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扬之水：细节的意义（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
编者按
文物和考古，这两门学科的关注对象、思想观念、研究方法等都有很大不同。《白沙宋墓》则是成功结合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的一个范例，是“通过田野工作，结合文献史料，最大限度地展示当时社会生活真实面貌的力作”（孙机语）。这里推送扬之水评介宿白《白沙宋墓》及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的文章，以纪念2月1日逝世的宿白先生。
细节的意义
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
文｜扬之水
（原载《读书》2002年9期）
文物出版社的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再版者很少，最近重版的《白沙宋墓》和《中国古舆服论丛》，因此很引人注目。《白沙宋墓》卷首刊有一则出版社的再版说明，其中说道：
本书为中国历史考古学田野报告的经典之作。书中全面报道了白沙宋墓的发掘资料，着重通过墓室结构的特点和墓室壁画的内容，结合丰富的历史典籍考证和再现了宋代的社会生活，体现了作者将文献考据与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作者在书中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翔实准确和生动的宋代日常生活资料，在建筑、绘画、服饰、器用、民情、风俗等方面所做的精辟阐述，至今仍可供学者参考。
记得此书初版问世不久，即有一则短评，于是找到一九五八年的《考古通讯》，果然是有的，标题作：《宿白著：“白沙宋墓”》，刊在第十期的“书刊评论”栏，文章说：
这本报告的文字内容，可分为正文和注释两部分。其中注释所占的字数远超过正文，有不少是必要的考释，但也有若干注释可以精简或删节的。如壁画中的人物衣饰、用器、室内陈设、马匹等等，莫不广引文献或其他各地出土资料，详予注释。这样，就难免注文所占的字数比正文要多。如果我们随便检阅一下，会感到：像二十页三行正文“著圆领窄袖浅蓝衫”和四行“著圆领窄袖四浅蓝衫”所有的注[37][38]，其所考释的是一为“圆领”、一为“四”的文献记载，因而对服著这两种服饰者的身份没有起到作用，几近乎是注释名词而已。又像同页第八行，正文“黑鬃黑尾浅黄色马”，其注[39]也做了约四百字的说明。我们知道，举凡墓葬中出土的画马或马俑，甚至早在殷周的车马坑、车马饰等的出土，都不难理解为墓主人生时所骑而死后也象征着要用的马，这只要在正文中添几个字就行，何必引用近来出土的辽墓资料呢。又像二十一页三行“双手持骨朵”，既有七种不同形式的比较插图（插图一六），复于注[42]中做了六百多字的考释。这种编写的体制，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有的注文偏重于名词的解释考证，有的注文几乎可以独立成为数百字的短文，其所起的作用迹近于《辞海》《辞源》一类的性质。如果为了便利读者读此一书不必再翻其他参考文献则可，不然是大可不必这样编写的。
不惜篇幅引录这样多，是因为当年提出批评的，今日看来，却正是此著的优胜之处。当然这一则评介并没有怎样的权威性，也未必能够代表当时考古界的一般看法。不过直到《白沙宋墓》再版，此间的四十五年中，并没有一部用同样方法写就的田野考古报告出现，毕竟有点耐人寻味。
宿白（1996年2月1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侯艺兵摄）
界外人士常常把文物与考古并提，二者其实有很大的区别。考古——田野考古；文物——文物研究，学科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其中所包含的思想观念、研究方法，均有很大不同，考古所最初属科学院，若干大学将考古专业设在人类学系，都表示出这种区别；《考古》杂志与《文物》杂志各有侧重，各具风格，其区别也很显然。至少考古界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是严守学科界限的。
