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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考古】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 ——为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而作

摘要: 【作者简介】俞伟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一、古史传说中先楚与三苗的关系 早在四十年代, 徐炳昶先生已指出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如作进一步考察, 又知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 楚人的始祖, 因屈原在《离骚》中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 历来都只考虑是颛顼。但《国语·鲁语上》、《大戴礼记·帝 ...

【作者简介】俞伟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博物馆原馆长。

一、古史传说中先楚与三苗的关系

早在四十年代, 徐炳昶先生已指出楚与三苗同属南方的“苗蛮集团”。如作进一步考察, 又知楚人与三苗的先祖是同源的。

楚人的始祖, 因屈原在《离骚》中自称是“帝高阳之苗裔兮”, 历来都只考虑是颛顼。但《国语·鲁语上》、《大戴礼记·帝系》、《史记·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又直指有虞氏、夏后氏为颛顼之裔, 《左传》文公十八年亦谓梼杌(即鲧) 为颛顼的“不才子”。其实所谓颛顼高阳, 未免是过于遥远的许多氏族——部落之一, 而在《左传》、《国语》等早期史籍中, 只是把颛顼的子孙重黎, 推为楚人所出之源。

楚人的族属源流, 以《大戴礼记·帝系》和《史记·楚世家》所述为详。

《帝系》:“颛顼氏娶于滕奔氏, 滕奔氏之子谓之女禄氏, 产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 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 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氏, 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氏, 产六子,孕而不粥, 三年启其左胁, 六人出焉:······其六日季连, 是为芉姓。” 《楚世家》: “楚之先祖, 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 黄帝之孙, 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 称生卷章, 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嚳高辛居火正, 甚有功, 能光融天下, 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 帝嚳使重黎诛之而不尽, 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 复居火正, 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 坼剖而产焉。······六曰季连, 芉姓, 楚其后也。”

据《史记集解》、《史记索隐》及《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引文,《楚世家》当本自《世本》。《集解》又引谯周曰: “老童即卷章”。把老童之子重黎及吴回举为火正祝融之说, 它书屡见。按照当时已经发生的五行学说, 立为火正之族, 当在南方, 故《左传》昭公四年曰: “火, 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 就把南方的荆楚同治火之职联系在一起, 可知相继举为火正祝融的重黎和吴回当是南方的部落。《国语·郑语》载史伯答郑桓公更曰: “夫荆子······且重黎之后也。······融之兴者, 其在芉姓乎? ” 显然,西周末年实际是把重黎作为楚人的始祖。《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又云: “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 楚人让之。” 夔子是楚子的别封, 既本是同族, 所祭先祖自应相同, 故楚人责备“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 正可证明楚人就是以重黎为始祖的。

三苗是重黎的另一支重要后裔。如《国语·楚语下》: “及少暤之衰也, 九黎乱德,民神杂糅, 不可方物。······颛顼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使复旧常, 无相侵渎, 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 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 使复典之, 以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叙天地, 而别其分主者也。”(《史记·历书》略同) “九黎”之称, 意味着种姓繁多, 部落纷杂; “三苗复九黎之德”, 又表明三苗是从黎氏发展而来。故《国语·周语下》直以“黎苗之王”为言, 《书·吕刑》孔疏引郑玄说和《楚语下》韦注, 也都说三苗之民即“九黎之后”。

楚和三苗的先世既汇合于黎氏, 当说明祖源相同。在《山海经》那种长江流域传说中, 也存在着类似内容。如《大荒北经》:“颛顼生驩头, 驩头生苗民, 苗民釐姓。”釐、黎上古音同字通, 钱坫《十经文字通正书》卷五即谓:“来, ······《少牢馈食礼》‘来女孝孙’, 注‘来读曰釐’, 是来与釐通。《春秋》(隐公十一年)‘公会郑伯于时来’ , 《公羊》作‘祁黎’, 是来又与黎通。” “釐姓”当即“黎姓”, 亦说明三苗是从黎氏发展来的。另如将三苗先祖一直追溯到颛顼的说法, 又和《离骚》、《大戴礼记·帝系》、《史记· 楚世家》中楚人始祖之说相通, 自然也能表示出三苗与楚同源。

