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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遗产讲述历史智慧——大明宫的前世今生 | 国际古迹遗址日

摘要:   本期嘉宾:王维坤  西北大学教授、博导  西安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SILKPEDIA观看完整版视频👇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1300726944438419457主

  本期嘉宾:王维坤

  西北大学教授、博导

  西安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

  

  

SILKPEDIA

观看完整版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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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主要从事

《隋唐考古》、《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研究》以及《丝绸之路考古研究》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北大学的王维坤。

  今天,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我想向大家简单汇报一下40多年来我对隋唐长安城及相关问题研究情况。

  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1

隋唐长安城的设计理念

与“隋文(帝)新意”

  大家知道,隋唐长安城的设计理念与“隋文(帝)新意”是根据司马迁《史记·日者列传》里面的文献记载来进行设计建造的。所谓:“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东南,以海为池。”“日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堪舆家”和“风水先生”。

  

  

  

  所以现在隋唐长安城全城的西北方,海拔高度是410米;而东南角的海拔高度最高,为465米,具体来说,这个最高处也就是今天曲江池的所在地,两者之间的高度差是55米左右。在全城最高处开挖曲江池,完全是靠人工开凿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平衡全城的风水。

  

  

  之所以要在这样的地理位置建造坐北朝南的宫城,其完全是按照天体布局的相关观念来设计的。所以说,宫城位于北部中央,名为“太极宫”,而地面上的“太极宫”与天体上的“太极星”是遥相呼应的。

  当然,古代日本人是在模仿我们的隋唐长安城(582—907年),而建造了他们的平城京(710—784年),小到一个文字,大到一项典章制度,他们也都要进行模仿。结果在这个模仿过程中,犯了一个囫囵吞枣的错误,在他们看来,“大”和“太”的汉字表示的是同一事物,可以置换,但在日语中不仅读音不同,意思也大相径庭。所以说,他们本来应该将“宫城”称之为“太极宫”却称之为“大极宫”,显然是不对的。这就是所说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之原因所在。这样一来,他们就将“太极星”的含义早于抛到九霄云外了(哈哈)!

  因为这个不单纯是一个名词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了都城的设计理念和思想的深度,所以带有“太极宫”的隋唐长安城的建制,就应该叫“宇宙之都”、“天体之都”。这在世界都城设计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一种设计理念和新出现的宫城、皇城、外郭城“三位一体”的新模式。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2

含元殿、两阁及其

龙尾道的“凹形新模式”

  

  

  

  

  含元殿并不是孤零零的一座建筑,它一定是与左前方东面的翔鸾阁、右前方西面的栖凤阁以及龙尾道形成“三位一体”的“凹形新模式”。

  关于唐大明宫含元殿的考古发掘工作,可以说是从1959年开始的。当年的发掘队长是马得志先生,他在对含元殿进行了考古发掘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与难题。

  一是经费拮据,国家给的发掘经费少的可怜。那时不可能像1995年以后,按照大面积全面暴露的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当时只能用所谓的“洛阳铲”(顾名思义,“洛阳铲”是居住在河南洛阳的“盗墓贼”发明制造的一种盗墓工具,并为后人逐渐改进。所以说,时至今日“洛阳铲”便成为了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仅仅只钻探很少一部分探眼,然后就将这些钻探资料交给建筑设计专家让他们进行复原工作。在这一点上来说,钻探资料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二是时间紧,任务重,仅用了一年多的功夫,就将大明宫遗址就完成了钻探、发掘及发掘报告整理的全过程。在现在看来,也算是多快好省的产物。

  三是发掘工作在我国刚刚起步,毫无经验可言。包括身为发掘队马得志队长在内,大家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事、参与考古钻探和发掘工作,所以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考古工作的强度、难度以及艰巨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安唐城工作队队长、研究员安家瑶先生,她在1995—1996年对含元殿进行大面积暴露发掘时,将其遗址可以说搞得一清二楚,没有留下任何死角,全面地展示了出来。与此同时,她对马得志先生当年只能用“洛阳铲”钻探打眼的做法进行了非常公允的、合乎情理的一种客观评价。

  

  

  

  她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得志先生的发掘,完全是遵循科学的考古方法进行发掘的。其次,马得志先生由于经费拮据,打了几个探眼,将其钻探资料交给郭义孚先生,郭先生便以《含元殿外观复原图》为题进行了复原,首次在位于含元殿之前的所谓“殿前广场”上复原出一条南北向的“龙尾道”,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考古》1963年第10期上,后来,1995—1996年由唐城工作队安家瑶队长所主持的含元殿全面发掘工作,其考古发掘出的新成果表明:含元殿之前是“殿前广场”,并不存在像郭义孚先生所复原出这条南北向的“龙尾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而真正的“龙尾道”是从两侧的内侧盘旋而上。另外,学术界有些专家所认为早期存在有一条南北向的“龙尾道”,也被安先生此次发掘的新成果所否定。

  值得指出的是,傅熹年先生在马得志、郭义孚两位先生的研究基础上,利用新出土的唐懿德太子墓“三重阙”(亦称“三出阙”)壁画和1963年调查乾陵时所发现其土阙下残存石基为“三重阙式”。(傅熹年:《唐大明宫含元殿原状的探讨》,《文物》1973年第7期和傅熹年著:《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第199页,文物出版社,1998年),既然“乾陵为帝陵,懿德太子墓是号墓为陵,证明唐代皇帝仍用三重阙。据此可知,两阁如为阙形必是三重阙”。这一复原研究成果,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是在郭义孚先生复原的两阁“方台上”有所发展,成为道道地地的“三出阙”形制;二是也并被安家瑶队长所主持的1995-1996年大面积全面暴露的科学考古发掘的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1995-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7年第3期)所完全证实。