《白沙宋墓》却是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一个恰好的结合。书的本身原也分作两部分，其一是田野考古报告，此即正文部分，亦即对遗迹遗物极为严谨的客观描述；其一是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此即注释部分。对墓室壁画中一事一物的诠解与定名，引证文献，排比已知的实物与图像材料，对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发生、发展与演变做细致的梳理，皆由注释部分完成。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繁琐考证，它的作用也不是《辞海》《辞源》般的语词释义，此中对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均与对整个历史背景的把握密相呼应。它有点像侦破案件，往往从最能反映本质或特征的细节入手，以之作为打开关键的锁钥，由此推断出墓葬的时代先后，它的性质，以及墓主人的身份。就一处墓葬的发掘而言，考古报告是对遗迹遗物的忠实记录，并从性质上作出判断；而文物研究，则是努力于把墓葬中的一切复原到它的时代中去。可以说，文献与实物的互证，最终揭明的不仅仅是一事一物的性质与名称，而是它的背后我们所力求把握的历史事件。
王国维 《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书中提出了“二重证据法”
《白沙宋墓》昭示的是一种方法，它在考古工作中的意义不必多说，此书即是运用成功的一个好例。在此之前固然早有观堂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但《白沙宋墓》则更推进一步，即在实物与文献的契合处复原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这当然是一项更为艰苦的作业。
《白沙宋墓》之后，有《中国古舆服论丛》（以下简称《论丛》）。它是运用《白沙宋墓》的方法从事文物研究而取得成功的一个范例。此著初版于一九九一年，以它的沉稳、厚实，在专业领域渐成一部权威性的著作，最近所出增订版，更显示了这样一种力量。
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与初版相同，增订本仍是分作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舆服制度的单篇论文，此番除对旧作重新修订之外，又补入近年发表的相关著述。下编《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其实可以单独成书，不过其中的种种考证本与上编中的论文多有呼应，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是一致，如此裒为一编，正好显示一种总体的丰厚。
征引宏富，论据严密，考证精审，时有中西两方面的比较而使得视野开阔；虽考校一器一物却不限于一器一物，笔锋所到，便总能纵横捭阖，不断旁及与器物共存的历史场景；还有简练干净的文字，准确清晰的线图等等，都是《论丛》的出色之处。其中的不少发明和独到的见解，十年来已被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普遍认可和采纳，对此其实已无须再说更多的话。
2017年4月3日至7月16日，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特展之一“秦汉文明“（Age of Empires）正式向公众开放。其中包括秦始皇陵1号铜车马（复制件，秦始皇陵院藏） （来源：荣宝斋，PHOTO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论丛》谈车的一组，可作中国古车制度史来读。为出土的古代车马器定名，是细致而繁难的工作，先秦马车的轭靷式系驾法，即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它的重要贡献，更在于以秦始皇陵铜车马的出土，而揭出中国古车曾经有过却久已隐没的光荣。先秦古车是否西来，虽然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先秦马车系驾方式中几个关键的细节与西方截然不同，则是讨论这一问题时绝对不可忽视的最为重要的证据。
《辂》，最初发表在一九九一年的《文物天地》，至今依然是关于这一议题的论述最为详实的一篇。虽然仍是辂的考证，但在这里却教人看到中国古车在某种意义上的终结。依《周礼》之说，王有五路，即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汉晋至于明清，路亦即辂，便始终是豪华的天子用车。宋以前，辂虽装饰繁复，却并不妨碍它行驶自如。至于宋，则情形一变。这时候的马车，早没有先秦时代“小戎俴收”的轻巧迅疾，运输用车，车体增大，天子之辂，所增更甚，以两轮而支持一个庞大的身躯，重心不稳，进退失衡，几不可免。近翻宋人笔记，读到周必大《淳熙玉堂杂记》卷上中的一段记载，正是描述如此情景：