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 三苗远比先楚活跃, 她不断和黄河流域的部落发生冲突。

最大的冲突有两次。第一次在尧、舜之际。《史记·五帝本纪》综合其情况为:“三苗在江、淮、荆州, 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 请流共工于幽陵, 以变北狄; 放驩兜于崇山, 以变南蛮; 迁三苗于三危, 以变西戎, 殛鲧于羽山, 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但这次尧放“四凶”之举, 并未真正把三苗打散, 故《礼记·檀弓下》“舜葬于苍梧之野”句下郑注云: “舜征有苗而死, 因留葬焉。《书》说舜曰:‘陟方乃死’。”三苗的力量还是十分强大的。

第二次是在舜、禹之际。《战国策·魏策一》载吴起对魏武侯之言, 曾概括其事为: “昔者三苗之居, 左彭蠡之波, 右洞庭之水, 文山在其南, 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 为政不善, 而禹放逐之。”《国语·周语下》载太子晋谏周灵王又曰: “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 下及夏、商之季, 上不象天, 而下不仪地; 中不和民, 而方不顺时,不共神衹, 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 子孙为隶, 不夷于民, 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把黎苗之衰与夏桀、商纣并提, 足证这次打击之后, 三苗已经极为衰微。

此后, 《诗· 商颂·殷武》曾云: “挞彼殷武, 奋伐荆楚。······维女荆楚, 居国南乡。”在商代武丁时期, 楚人大约已在长江中游活跃起来, 三苗部落则被赶到了边僻山地, 经过长期演变, 成为后来的苗、瑶等族。

先楚与三苗的族源与活动区域既近, 自然可能属同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现在就看看那一带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具体情况吧!

二、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 存在着一种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自身有连续发展序列的文化系统。这个系统, 西至长江三峡, 东至鄂东, 北至伏牛山麓, 南至洞庭与鄱阳两湖间。已知有三大阶段, 都可分为好几个文化或类型。

第一阶段有: 大溪, 三元宫早、中期, 螺蛳山, 下王岗早期和青龙泉一期等遗存。

第二阶段有: 红花套三、四期, 三元宫晚期, 屈家岭, 下王岗中期和青龙泉二期, 修水山背跑马岭等遗存。

第三阶段有: 季家湖下层, 易家山,青龙泉三期和下王岗晚期等遗存。

第一阶段的大溪文化, 打制石器还占很大比例, 但磨制石器相当精致。陶器以红陶为主, 多红衣黑彩或褐彩、红彩的彩陶, 间有白陶, 灰陶和黑陶愈晚愈多, 晚期多红彩黑陶。炊器常以稻壳或蚌末作羼和料。盛置器如簋、碗、盘、豆等, 几乎都有高矮不等的圈足, 并常以戳印纹或镂孔为饰, 有喇叭形器座。三足器主要是鼎, 以大口釜形或小口罐形为主, 足为圆锥或扁凿状。筒形瓶、曲腹杯是大溪文化的特征性器物。篦纹陶球也是其特征。有少量陶塑小动物。建筑物习用烧土块堆砌, 故文化层常夹杂大量红烧土。埋葬以蹲式屈肢葬为特点。

大溪遗存自四川巫山县一带起, 沿长江两岸, 东至湖北的江陵、公安和湖南的澄县一带。在江北, 东边是古之云梦泽; 在江南, 往东不远的洞庭湖便几乎到达江边。大溪文化大概就以此为东界。在这样广阔的地段内, 自然存在地区差异。如筒形瓶在西部地区多彩绘, 东部则多素面; 而东部的公安王家岗和澧县三元宫所出细颈壶, 又远远多于鄂西及三峡地区。看来, 洞庭湖西北岸应是一地区性类型, 沮漳河流域和三峡地区则是另外的类型。

鄂东的黄岗螺蛳山遗存, 有许多特征接近大溪文化。如流行红胎或橙黄胎的彩陶、蛋壳彩陶和同样发达的圈足器; 簋、碗、盘、豆、罐、鼎等基本器类很相似; 上端压指窝纹的扁凿形鼎足, 同澄县三元宫的武溪晚期遗物作风一样。独有的特征是: 彩陶中的圆点弧线纹; 圈足罐上的半圆弧带和圆点宽带划纹; 圈足上只有镂孔而不见戳印纹等。这表明它是与大溪文化有亲缘关系的另一种文化, 就象仰韶文化的“半坡——庙底沟”类型同“后岗——大司空村”类型的关系那样, 可归属同一种文化系统。

