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归纳”到“解释”: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韦正 顾颉刚先生在《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一文中说：“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各人就会不期而然地感觉到什么样的问题”。2016年4月23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类型 空间 作品——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学术沙龙，本文是笔者尝试对沙龙主题所作的理解。　　对照上述顾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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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归纳”到“解释”:

汉唐考古研究的趋势

韦正

顾颉刚先生在《昆仑传说与羌戎文化》一文中说：“时代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在什么样的时代里各人就会不期而然地感觉到什么样的问题”。2016年4月23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举办了“类型 空间 作品——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学术沙龙，本文是笔者尝试对沙龙主题所作的理解。

　　对照上述顾先生的话，笔者认为沙龙的主题体现了沙龙组织者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它突出了一个“新”字。“新”首先指材料之新——新出土资料，但在新视野下，旧材料未尝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笔者对新材料的另一层理解，而且笔者认为这层理解的意义不亚于新的出土材料。任何一门人文学科，只能在其学科发展的起始阶段以新发现的材料为主要推动力，否则这门学科的发展肯定存在严重的隐患。毋庸讳言，考古学曾存在过以新出土材料为主要推动力的阶段，而且考古新出土材料还时有涌现，但考古学的发展已经不能完全寄托于新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学科已经具备条件跨越而且必须跨越依靠考古新材料开展工作的阶段。这是笔者作为个人对沙龙副标题“新材料与新视野”基本内涵的理解。

　　“新”是与“旧”相对而言的。既然有新材料与新视野，就必然有旧材料与旧视野。“新”与“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二者构成了历史。没有旧材料、旧视野，新材料、新视野就无从谈起。新材料、新视野要真正做到推陈出新，还必须对旧材料、旧视野作深入的理解与批判。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考古学科而言，我们首先应予以关注的是考古学科的学术史。每一个学科的实质性进步都是从整理和反思学术史开始的，考古学当然也不例外。这次沙龙将时间段设定在中古，实际上还可推及历史时期考古学乃至中国考古学。我们在中国考古领域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不是反思考古学术史的主要目的，因为学术的进步从来都不是靠回顾曾经取得多少成绩、出现多少著名学者而获得的，而是在对材料的获取方法、前人的学术取向和思路、方法论、研究成果的批评和改进的基础上获得的。

　　需要指出的是，包括汉唐考古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取向一直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现实性；二是政治史取向。

考古研究工作的现实性在各个阶段应对的主要问题不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前主要是回击“中国文明西来说”，证明中国古代文化之独立起源和发展，以提升民族自信；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为论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史的“五阶段论”（“五阶段”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服务（蒋赞初先生回忆说：“1950年，我分配至南京博物院工作，院领导安排我主要从事文物考古调查发掘与陈列展览设计的工作。当时，文教部门的各项工作都是配合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展开……。”）；改革开放后学术自由度空前提高，但在国家层面组织的大规模科研工作，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针计划”，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承担着证明中华文明独立性和延续性的任务，并且增加了回击西方学者企图从学术上解构中国的任务。

不唯考古研究工作，考古发掘工作同样受到现实性的制约。新中国成立前的有限的考古发掘，多数直接以反驳“中国文明西来说”为出发点；改革开放前，古代都城发掘工作之外的考古工作基本是伴随有限的基本建设进行的；改革开放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配合大规模基本建设而展开，由此积累了数量惊人的考古新材料。由于这些材料的取得并不主要是从学术目的出发，所以学界就不太容易对这些材料做精确的解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排山倒海般增长的考古材料，不仅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就是田野工作相对较少的高等学校教员，也几乎不可能全面掌握，更不用说去消化这些材料（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扩建的势头会逐渐减弱，各地考古所的田野任务将会逐渐减少，那时候相关工作人员就可以腾出较多的精力来消化材料、研究课题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这种现实性制约了考古研究的基本方向，也消耗了研究人员的大部分精力。现在去各地考古所与年轻同行聊天，大家感叹最多的就是一年有300天以上的时间在工地上，旧工地未结束，新工地又在召唤；《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十六字方针中的“抢救第一”四个字基本说明了考古工作者的“生存”状况。

