的铜匙、铜镊。用数千颗玻璃、玛瑙、水晶、珍珠、珊瑚、红宝石等组成的串饰和200余枚铜钱、41枚波斯银币，作为“七宝”与舍利一起瘗埋。其他如金银耳坠、镯子、戒指、钗环等物是作为财宝施舍的。

玻璃钵较大，用来盛舍利。其他6件均为小型器，器形简单。它们采用了罗马萨珊的传统技术，但工艺和质量远逊西亚产品，应该是国产玻璃器。可能是北魏皇室建塔时施舍而埋入地宫的。

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的西安清禅寺塔基用砖砌出方形砖匣，但舍入的物品与北魏塔基相似，有镶嵌玻璃珠、水晶、玉石、玛瑙、琥珀、金饰、银戒指、平常五铢、隋五铢钱等，还有盛舍利的玻璃小瓶。

玻璃小瓶口沿略外展，细直颈，颈下有圆形的折棱托，托下为球形器体，下有圈足。器腹肩部饰凸起的倒置等腰三角形4个，相互对称。球腹还有顶面下凹的凸起圆形饰4个。由圆形饰向内正视，里面有4个小圆珠。绿色透明，无模吹制而成。器腹上凸起的圆形饰是萨珊玻璃器上常见的装饰，萨珊玻璃器中有许多相同的器物。

西安隋清禅寺塔基出土玻璃瓶

陕西耀县隋神德寺塔基也在舍利石函的四周砌护石和砖墙。石函内分别用盝顶铜盒装舍利，圆铜盒装头发，方铜盒内的玻璃瓶中装淡红色液体。还有铜净瓶，也有以金环、银环、玉环、玛瑙、水晶、料珠等饰物和铜钱、波斯银币组成的“七宝”。这是隋文帝在仁寿四年（604年）命全国30个州所建的舍利塔之一，代表了当时瘗埋舍利的制度。可知玻璃瓶是隋朝瘗埋舍利时必备的器物。

《法苑珠林》卷五三《舍利感应记》记仁寿元年瘗埋舍利制度云：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静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各三十，以琉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熏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

有唐一代，近300年，但发现的唐代舍利塔基并不多。甘肃泾川大云寺塔基埋于唐延载元年（694年）。地宫内置舍利石函，石函内置鎏金铜函，铜函内置银椁，银椁内置金棺，金棺内置白色玻璃瓶，瓶内盛14粒舍利。

泾川唐大云寺塔基出土鎏金铜函及玻璃瓶

这种用石函铜函、金棺银椁的瘗埋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形式的棺椁瘗埋更符合中国的习惯，并成为此后瘗埋舍利的定制。舍利形如米粒，质似珍珠。函内器物与石函铭文相对应，《泾州大云寺舍利石函铭》云：若夫能仁幽赞，沿圣敬以开祥；秒善冥扶，徇贞明而效彩……诸佛献喜，幽瑞腾光。彩发散身，复何疑也。勉加开显，当申资助。于是庀徒具锤，揆势施功。言未倍寻，便臻藏所。遂开砖室，爰得石函。中有琉璃瓶舍利十四粒。诜与长史济北史藏诸安定县令颍川陈燕客，并当寺徒众，俱时瞻奉。法公严持香水，诚祈就浴。倒瓶佇降，虚器匪延。合众惊嗟，咸沮情望……

陕西临潼唐庆山寺塔基埋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33年）。地宫一如当时的墓室之制。石质释迦如来舍利宝帐置于棺床上。宝帐内置银椁、金棺，金棺内置绿色小玻璃瓶2个，内装水晶舍利。宝帐前放3个三彩供盘，中盘供三彩瓜，两边供盘内放4个玻璃供果，3盘间放2个彩绘陶瓶。宝帐东西两侧置陶瓷器，如钵、碟、碗、盒之属。金、银或鎏金、银的铜法器供具皆放在须弥座前的砖地上，诸如金莲花、银首金锡杖、铜菩提树、银勺、银箸、鎏金宝瓶、铜提梁罐等，罐中装开元通宝12枚。甬道中央立石碑一通，记述建塔的缘由经过。

唐代塔基中最重要的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封闭于咸通十五年（874年）。地宫为已发现塔基地宫中唯一的三室地宫，模仿了帝陵制度。法门寺地宫共发现金银器121件（组），铜器8件，瓷器16件，玻璃器20件，石质器物12件，以及大量难以计数的丝织品和衣物残片。不论地宫的规模还是遗物的数量、质量，都是空前的。

地宫内出土《应从重真寺随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载有：“琉璃钵子一枚，琉璃茶碗柘子一副，琉璃叠子十一枚。”法门寺地宫实际发现各色玻璃器皿达20件之多，有国产、进口玻璃两类，其中伊斯兰玻璃器皿堪称稀世珍宝。

刻纹蓝玻璃盘

贴塑玻璃瓶

国产玻璃器有2件：淡蓝色玻璃茶盏和淡黄绿色玻璃茶托，似为模吹成型。

玻璃茶盏、茶托

茶盏与宋代耀州窑的小平底侈口瓷碗相似，系典型的北方瓷碗形状，因公元9世纪饮茶之风尚未西传，故茶具应为国产玻璃无疑，为所知最早的玻璃茶具。而其他的伊斯兰玻璃器物，可能是输入中国的一批供品和商品。这批玻璃器工艺精美，年代可靠，是研究伊斯兰玻璃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材料。