丹江和汉水交会处一带, 则存在着与长江中游原始文化有联系而属于不同系统的文化。较早的郧县大寺遗存, 基本是仰韶文化因素, 彩陶等风格近似半坡阶段。到下王岗早一期, 其罐形鼎作成高圆锥足, 已有长江中游的风格。至下王岗早二期, 又出现了在鼎足上端有指窝纹和喇叭形器座、矮圈足碗、高圈足豆这些大溪、螺蛳山的因素。但葬俗则从大寺到下王岗早一、二期, 始终同仰韶一样, 是迁骨的多人合葬和仰身直肢的单人葬。到了青龙泉一期, 彩陶大为减少, 鼎更类似长江中游作风, 主要有高圆锥足罐形鼎和扁凿足釜形鼎, 但大量夹砂深腹罐等器,仍是典型的仰韶风格。鄂西北至豫南的大寺至青龙泉一期的文化序列, 显然最初主要是豫西仰韶因素, 后来逐步加进了长江中游因素, 但最后仍以仰韶因素居多。

第二阶段的各遗存, 通常都称为屈家岭文化。基本特征如: 磨光石器到中期以后占主要地位, 刀、凿等小工具日益精致。红陶大为减少, 相继以黑陶、灰陶为主, 橙黄陶增加, 最后灰白陶增多。轮制出现。红胎彩陶衰落, 而早期多黑胎朱绘彩陶, 中期以后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发达。出现篮纹。圈足器继续发达, 装饰则主要是镂孔, 器身以双腹式为特点。筒形杯消失, 曲腹杯在中期以后也不见。新出现高圈足的壶形器和孟形器, 还有侈口深腹小底尊和尖底锅。一种薄胎甚至是蛋壳陶的高圈足折壁杯是它的特征性器物。鼎足扁凿式增多。篦纹陶球继续存在。陶塑小动物增多。建筑物仍流行以烧土块堆砌的技术。

其实这阶段的文化, 至少有四个地区类型。

一是原来的大溪文化区。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澧县三元宫的遗存, 分别是本地区大溪文化的直接继承者, 但象壶形器等物,却似受东部影响才出现。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较少。羼和料仍保存着稻壳、蚌末这个传统。洞庭湖西北岸地区的细颈壶特别发达,应是单独的小类型。

二是包括京山屈家岭在内的涢水流域及其两侧, 大致是西达汉水下游, 东至鄂东。这是典型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区。屈家岭西部类型同大溪文化的连续性已如上述, 京山屈家岭一座晚期的蹲式屈肢葬(IM1),又从葬俗上表现了它同大溪文化的亲缘关系国。但这个类型往往用陶末作羼和料, 橙黄陶比较发达, 蛋壳彩陶和彩陶纺轮较多,多浅腹盆形鼎。这既有别于三峡、鄂西、洞庭湖西北岸类型, 也不象是大溪的因素。羼和料用陶末, 橙黄陶发达和蛋壳彩陶等因素, 曾见于螺蛳山遗存。典型屈家岭文化的直系前身, 大概相当接近于螺蛳山遗存。

三是鄂西北至豫南的下王岗中期和青龙泉二期那个类型的屈家岭文化。红陶较多,有少量带流擂缽(即研磨器), 鼎腹多鸡冠耳。带流擂钵在青龙泉一期就有, 鸡冠耳则习见于豫西仰韶遗存, 都不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的自身因素。但大量双腹豆、高圈足杯、壶形器、孟形器、小底侈口尊和蛋壳彩陶, 则明显是屈家岭文化因素。由于大大增加了来自南方的因素, 这阶段就和青龙泉一期不同, 可将它划归于屈家岭文化的系统。

这种类型的遗址, 在南阳盆地甚多,如唐河寨茨岗、镇平赵湾等。再往北的禹县谷水河等遗址, 虽出过类似屈家岭的镂孔圈足杯, 但整个遗存仍属秦王寨类型。这个类型的北界, 即整个屈家岭系统的北界, 就在伏牛山和方山一带。