　　中国考古学在研究理路上以政治史取向的成就最大，但束缚也最强。汉唐考古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历史时期考古不能不结合文献史料。汉唐史料记述的主体是帝王将相，记述的中心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在家族伦理与国家秩序高度一致，君主集政权、神权、话语权于一身，君主威势直达基层社会的古代中国，以政治史为纲，将政治史作为历史的主轴，这本身没有什么不恰当。从政治史角度研究汉唐考古材料是合理的，并且成绩显著，特别是围绕等级制研究的成果十分突出。2016年4月16日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学术沙龙“观水之澜——考古学视野下的政治史与社会变迁”，就是正面强调政治史角度的学术切入点，可见这一思路仍然具有重大的价值与影响。不过，围绕或者立足南京大学本次沙龙主题，笔者想强调的是，在政治史之外，古代社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就墓葬而言，带有信仰或宗教意义的葬俗、随葬品所反映的生产技术和审美趣味；墓葬结构和墓室布局反映的地面建筑状况都是与政治史距离较远但同样重要的内容。这些以普通民众为中心的知识、思想和信仰正好可以补文献资料之缺，因此，对它们的研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内容基本没有进入汉唐墓葬考古的视野。比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如果只出土铜器和陶器，而帛画、帛书没有保存下来的话，那它也就只是一座很普通的墓葬，就不会引起那么大的关注。如此设想并不表明我们将问题复杂化了。古代墓葬中得以保存至今的东西往往只是很少的一部分，当时埋藏的东西往往非常丰富，在与政治史相关的文物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性质的东西同样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遗憾的是，虽然马王堆汉墓的发现异常丰富，但是考古学者的眼光基本还是盯在陶器、铜器和漆器上，帛画等绘画性质的材料基本归美术史学者研究，帛书等文字材料则成为古文字学者的专场。需要承认的是，美术史学者和古文字学者的研究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深刻性和学术影响在很多方面不仅不逊于、而且是超越了考古学者。因此，仅仅从政治史角度出发，将眼光局限在棺椁制度、用鼎制度、器物的种类和组合等方面是不够的，作为考古资料的发掘者和公布者，考古学者有必要拓展自身的能力，扩展研究的视野。

　　就考古学研究的思路、方法而言，包括汉唐考古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通过器物考古看发展、看变化，这与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工作以资料积累为重心、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学术取向相符。平心而论，遗存的年代序列和基本发展规律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因此，将考古类型学作为基本思路和方法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在实践过程中，一方面，类型学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夸大；另一方面，部分不适宜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材料被强行套上类型学的笼头，还有不少材料则因实在无法建立序列而被忽略甚至被打入冷宫。以个人的经验和理解来看，笔者对于考古类型学能不能称为“学”是心怀忐忑的。按照年代顺序排列出土陶器，是能够看出一个大概趋势的，但是否能找出严密的发展序列呢？笔者没有这个能力，并且对寻找这个严密发展序列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心存疑问。生物有明确的发展链条，但在找到基因之前，生物学要确定严密的发展序列也是不可能的。陶器是人工制品，有明确的且能够被找出来的“基因”吗？在一个人为设定的地域范围内，将来源地不一、制造者不同的陶器集中在一起，能排出大概的序列就很令人满意了。但我们看到的更多现象是，不少研究刻意追求类型学研究的精细化，赋予器物的某些部位或特征以特殊性能，所得出的考古期段划分异常繁琐，研究结论不能与有关的背景相结合。这样的研究本质上是没有学术意义的。再者，有些不适宜进行类型学研究的器物，如吴晋魂瓶，却被强行进行类型学研究，这类研究不能取得学术进展是意料中的事情。或者，有些材料，如数术方技类文物，数量不多，时代与地域差异也不大，考古类型学研究显然不合适或者没有意义。考古学者由于缺少研究手段，就将这些材料从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屏蔽了。