宋、辽时代，是中国玻璃制品佛教化最明显的时期，多保存完好地发现于寺院的塔基地宫中，其出土地点几乎遍布中国各地区，只有很少部分出于贵族墓葬。

此时期塔基中的玻璃器，国产玻璃所占比例有了很大提高，且造型多样、种类繁多但器形较小。输入的外国玻璃器主要为西亚的伊斯兰玻璃器，已知的宋代伊斯兰玻璃是河北定县5号塔基出土的刻花玻璃瓶、浙江瑞安慧光塔基的玻璃瓶、安徽无为舍利塔基的玻璃瓶。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重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出土遗物包括自北魏兴安二年（453年）以来，经隋大业二年（606年）、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宋太平兴国二年等历代递藏供养舍利的各种遗物，而最后一次兴建地宫时奉纳的遗物为大宗。净众院塔基[11]建于北宋至道元年（995年）。长方形舍利石函置于地宫中央砖砌须弥座上，内装银塔、银椁和银瓶等。在石函内外有50余件定窑瓷器，时代虽较静志寺塔基所出的稍晚，质量却更为精美。

静志寺和净众院中出土不少玻璃器，静志寺共37件，有一部分属于伊斯兰钠钙玻璃；而净众院共34件，全部为国产的高铅玻璃。器物与石刻记录相对照，可推断其入藏年代。静志寺出土有大小直筒杯各一件，小者浅色无纹，大者蓝色有简单竖线磨纹。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记大中二年（848年）发旧塔基时所得：“银塔内有玻璃瓶二，小白大碧，两瓶相盛，水色凝结……”此二杯疑为“小白大碧”的玻璃杯。

定县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玻璃杯

蓝色直筒杯和白色直筒杯

太平兴国二年《重修静志寺真身舍利塔铭》记：“开宝九年（976年）岁次丙子三月中旬，申上欲开塔基，重取舍利，寻蒙太尉俞允，即日于塔身内取得银棺子一所……又于地宫内石函中取得银塔子一、琉璃瓶二枚……”。地宫内出细颈瓶二，均直颈、折肩、鼓腹，透明度较好。

定县宋静志寺塔基出土细颈瓶

与日本唐招提寺所藏传由鉴真和尚携去的“西国琉璃瓶”相似。《塔铭》又记：“（郧）崇信因舍俸钱……筑石塔基三间，旧基取土，又掘得石函一所，内有……琉璃瓶子一”，所指应为刻花细颈瓶，其为10世纪伊斯兰玻璃器中常见器物。

日本唐招提寺藏玻璃瓶

大中十二年《唐定州静志寺重葬真身记》末记：“其塔中小石塔者，本天祐寺随塔，有舍利两粒，贮瓶四重：琉璃、金、银、漆，安在小塔顶旧函中”，最里面的玻璃瓶疑为附有莲花盖的透明方形小瓶，其成分和时代与细颈瓶相近。入藏的国产玻璃器多小型薄体器，以葫芦瓶居多，还有小细颈瓶、四联瓶，较大的有六曲钵、侈口碗等。种类和数量都远比唐代为多，反映了玻璃工艺的发展。

静志寺佛塔地宫出土隋代舍利玻璃瓶

年代最晚的刻花玻璃瓶为天津蓟县独乐寺辽白塔上层塔室发现的刻花玻璃瓶。

蓟县独乐寺辽白塔刻花玻璃瓶

无色透明，内含小气泡，表面附着黄白色风化层。平口外翻，细颈，折肩，筒形腹，平底。颈部和肩腹部刻菱形和带状图案。经化学分析属钠钙玻璃，与一般伊斯兰玻璃相似，应为伊斯兰玻璃。此外，还有两件绿玻璃瓶和一件绿玻璃葫芦瓶,至于建塔时间，极可能与独乐寺重建同时，即辽统和四年（986年）。

河北正定天宁寺塔现存地宫为金正隆六年（1161年）重修时所建。出土玻璃瓶2件，造型相似。置于长方形石函内。瓶呈橄榄形，器壁半透明，有白玉质感，表面晶莹有光泽。盖为圆形，空心，面上有三瓣扁纽。鼓腹下收，平底稍内凹。另一件缺盖，口稍残，肩部有一道裂纹。瓶内盛有作舍利子的小砂粒。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至宋辽，玻璃器物一直存在于佛教塔基中。受时代早晚和考古材料等因素的限制，还不能作出舍利塔基随时代推移埋藏玻璃器更加普遍的判断。但是塔基中玻璃器增多、器类趋于繁复、用途更加广泛，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不知原因，古代佛寺却用萨珊、伊斯兰玻璃器供奉舍利子。大概当时玻璃器仍是作为珍宝供奉于佛教寺院中，抑或被当作高级供养品，而僧众不了解也未考虑其代表的文化意义。

文章来源：《论魏晋至宋元时期佛教遗存中的玻璃器》 赵永 《中国国家博物馆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