四是江西修水山背的跑马岭遗存。还只见F1内出的一批遗物。其中带指窝纹的扁足罐形鼎、侧扁足罐形鼎、镂孔豆、圈足碗、圈足盘、高圈足杯、壶形器, 都有屈家岭的特征; 笠式器盖、鋬手在肩的鬶、曲折印纹的小口圆底罐, 则有广东曲江石峡下层的特征。这个最南部的类型, 包含着屈家岭和石峡这两个文化系统的因素。究竟以哪一种为主, 现在还不敢肯定, 但总已表示出屈家岭系统的南界, 不会离此太远。

第三阶段相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阶段。灰白陶(或黄白陶) 成为突出陶系。彩陶基本消逝。流行篮纹、方格纹、绳纹、宽带状堆纹和特有的波浪形划纹。轮制器更多, 但仍限于碗、盘、杯等小型器皿。豆、盘、碗等盛置器仍盛行镂孔圈足之风。薄胎高圈足杯有的变为薄胎细柄高足杯。侈口小底尊和尖底缸(即锅) 继续存在, 而壶形器、孟形器大为减少, 三足器中出现近似大汶口——龙山系统的薄胎鬶; 鼎的扁凿足上普遍饰篦点纹, 圆锥足上仍多指窝纹。建筑物一般不用红烧土堆砌, 故文化层大多变得色泽单纯。

这种遗存, 如只注意篮纹、方格纹、绳纹、蛋壳黑陶、鬶等局部特点, 很容易归于龙山系统, 但从陶系及器形的全貌来看, 都只能说是受到龙山系统的影响, 主体是继承屈家岭的。

已知的地区类型有:

鄂西至三峡类型: 早期遗存如当阳季家湖下层, 较晚遗存如江陵蔡台中层和松滋桂花树上层。羼和料继续本地区使用稻壳、蚌末的传统。没有彩陶。篮纹和方格纹的比例差不多, 而绳纹很少。埋葬仍沿袭蹲式屈肢葬那种习俗。

鄂西北至豫南类型: 如青龙泉三期、下王岗晚期、房县七里河等。青龙泉三期和下王岗晚一期中还有彩陶, 下王岗晚二期彩陶消失。

这个类型有斝。斝在黄河中游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等龙山阶段遗存中常见, 长江中游则从未出现过。红陶比其它类型多。篮纹多于方格纹。屈肢葬少而承自本地原有传统的直肢葬为多。综合各种因素, 可表明它是从青龙泉二期、下王岗中期直接发展来的, 但新接受了一些黄河中游龙山早期的影响。

鄂东地区所见则多黄白陶。析春易家山遗存中的一种侈口锥足鼎, 同黄石所出西周鬲接近, 而上述季家湖遗存中的敛口侈沿锥足鼎, 却同沮漳河流域至汉水下游的西周鬲有承续踪迹(详第四节)。这种差别,多少暗示出鄂东是不同于鄂西的另一类型。

洞庭湖以东湖南平江献冲等地的遗存,方格纹特别发达, 是另一类型。再往南, 这个系统的遗址就很难找到。

三大阶段的绝对年代还说不大准确, 大致可知大溪文化( 特别是其中、晚期) 相当于仰韶的庙底沟阶段, 屈家岭文化相当于豫西仰韶的秦王寨阶段, 季家湖下层和青龙泉三期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 下王岗晚二期则相当于通常所谓的河南龙山阶段。

从纵的方面加以观察, 可以见到在鄂西至三峡、涢水流域及其两侧、丹江和汉水会合处这三大区域, 各有贯穿三大阶段的地区类型; 其它地区则因缺环尚多, 自身的发展序列还联贯不起来, 但显然还有别的类型。

如果从横的方面把各类型串联起来, 又能看到如下景象:

约当前四千纪时, 从巫峡到云梦泽,已有发达的大溪文化活跃其间; 东边则有螺蛳山文化。北边的丹江、汉水会合处一带,在前五千纪是仰韶文化的占领区, 前四千纪时则渐渐渗入长江中游的文化因素, 最后成为独特的或过渡性的文化类型, 即青龙泉一期文化。最迟在前三千纪上半叶, 长江中游的大溪和螺蛳山等文化, 统统发展成各具地区特征的屈家岭文化。到此阶段, 这个文化系统的势力显然比前强大, 向北影响到丹江和汉水中游, 直抵伏牛山麓, 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仰韶因素为主, 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 因自身序列不清, 不知始于何时? 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 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已到达那里, 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因素结合在一起。在前三千纪中叶左右, 这个文化系统发展到新阶段, 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 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 并同黄河中、下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 发生更多的接触。