  此外,杨鸿勋先生也对含元殿龙尾道改造以后的复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但是按照中国考古学不成文的规定来说,先由发掘者发表考古简报或者考古报告之后,然后其他研究者才能进行各自领域的研究。不仅如此,杨先生还是在日本杂志上发表(杨鸿勋:《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的复原的研究——关于其建筑形态再考》,(日本)《佛教艺术》233号,1997年杨鸿勋著:《中国考古文物通论·宫殿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对此,安先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这样一来,容易造成考古学材料的混乱现象,我认为安先生言之有理,论之有据,在此,我再无需进行赘述。

  

  

  

  

现如今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摄影:李文博)

  那么,为什么要将含元殿的主体建造成宫殿、两阁(东面的翔鸾阁、西面的栖凤阁)以及“龙尾道”所形成“三位一体”的“凹形新模式”呢?现在看来,由于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位于丹凤门以北、龙首原的南沿,随着皇权和政治中心从太极宫移居到此,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唐大明宫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之所,也是"外朝"的活动中心。主殿面阔十一间,加上副阶为十三间,进深四间,加上副阶为六间。在主殿的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有三出阙翔鸾阁和栖凤阁,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呈"凹"字形。主殿前是以阶梯和斜坡相间的龙尾道相连贯通,浑然一体;加之含元殿建造时充分利用了龙首原的高地,居高临下,威严壮观,视野开阔,可俯瞰整座长安城,难怪唐·王维有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一来,含元殿这里就主要成为举行大朝礼仪的场所。无论是大朝仪、还是皇帝上尊号、改元大赦,都属于含元殿的礼仪功用。可见,在含元殿的南面建立“殿前广场”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3

关于含元殿龙尾道复原

之“我”见

  如上所述,既然郭义孚先生首次复原的含元殿南面正中有一条南北向的“龙尾道”这一研究新成果,后来也被1995—1996年由唐城工作队安家瑶队长所主持的含元殿考古发掘出来的新成果所彻底推翻,即含元殿的南面正中是“殿前广场”,并不存在像郭义孚先生所复原出的那条南北向的“龙尾道”。那么继郭义孚先生之后傅熹年先生所复原的那种规模宏大、石质建材、错落有致、绵延起伏整体长达70多米超长“龙尾道”自然而然也是站不住脚的。

  

  

(摄影:李文博)

  另外,2007年4月1日—2008年3月31日我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宇野隆夫先生的邀请,以外国人研究员、首席专家双重身份在日文研组建了一个王共同研究会《古代東アジア交流の総合的研究》,在第2次王共同研究会《古代東アジアの都市》(2007年7月21日) 的研究会上,我以《唐长安城大明宫含元殿的发掘与龙尾道的复原——从渤海的宫殿和平城京、平安京的宫殿来观察》为题,利用国内外的考古学资料,从八个方面做了对比研究工作,由此可见,渤海的宫殿制度和平城京、平安京的宫殿制度乃至龙尾道的建制受隋唐宫殿制度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日本奈良时代的都城平城京平面图

  上述这些宫殿建筑和龙尾道的复原研究新成果,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制度以及龙尾道的来龙去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使得人们能够对大明宫建筑的本来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其中对一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更有助于对大明宫宫殿建筑研究的深入,也为此次“大明宫乃至龙尾道复原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渤海国(698年—926年)的宫殿以及龙尾道的走向看到一些孑遗形态。第二个就是日本平城京(710年—784年)、平冈京(784年—794年),然后从奈良盆地的平冈京于794年迁到京都作为首都的平安京,直到1868年明治天皇迁都到东京为止,京都才失去了昔日首都的位置。

Q:兴建大明宫对唐代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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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唐代大明宫的坐北朝南建制来看,它与前朝的都城建制不大一样。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秦咸阳宫的宫城应为坐北朝南方向,外郭城的东门应在“东海之滨”。我去年在北京大学雍城考古实习基地就给同学们讲了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都城应该是坐西朝东的方向。我个人认为,秦咸阳宫城这种坐西朝东的方向可能与秦人起源西方边陲有关,他不断向东扩张,最后统一天下。

另外,如果说都城是坐北朝南的话,陵墓也一定是坐北朝南的方向,这应是“视死如生”观念的具体体现。

但是进入隋唐以后,不管是都城制度也好,还是陵墓制度也好,都变成为坐北朝南这样一个格局。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2、兴建大明宫也可能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中外人员往来和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

比如说,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位于丹凤门以北、龙首原的南沿,随着皇权和政治中心从太极宫移居到此,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唐大明宫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之所,也是"外朝"的活动中心。主殿面阔十一间,加上副阶为十三间,进深四间,加上副阶为六间。在主殿的东南和西南方向分别有三出阙翔鸾阁和栖凤阁,各以曲尺形廊庑与主殿相连,整组建筑呈"凹"字形。主殿前是以阶梯和斜坡相间的龙尾道相连贯通,浑然一体;加之含元殿建造时充分利用了龙首原的高地,居高临下,威严壮观,视野开阔,可俯瞰整座长安城,难怪唐·王维有诗云:“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样一来,含元殿这里就主要成为举行大朝礼仪的场所。无论是大朝仪、还是皇帝上尊号、改元大赦,都属于含元殿的礼仪功用。可见,在含元殿的南面建立“殿前广场”的目的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兴建规模宏大的大明宫,从某种情况上来说,它是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刚才解说员对咱们大明宫的讲解,我很赞赏,讲得很好。总之,大明宫在二百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一个高度集中皇权政治中心,特别是许多重大的活动都是要在这里举行的。可见,它就相当于国家的一个政治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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