　　上述学术取向、思路和方法的影响现在虽然已经有所减弱，但依然不可小觑。我们还碰到一些新困难，如：考古资料的红利已呈下降趋势，因为大规模发掘减少了，考古类型学研究最擅长的表现机会也减少了，我们的文献阅读、使用能力也下降了。以前要求硕士研究生读点文献，最起码要翻阅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正史材料，但现在只能这样要求博士研究生了。是研究生们不愿意读吗？不是，更多的时候是他们读不下去。中国的古籍很不容易读懂，官名、地名、姓氏、制度……每一项都是专门的学问，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都得花大力气才能搞清楚，对一贯使用简化字课本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献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一位学生告诉笔者，他接受笔者的建议到历史系听课后，发现自己有“半身不遂”的感觉，因为历史系师生的知识面和知识结构似乎更合理。他说的是真话，让笔者感到有点难堪也是事实。另一个困难是，时代越晚，文献越多，考古学研究的意义越被怀疑。要么文献记载已经很充分了，考古发掘材料不过是对文献记载的证实；要么考古学所进行的研究，特别是有关类型学的研究，与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太过直白、简单，或者无法建立可信的联系。由此造成的局面是，本来考古与历史可以更好地结合，可二者反而渐行渐远了。这虽然对双方都不利，但对考古学科的伤害更大，因为，不管自我评价如何好，学科等级上升到哪一级，从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范畴的规划到重大课题的设计来看，考古学科还不能称为大学科，自我封闭或被封闭都会强烈影响考古学科在整个学术圈子里的自我存在感。

　　马王堆墓葬的情况和那位学生的感触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看来，大到汉唐考古，小到我们的个人研究都应该且必须有所改变。“类型 空间 作品——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沙龙的主题词清楚地表述了这个意思。

　　

　　

　　那么，什么是新材料呢？新出土的材料当然是新材料，受到的关注也会比较多。但笔者更愿意强调的是旧材料中不为我们所关注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以出土时间的先后论。如王晓琨所著《战国至秦汉时期河套地区古代城址研究》一书，刊布了一百多座河套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古城址材料，这些材料多数零零散散地公布过，但王晓琨将它们结集发表后，效果就不一样了。这些城址格局基本完整，较少受到后代的扰动破坏。由于它们基本都是中原政权击败匈奴后按照中原模式建立起来的城市，可以直接用作中原地区城市研究的素材。这个阶段中原地区的城址或古今重叠，或遭到严重破坏，保存完好者十无一二，以往只能试图通过拼接的形式获取一个总体的印象。王晓琨刊布的这批材料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我们甚至可以利用这批材料，对汉长安城、洛阳城的渊源和特殊性进行再思考。过去学界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存在着自然有序的线性发展史，所以对汉长安城、洛阳城的种种难解之处百般“曲解”。实际上，汉长安城、洛阳城都不是新建的城市，它们与中国古代城市以方形平面为主流的形态不一样，它们的历史特性和地位是需要加以客观评估的。

显然，无论是王晓琨结集的城址材料，还是马王堆汉墓陶器、铜器、漆器之外的材料，考古类型学方法都不太适用，我们得考虑其他方法。但哪里有现成的方法？哪里能有一种脱离某一具体学科和专门知识的方法呢？没有。那么，我们就得学点其他学科的知识，比如巫术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当然，还有与考古学关系密切、比考古学还红火，虽然考古学不太看得上、但还是能说出点道道的美术史。这里笔者只想简单地列举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的《金枝》、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罗新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巫鸿的《礼仪中的美术》这几部著作。根据弗雷泽的研究可知，巫术活动遍及早期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往用类型学研究的很多陶器都是巫术用的法器，如果能将这部分陶器与日用陶器区别开，然后再进行类型学研究，那自然要比笼统的研究好得多；根据王明珂的研究可知，文献记载与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当曲折，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进行对应研究应慎之又慎；根据罗新的研究可知，北魏史与内亚史之间存在内在的关联，而且有关资料的内涵异常丰富、复杂，但现存文献资料主要是从汉人角度记录下来的，这提醒我们在进行考古学研究时必须摆脱许多难以觉察到的束缚；《礼仪中的美术》由多篇论文构成，但它以礼仪为线索，贯穿以人为本的思路，将图像置于古代文化、礼仪过程和空间位置等全方位的“语境”框架下进行解读，与不少考古学研究将“物”与“人”分离形成鲜明对比。以上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之外的视野，也就是笔者所理解的新视野。新视野不一定比过去的观察深刻，但它能告诉我们过去没有看到的东西，告诉我们自己过去的局限性，也就是告诉了我们新的生长点。