此后不久, 长江中游的这个原始文化系统, 忽然发生极大动荡。从下王岗晚二期起,就突然大大增加了黄河流域的影响; 而在淅川下王岗和黄陂盘龙城找到的二里头文化遗物, 显然不是从青龙泉三期或易家山、季家湖下层、桂花树上层那种文化系统发展来的, 说明此时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力量, 通过南阳盆地, 沿着随枣走廊, 直抵长江之岸。盘龙城的二里岗文化遗存, 同样属于这种情况。那一带盘亘二千多年的土著文化, 在此冲击下, 大概发生很大迁移, 并且衰微下去, 故涢水流域很难找到上述第三阶段文化的直系后裔, 而二里岗文化的影响则在洞庭、鄱阳之间直下, 南达江西清江的吴城一带。在江汉平原西侧, 虽不见黄河中游文化南下的痕迹, 但三峡出口处的长江沿岸, 却突然出现大量早期巴人遗址。据宜都红花套的发掘, 这种早期巴人使用着二里头式陶盉,说明鄂西、三峡地区发生大变动的时间, 同涢水流域差不多。很可能大溪至季家湖这支文化此时也正中衰, 早期巴人就趁机从清江流域发展起来, 扩展到长江沿岸。无论是江汉平原东部的涢水流域还是西部的沮漳河流域, 原有文化系统的去向, 到二里头时期就很不清楚。这一则在于田野工作的不足, 但也暗示出这个文化系统到这时已失去了过去的势头(图一及所附图北一、西一、东一、北二、西二、东二、北三、南一、西三、东三、北四、北五、北六、西四、西五)。

有了这样一幅图景, 自然可以联系古史传说, 对这个系统的族属, 作一些具体的推测。

三、三苗文化归属问题的推测

三苗的活动区, 自然会有变化, 但主要的范围应当就是《战国策·魏策一》所讲:“左彭蠡之波, 右洞庭之水, 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后代的注释, 皆把“彭蠡”指为今之鄱阳湖, “洞庭”即今之洞庭湖。只是钱穆在1932年把这个区域推定为今豫西、晋南间黄河夹岸数百里地, 但后来徐炳昶先生已纠其误, 这里就不再详论。

《魏策》记的“左彭蠡之波, 右洞庭之水”, 和实际方位相反, 故《史记·吴起传》、《说苑·君道、贵德》和《韩诗外传三》皆变其左、右; 不过,《外传》却误“彭蠡”为“彭泽”。“文山”本自《国策》姚氏本, 鲍本作“汶山”,《君道》作“大山”,《外传》作“岐山”。赵怀玉校《外传》谓“岐山”当为“汶山” , “岐”、“坟”、“文”实为一字, 故《君道》的“大山”, 亦应为“文山”的形近之讹,“衡山”在《君道》中误为“殿山”; 《外传》则把二山的南、北位置误倒。这个“衡山”, 是在长江以北,即今河南南部的伏牛山。“文山”是今何地, 还无法确定, 大致应在鄱阳、洞庭间靠南部之地。

这个范围, 恰同上述文化系统内东部、北部、南部几个类型的地域重合。如鄱阳、洞庭间的长江两岸, 特别是北岸地区, 就有螺蛳山、屈家岭、易家山等三阶段遗存; 北部丹、汉相会处的青龙泉一、二、三期等遗存, 特别是二期文化的遗存, 正以伏牛山为其北界; 南部也恰恰延伸到鄱阳、洞庭间稍靠南部的江西修水一带。这个重合, 绝非偶然, 当是推测这几个类型就是三苗文化遗存的根据之一。

在这个区域内, 如上所述, 至少有三个以上的地区性类型。三苗的部落, 顾名思义, 当极为纷杂。高诱注《淮南子·修务训》曾说: “苗, 盖谓帝鸿氏之裔子浑敦, 少昊氏之裔子穷奇, 错云氏之裔子饕餮, 三族之苗裔, 故谓之三苗。”据《左传》文公十八年, 浑敦即驩兜, 穷奇即共工,三苗只是错云氏后裔, 都是尧时“四凶”之一。《左传》的贾、服、杜注(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文公十八年条)和《尚书》的马、郑注(见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尧典下》) , 都从此说, 高诱说不知何据? 但三苗当非一支, 故高诱才说是“ 三族之苗裔” 。三苗部落支系众多, 正同这个区域内有三个以上类型之状相符, 这就是推测为三苗文化遗存的第二个根据。