上乘玉辂，率命翰林学士执绥备顾问。近岁多阙正员，临时选差他官，与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己亥明堂，必大再为之。按京师用唐显庆辂，尝以登封，其安固可知，元封改造已不能及，今乃绍兴癸亥岁所制。上自太庙服通天冠、绛纱袍，乘辇至辂后，由木陛以登，惟留御药二官者侍立。执绥官先从旁用小梯攀缘而上，卫士以彩绳围腰系于箱柱，辂行颇摇兀，宸几亦觉危坐云。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公元960年-1127年，现藏国家博物馆）。卤簿，简言之就是古代皇帝出行时的仪仗队
目击身历，自然形容得亲切。明清时代，辂因此不能不仅仅成为大朝会时充庭的仪仗或大驾出行时的卤簿，而完全丧失车的功能。不过既然唐宋时已经有了改进车制的迫切需要，如以四轮代替两轮，却为什么迟迟不能实现？（史籍间有关于四轮车的记载，但俱是偶一为之，各有殊用，终不成为实用的交通工具。又莫高窟二八五窟西魏壁画中出现过四轮车，却是龙、凤或狮子拉着的神仙车。）当然制作四轮车必须首先解决前轮的转向装置，但这并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真正的障碍，在于乘轿之风由唐而宋，愈演愈烈。由北宋入南宋的吴泳曾经慨叹：“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用轿，故温公云不以人代畜也。而今则无一人不乘轿矣。”（《鹤林集》卷三十，《送王昌巽序》）宋人咏及乘轿的诗作很不少，北宋孔武仲《暖轿》：“垂帘为户竹为舆，千里征行似宴居。达摩无心惟稳坐，倪宽已老更耽书。”（《全宋诗》卷八八二，1028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南宋朱翌《轿中坐睡》：“饱食登长道，箯舆枕臂眠。鼻间真栩栩，腹外亦便便。徙倚两竿竹，咍台四仆肩。忽然成小憩，放手即醒然。”(《全宋诗》卷一八六四，20830页)又南宋虞俦有诗题作《数日官兵来拣军轿，直拘还殆尽，一出不可，欲往见鲍倅、汤倅，如隔千里》（《全宋诗》卷二四六五，28584页），可见轿在当日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此风气之下，车制的改进自是不急之务。而在驷马车上控纵自如，与在暖轿中“闭帘无事只看书”（孔武仲《暖轿二首》，《全宋诗》卷八八二，10285页），交通工具的改变，对于士人的心理素质、精神风貌的形成，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依靠实物和文献的结合而能够大致复原的若干生活史场景中，除了认识古器物之外，它也许还可以为认识古典乃至认识历史而开启思智，沿着它扫平的道路，或者可以生出很多另外的思索。
商代至西汉前期的马的形态（见《从历史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第64页）
收在《论丛》中的《唐代的马具与马饰》，谈到马镫的产生和它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广泛影响，这使人想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细节，即不使用马镫的骑士一种特别的骑乘法，亦即挺直脚面的骑乘姿式。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许多表现这一生活细节的画面，如第十四窟的智马本生、马王本生（《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第一卷，图版46、52，文物出版社等，一九八九），又第一一四窟的龟王本生等（同前，第二卷，图版135）；并且，新疆尼雅出土的时属东晋的缂毛面革底靴，竟也是这样一种挺直脚面的样式（其中之一见《鉴赏家》第八期，8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八）。它的影响，应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在萨珊诸王制作的骑马狩猎纹银器中，常常可以见到如此的骑乘姿式（Persian Art－The Parthianand Sassanian Dynasties，p.206—212，纽约，一九六二）。挺足绷腿，夹紧马腹，大约是前马镫时代中骑术的骄傲，姿势既英武，控纵亦得便，只是未免太吃力。而马镫的发明，却使这一切被轻松化解。马镫最早出现在中土，为魏晋之际，是用作上马的单镫，而东晋初年，单镫即已为双镫所取代（《论丛》，97—98页）。克孜尔石窟的盛期为四至六世纪，此间马镫在中原地区已经逐渐普及。挺足的骑乘姿式，不见于河西石窟，当然更不见于中原，可知如此习俗影响不及于龟兹以东。
