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英 | “萨珊银器”或“后萨珊银器”之外-专家观点 -

专家观点

林英 | “萨珊银器”或“后萨珊银器”之外

摘要: 把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这可以称为跨界。马尔沙克如果只是把研究局限在银器领域内，对粟特银器的定义很可能还不清晰，正是在不断地将研究对象与同时期其他种类文物的联系与比较中，他的研究才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　　1971年，马尔沙克（B.I.Marshak）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粟特银器》（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此书令我们认识到 ...

把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这可以称为跨界。马尔沙克如果只是把研究局限在银器领域内，对粟特银器的定义很可能还不清晰，正是在不断地将研究对象与同时期其他种类文物的联系与比较中，他的研究才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

　　1971年，马尔沙克（B.I.Marshak）教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粟特银器》（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此书令我们认识到，在被笼统地归入“萨珊银器”或者“后萨珊银器”的金银器中，其实包含着一个特殊的类别——粟特银器。粟特银器有着鲜明的个性，同时融汇了周边多种文化的元素。日后马尔沙克成为享誉世界的中亚考古学专家，粟特银器的出土数量与种类也日益增多，但是他对粟特银器的研究结论基本不变，这体现在他后来的相关著作与论文中。（见氏著Silberschate des Orients:Metallkunst des 3-13 Jahrhunderts und ihre Kuntinuitat,Lepzig:Seemann 1986;“A Sogdian Silver Bowl from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in Ars Orientalis 29:101-110）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An Essay on the Oriental Toreutics（关于东方金属细工的研究），对制作工艺的深入观察和分析构成了研究的基础。全书正是由此开始，第一章题为金属细工流派。马尔沙克要研究的粟特银器多是传世品，没有如中国的中古金银器那样，不少制品来自有明确纪年的墓葬，因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编年体系，为鉴定单件制品的年代和产地提供了坐标。而马尔沙克及其前辈并没有这种金银器的编年体系可以参考，他们所面对的是被通通贴着“萨珊银器”或者“后萨珊银器”标签的器物：大体来自萨珊帝国及阿拉伯帝国东部地区，时间从5、6世纪延续到8世纪。他们首要的工作是找到方法，从中区别出可以称作“粟特银器”的组群。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金属器中的一些技术和风格特征最早出现在其他质地的器物上，而陶器和纺织品的制作工艺则来源于金属器”（1.1银器与陶器）。陶器虽然没有金银器那么引人注意，但是数量众多，纪年和产地更清晰，在不断地寻找粟特陶器和金银器的共同特征中，所谓的粟特银器被慢慢地鉴别出来了。“研究发现，粟特中部地区的陶工所仿制的金属器，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银器在形制上类似，而后者在装饰技法以及造型的局部特征上与粟特陶器有所不同”（页12）。在奥贝里、特雷弗和格里戈里耶夫等前辈的陶器-银器比较研究基础上，更多的线索被用来确定粟特银器的典型特征：铭文、钱币、纪念碑性艺术品（建筑、雕塑与壁画）。因此，当马尔沙克开始其研究时，他为自己确定了新的目标，一是“不仅要根据新材料识别每一件器物，而且需要将器物重新归类到更大的组别中去”（页7）。二是更明确地区别粟特银器中的萨珊特征和非萨珊特征，在这两个研究目标的后面，马尔沙克有着更大的关怀：金银器因其贵金属的价值，常常凝聚着一个文化最高级的技术和象征意义。因此，马尔沙克认定，伊朗国王下令开凿的石刻、拜占庭的象牙雕刻、富丽的粟特室内壁画和中国的墓葬浮雕及丝绸卷轴，就技艺、材质、主题和制作目的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由于拥有同质材料，对金银器的分析几乎是研究不同国家艺术特质的唯一途径”（页8）。