三苗与中原部落发生过两次大冲突的情况, 略如第一节所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相当于考古学文化的什么阶段, 现在还无从谈起。但尧、舜之际第一次大冲突后的所谓“窜三苗于三危”(《书·尧典》) , 在实际遗存中毫无踪迹可循; 传说中还有第二次冲突的存在, 亦说明三苗所受第一次打击, 并不是最严重的。舜、禹之际的第二次征服, 则确实看到了明显的现象。

这第二次征服, 《墨子·非攻下》描绘得夭地变容, 山川改易。如云: “昔者有三苗大乱, 天命殛之。日妖宵出, 雨血三朝,龙生于庙, 犬哭乎市, 夏水地坼及泉, 五穀变化, 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 禹亲把天之瑞令, 以征有苗, 四电诱衹。有神人面鸟身, 若瑾以侍, 溢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大禹的考古学归属问题, 还正在讨论中, 但总不会在龙山阶段以前。在这个长江中游地区, 正好在龙山阶段以后的二里头至二里岗时期, 有一支来自黄河中游的文化, 从淅川到黄陂盘龙城, 直插其心脏,而当地原有的文化序列, 在二里头以后恰恰猛然中断。文化面貌的突然变异, 正同古史传说相符, 这是把以上几个类型推测为三苗文化遗存的第三个根据。

三苗的装束, 有不同于中原部落的特点。如《淮南子。齐俗训》: “三苗髽首, 羌人括领, 中国冠笄, 越人劗鬋, 其于服一也。”“中国冠笄”即指中原部落以戴冠插笄为俗。黄河中游的仰韶、龙山文化, 正大量使用骨或石笄; 据洛阳王湾的发掘, 数量还是愈晚愈多。直到商、周, “中国冠笄”仍是中原传统。三苗的那种“髽首”,之俗, 据《左传》襄公四年杜注和孔疏引郑众说, 《齐俗训》高注, 都以为是用枲麻束发而结, 襄公四年孔疏引马融说以为是“屈布为巾”,引郑玄说以为是“去纚而紒”, 总之, 是不用簪笄的。凡属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存, 在已发表资料中, 仅青龙泉遗址的二、三期出骨笄。这个遗址, 靠近中原, 仰韶、龙山系统的因素本就较多, 从长江中游这个文化系统的自身因素看, 正无发笄。所以, 装束上的这种特点, 是推测它们为三苗遗存的第四个根据。

有了这样一些根据, 把洞庭、鄱阳之间, 北抵伏牛山麓, 南达江西修水一带的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三大阶段的原始文化,推测为三苗遗存, 应当是合理的。

四、先楚文化归属问题的推测

上面那些遗存划归三苗文化以后, 剩下的鄂西、三峡和洞庭湖西北岸类型, 自然是同三苗亲缘关系很近的另一些族属所遗。这只能主要是先楚和驩兜。

驩兜又叫驩头或驩朱(《山海经·海外南经》)。前引《大荒北经》所讲“颛顼生驩头, 驩头生苗民”, 就表现了同三苗及先楚关系之近。按诸中原系统传说, 驩兜是尧时四凶之一。其活动地点, 《史记· 五帝本纪集解》引马融说是“南裔也”,《正义》引《神异经》也说在“南方荒中”。在南方系统传说中, 见于《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大荒北经》。出现于前面二《经》, 正说明是在南方; 出现于《大荒北经》, 是否又说在北方呢? 原来《大荒北经》是叙述三苗时为了说明“驩头生苗民”才提到她的, 而所以把三苗置于“西北海外, 黑水之地”, 则是依从“窜三苗于三危”(《书·尧典》)之说。所以,《大荒北经》的原意并非说驩头在西北方。所有古籍其实都是讲驩兜在南方。

驩兜应在三苗以西。《海外南经》便讲三苗以西有厌火国,厌火之西即驩头。《淮南子·墬形训》亦日:“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驩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

驩兜的具体地域,《书·尧典》讲的“放驩兜于崇山”,已透露了讯息。“崇山”,《太平御览》卷四十九引盛弘之《荆州记》,指为“在澄阳县南七十五里”,即今临澧和澧县以西的山地。洞庭湖西北岸地带,如前所述,其大溪、屈家岭阶段遗存,可考虑单独划为一个类型。在三苗以西的这个小类型,岂不很可能就是驩兜吗?