　　

　　 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笔者就可以谈一下对“类型”、“空间”、“作品”三个概念的理解了。这三个概念在内涵上具有递进关系。如果将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分别视为客观存在和发起观察分析的主观者，那么从类型经空间到作品，研究者的主观性是依次降低的。换言之，应该将考古研究对象的整体视为有意识构造的作品；空间是整个作品中的一部分，是各种遗存和遗物存在的场所，研究者所见的空间与当年作品制造者眼里的空间不一定相同；类型是对空间及空间内物品的形式化分析，研究者的主观性更强。显然，本次沙龙组织者的意旨在类型研究之外，强调的是对空间和整体意义的把握，可以说，本次沙龙有着更高的追求。要实现更高的追求，我们就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和视野。打个也许有点生硬的比喻就是，将器物装到一定的空间中，又将空间与器物合并考虑，那么，就得具备一点古代建筑方面的知识；器物和空间是为人服务的，人很复杂，从属于一定的家庭、阶层、民族和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信仰、修养、嗜好和恶习，于是乎就需要具备一点习俗、礼仪、传说、神话等涵盖在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中的知识，也就是说必须认真地了解一点这些学科。做到这些，考古学研究也就实现了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简单地说，考古学实现了从“物”到“人”的转变。这也就与副标题中的“新材料和新视野”思路一致了。

借助于新的材料并建立新的学术视野，实现从研究者主观性较强的类型研究到客观性和综合性较强的作品研究的转变，如果用一句话对这种转变进行总结，笔者认为可以概括为：从“归纳”到“解释”。以往汉唐考古研究主要依靠类型学的方法，对足够多的材料进行分析，寻找经常出现且有所变化的材料——主要是陶瓷器，进行阶段性特点的总结，这是归纳法。归纳法解决了许多基础性的重要问题，但也忽略了许多基础性的重要问题。现在考古学为国家战略和意识形态服务的任务没那么繁重了，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人文学科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为我们对数量不那么大、也不一定有显著发展阶段性的古代遗物、遗迹进行研究创造了条件，使我们有可能在描述好历史现象之后，对为什么产生这样的历史现象进行说明，也就是进行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从归纳到解释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也是研究者自我观照方式的改变，最终带来的将是认识的改变。笔者不揣浅陋，认为还可以在沙龙的副标题“新材料和新视野”之后，加上“新方法和新认知”几个字。

　　综上所言，飞速发展的中国考古学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转型期，汉唐考古不能回避这个潮流。在这个阶段，知识结构的转型、研究思路和方法的转换与拓展是笔者所理解的汉唐考古学者面临的任务。汉唐考古不仅应该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而且因为它属于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部分，所以也应该在历史研究中有一定的话语权。“类型 空间 作品——中古墓葬考古研究的新材料与新视野”主题沙龙正是开启了这样的思路。

编辑：霍嘉兴 王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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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东南文化》2016年第4期。由于公众号推送形式的限制，删减了关键词和摘要，以及原有注释，必须作出说明的地方简单括注学者姓名。如有不妥之处，应由本公众号负责，请相关先生联系我们删除（邮箱hantangkaogu@126.com，或至后台留言）。凡需引用等请务必核查和使用原始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