从对粟特银器制作工艺的考察出发，马尔沙克想要探索的是，在东方艺术中粟特早期中古艺术的地位和传播范围。从齐东方教授的导言中，我们了解到，马尔沙克总是“通过亲自绘图，有超出常人的发现和理解”（页4）。从第一章对器物的说明和分析中，我们确实体会到他细致入微的观察力。不过，更具吸引力的仍然是金属细工流派后面的问题，流派A始终与萨珊风格联系紧密，体现在图像主题上，如神鸟森莫夫和猎狮场面。流派B是最典型的粟特银器，杯碗壁用薄银片制作，图案多以植物和动物为主，刻画细致繁复，但是没有典型的萨珊伊朗主题。流派C则与唐代银器接近。在第二章中，马尔沙克分析了三个流派与周边各文化的联系，除了伊朗、中亚之外，还包括唐代中国、草原民族、印度与粟特南部邻国、拜占庭与叙利亚。此外，还单辟一节，论述了如何看待粟特银器和早期伊斯兰艺术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如何通过前面ABC三个流派的序列来为比较晚期的粟特银器断代。在第三章“历史解释”中，马尔沙克从具体的金银器研究转入总结，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粟特银器从5、6世纪到9世纪的演变。5—6世纪的粟特银器仿制帕提亚和古代波斯帝国的器形，造型轻巧，工艺简单。7世纪初，粟特经济文化走向繁荣，依靠着突厥帝国的支持，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人集团。粟特银器中体现了更广泛的国际联系，见证了这一时期粟特文化的高度发展。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丝绸之路向阿拉伯帝国的统治中心区转移，粟特地区不复昔日盛况，传统的萨珊主题按照阿拉伯统治者的趣味被重新创作，装饰性大于文化象征意义，最终，“以原生器物的消失为代价，中亚的金属加工技术在8—10世纪的亚洲、东欧装饰纹样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第三章篇幅不大，但是马尔沙克广阔的视野，对中亚考古的深入了解，在简短的总结中得到了体现。从7世纪粟特银器的特征开始，马尔沙克的论述可谓精彩之至。他比较受到突厥贵族服饰影响的粟特腰带和碗，银器上受草原艺术影响变得日益鲜活的动物形象，与萨珊银器上被赋予王室和宗教神话意义的动物渐行渐远，嚈哒人乃至印度笈多王朝的风格也被拿来比较。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则不仅体现在银器的器形和图案布局上，也表现在布哈拉的赞丹尼奇锦上。到了阿拉伯统治时期，粟特银器图案和叙利亚哈里发城堡中的女神形象，和阿拉伯诗人笔下绘制萨珊国外和基督教圣人的碗联系起来，证明在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艺术中，粟特和萨珊银器中的国王肖像和狩猎题材已经变成了纯粹的装饰。粟特银器的鉴别得益于银器与陶器的比较，粟特银器的特色在与本土的其他材质文物和域外文物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在马尔沙克的笔下，银器不仅是被安静地摆放在博物馆中的藏品，而是活的，它们的背后有银匠和流派，有壁画、宫殿、城市，有生气勃勃、为自己的财富与家乡自傲的粟特商人。环绕着银器的还有来自突厥、萨珊、拜占庭和中国的种种事物，它们汇聚在银器上，无声地述说着自己。马尔沙克的确通过粟特银器展现了6—8世纪粟特艺术在东方艺术史上的影响力，他的方法就在于跨界。看来，要想描绘出历史场景的复杂与丰富，仅仅精研一个领域还不够，需要把不同的领域联系起来，这可以称为跨界。马尔沙克如果只是把研究局限在银器领域内，对粟特银器的定义很可能还不清晰，正是在不断地将研究对象与同时期其他种类文物的联系与比较中，他的研究才有了充分的证据和说服力。寻找不同类型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研究视角虽然充满挑战，但往往带来新的收获。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开始关注这种在比较与联系中探讨问题的跨界之法。（罗丰:《中原制造——关于北方动物纹金属牌饰》，《文物》2010年第3期；邢义田：《再论中原制造：欧亚草原古代金属动物纹饰品的产销与仿制》，载朱玉麒、孟宪实主编《探索西域文明——王炳华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中西书局，2017年，第45—71页）相信《粟特银器》中译本的问世，更能推动我们的跨界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