在驩头以西的羽民和结胸民等部落,它书很少提到,想必势力不盛,难以布满鄂西、三峡。按照三苗与先楚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来考虑,把那里推为主要是先楚活动区,恐怕是比较妥当的。

作这种推测,还有以下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个区域,特别是沮漳河流域,楚人后来在此建国,暗示出楚人在这一带有悠久的历史基础。《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时,封熊绎于荆蛮,“居丹阳”。《左传》昭公十二年载右尹子革所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表明熊绎所居的丹阳,当在荆山山麓的沮漳河之岸。《墨子·非攻上》又谓鬻熊之子、熊绎之祖熊丽即“始封(从毕沅校本)此睢山之间”。“睢山”即 “沮山”,当为沮水所出之山。《山海经·中次八经》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淮南子·墬地训》亦谓“睢出荆山”,故“睢山”当即荆山。楚人在商、周时期所以被称作“荆楚”(《诗·商颂·殷武》)或“荆蛮”(《国语·晋语八》),恐亦与此地望有关,表明楚人曾长期活动在这一带。这样,沮漳河流域(或亦包括三峡地区在内)的大溪、红花套三和四期、季家湖下层和蔡台中层这个文化系统,自然可能是先楚遗存。

第二,季家湖下层遗存的某些陶器形态,正包含着一些周代楚文化特有的因素。

由于至今商代至周初的楚人遗存尚未能确定下来,要把季家湖下层等遗存同周代楚文化直接联接起来,自然还是困难的。但周代楚文化中一种特殊风格的红陶锥足高腿鬲,正存在着季家湖遗存中那种红陶敛口侈沿高锥足鼎的某些特点。

据当阳赵家湖、江陵雨台山、长沙新车站等地的楚墓和纪南城30号台基的材料,楚人最迟从两周之际开始,直到战国中期,始终使用一种高腿锥足红陶绳纹鬲。两周之际的特征是:小口,侈沿,平档,三足高而直,足根是平的。战国时,底部又略呈圜状。周初的楚鬲尚未发现,但武昌放鹰台上层的一种西周前期鬲,呈现出了上述高锥足和小口侈沿的特点,它同西周晚期以后的那种高足楚鬲可联成一系,暗示出周初的楚鬲应当是差不多的。由于放鹰台鬲可大致补上周初楚鬲的缺环,就知道高腿、锥足、内敛小口、侈沿(后来成方唇)的红陶鬲,是楚文化的特征性器物之一。

在长江中游及其以南,鬲只是到盘龙城的二里岗文化和吴城二里岗阶段的遗存中才出现的。这种鬲,形态同于黄河流域的二里岗遗物,是二里岗文化南下过程中产生的。楚文化系统的高腿锥足红陶鬲,同二里岗至安阳期的商鬲不一样,不会是从这个系统直接发展来的,同关中地区的早周至周初的陶鬲,也不属一系,又不会是从周鬲系统发展来的。巡视各地的出土物,只是在季家湖下层的一种红陶鼎上,能见到相当近似的圆锥高足、敛口侈沿和罐形腹部等作风。楚文化系统特有的高腿锥足红陶鬲,当是长江中游的土著文化在受到商文化影响而发生陶鬲之时,把原有的一种红陶锥足罐形鼎略加改造而成(图二)。这就揭示出了季家湖遗存同楚文化的某些直线联系,具体表现出了鄂西及三峡地区大溪至季家湖下层的文化系统是先楚文化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鄂西、洞庭湖西北岸和三峡的大溪、红花套三至。四期、季家湖下层诸阶段的文化,大概是以先楚为主,又包括了驩兜以及羽民、结胸民等部落在内的文化遗存。

上面所作关于先楚及三苗等文化的考古学归属问题的推测,是一次把考古学同古史传说研究结合起来的尝试,期待着大家的批评、指正。

1980.7.20,于北大中关村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文物》1980第10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 彭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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