讨论这样一个细节当然不是毫无意义。近年西安发现的安伽墓和太原发现的虞弘墓，是比较特殊的两座墓葬。安伽卒在北周大象元年，虞弘卒在隋开皇十二年，二者均为在中国朝廷任职的中亚胡人。安伽墓的石棺床与虞弘墓的石椁，都布满充溢着胡风的雕刻（墓葬简报均见《文物》，二〇〇一年第一期），它自然成为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连带今藏日本Miho博物馆、出自北齐墓葬而与之同风的一组石棺雕刻也引起关注。不过石雕中的一个细节似乎至今未曾被人注意到，即虞弘墓石椁雕刻中的骑者，皆是绷紧脚面的姿式，而安伽墓棺床石雕中的骑者则否，虽然都不用马镫。细审之下，Miho博物馆所藏北齐石棺雕刻，却是两种情形并存（Chinese Archaic Bronzes，Sculpture and Works ofArt，Lally & Co.，纽约，一九九二；试比较图版1：b，1：g，1：i，1：k与1：c）。如果把服饰、饮食器具等因素与之一同考虑，那么是否意味着此中包含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化信息？它对准确判定墓主人的族属和地望之所在，是否会有一点启发意义？
（隋）石椁西壁西北石板。四周浮雕一圈肥叶忍冬纹花边。上部图案雕绘三人一马在行途中驻足饮食之情景。马前后各有一年轻随从，正托物侍奉主人（来源：山西博物院虞弘墓石椁展）
关于古代马具，有意思的细节尚有不少。比如蹄铁在中国的出现。《论丛》在《唐代的马具与马饰》中也谈到这个问题，略云：
有些著作认为我国唐或唐以前已有蹄铁，但并无确证。按公元前一世纪时蹄铁的应用在罗马已较普遍，然而唐代马具中还未发现此物，有人举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踠促蹄高如踏铁”之句，来推测唐马已有蹄铁，则属误解；因为这不过是诗歌中用的比喻。我国古代兽医著作中，常强调马匹的护蹄，而不曾言及钉蹄铁。汉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宋章樵在《古文苑》中为此文作注解说：“落当作烙，谓烧铁烙蹄，令坚而耐踏。”是说烙蹄。徐悱《白马》：“研蹄饰镂鞍，飞鞚度河干。”是说研蹄。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是说凿蹄。至南宋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说：“使虏，旧唯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不能行，良以为苦。”反映出的也是不钉蹄铁的情况。又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大食国的马，当提到“其马高七尺，用铁为鞋”时，似仍颇觉新奇，反映出这时我国对装蹄铁的做法还比较生疏。我国普遍采用此物的时间，大约不早于元代(117页)。
这是比较慎重的意见。最近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交通画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一），图版五录有莫高窟三〇二窟窟顶西坡时属隋代的一个画面：林中绘一人一马，其人左手捉住马的一只后腿，右手举向马蹄。图版说明把它解释为“钉马掌”。但这一解释却缺乏同时或大抵同时的文献依据，而如此动作也很有可能是烙蹄，因此不好把它作为蹄铁出现的可靠证据。不过元代以前，已有若干关于蹄铁的零星记述。南宋李曾伯《丁亥纪蜀百韵》句有“劲弓骨为面，健马铁裹足”，自注云：“戎师获到羌人马，蹄以铁裹。”（《全宋诗》卷三二四四，38697页）曾伯仕于理宗朝，卒在度宗咸淳元年。又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录叶梦得事甚详，其中说到，叶“与人语，辄示以臆，或以手指，喻而不言，惟其童艮子能知之。有马卒颇慧，其童语之曰：‘凡公有指令，不可问，当为言之。’忽一日呼之前，以食指立置其鼻，复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退而请于其童，乃曰：‘令汝呼钉马脚色回鹘尔。’”叶梦得生于北宋，卒在南宋初年。这里说到的“以右手如击物状，数点而止”，形容钉马掌的动作很是形象。而两则记述一曰羌人，一曰回鹘，似可表明蹄铁于元代以前，先已出现在中土的西部地区。
古已有之的古器物学，更多的是追求其中的古典趣味，今天与田野考古并行的文物研究，当然与之异趣。文物研究不能少却对日常生活中细节的关注，了解与廓清一器一物在历史进程中名称与形制与作用的演变，自然是关键，尽管有时它会显得过于琐细。而若干历史的真实，也许就隐藏在这平平常常的生活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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