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个考古学家用半生的探究和思考，为我们找到一个清晰、好懂、有力的认知工具，用“五次开始”可以刷新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知。正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新教授所说：“很少有考古学家如此透彻地关注未来，更少有关注未来的学者如此满怀乐观。”

《第五次开始》［美］罗伯特·L.凯利 著  徐坚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美国怀俄明阿布萨罗卡岭，作者在查看流冰区前舌。考古学信息来源众多：洞穴、掩埋的村落、水下遗址和高寒雪地。

　　回到五千年前去指控凶手

　　考古学家需要幽默感。考古学不是火箭科学，事实上，它更难。至少，火箭科学家知道他们的想法是否正确：火箭能否飞上天。但是，如果没有时光机，考古学家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正确。但是，有时我们可以以令自己都深感震惊的细节阐释过去。比如，1991年，登山者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山顶发现了一具男性裸尸：尸体保存甚好，令人误以为是近期遇难的登山者。

　　他们召来当地警方，开展营救工作。搜救队很快怀疑，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很可能不是晚近的。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最终证实了这个推测，现在被称为奥茨（Otzi）冰人的男子死于5100年前，即欧洲新石器时代（距今9000～4000年前）晚期。

　　奥茨的遗体保存完好，以至于浑身50处文身迄今清晰可见。从骨骼分析可知，他去世之时大约45岁，身高1.5米，体重50千克。他的头发浓密而卷曲，长可及肩。他蓄须。由于主要以石磨小麦为食，他的牙齿磨损严重，不过没有龋齿。他的毛发之中偏高的砷含量表明，他不久前活动于冶铜场所一带。他的手指甲上的生长终止线告诉我们，在死亡前第八、十三和十六周，他曾遭受慢性病的折磨。DNA（脱氧核糖核酸）显示，他的眼珠为褐色，有乳糖不耐症。他的血型为O型，接近当代撒丁岛人，他很可能还有关节炎。通过类似于法医依靠头骨复原面部的技术，意大利研究者绘制了奥茨的肖像。这是我们迄今所仅见的新石器时代人的形象。

　　我们同时知道，奥茨穿戴整齐。他的靴子由鹿皮和熊皮制成，内填稻草。他的绑腿、腰带和外套是用驯化的山羊的羊皮制成的。他携着草垫，戴着熊皮帽。他的外套由牛皮带扎紧，牛皮带上挂着几件石质工具，还有干菌和火绒。他有一把未经装饰的杉木长弓，为了防水，表面涂了血。他还有一把白蜡木柄石刀，收纳在织物刀鞘中。他还带了木柄鹿角工具，用于制作石器，以及一个麂皮箭囊，装着两支完整箭镞和12支半成品。根据箭杆上羽毛捆绑方式，其中一支是右利手者制作的，而另一支出自左利手者之手。他背了一个榛木背架，一个树皮纤维网和两个桦树皮袋，其中一个装着新鲜的枫叶，另一个装着生火用的炭。毫无疑问，他的最爱是杉木斧，锋利的铜刃装上木柄后涂抹白桦焦油，并由皮带绑扎着。新石器时代铜很罕见，因此，斧头就是奥茨地位的标志。

　　奥茨的牙齿和骨骼告诉我们，他生长于阿尔卑斯的艾萨克河（Eisack）谷上游。他的最后10年是在温什加乌谷（Vinschgau）度过的，这里是他的石器的来源。从肠道残留物分析，我们知道，他的最后一顿饭包括小麦死面面包、鹿肉、野羊肉和一些蔬菜。他的肺部的孢粉表明，在去世前12个小时，他都在温什加乌谷，枫叶上的孢粉和叶绿素表明，他的最后一次出行发生于6月。

　　我们也知道奥茨是如何死亡的：谋杀，背部中箭，以及可能重击头部。X线检测发现了穿刺他的左肩胛骨和大动脉的石箭头。短短数分钟，奥茨就失血过多而死。他的前额和手指上也有砍痕，可能是抵挡刀刺形成的防御性伤口。他的右肋有愈合的裂痕，但是左肋数处在死前不久发生骨折。

　　尽管他的躯体已有五千余年，我们却能知晓奥茨生前最后一天的故事。6月，他离开温什加乌谷的家；他不疾不徐，准备了数日之旅的补给。但是，有人尾随而至，或者狭路相逢。他们爆发了冲突，奥茨逃脱，不过，袭击者最终在山顶附近找到了他，背后一箭结束了他的生命。我想，袭击者是位射箭高手，绝非侥幸命中，因此可能是奥茨的同龄人。杀手可能认识奥茨。为什么呢？杀手可能亲眼看到了奥茨倒地，因为这样精准的一箭不可能来自15米开外。可能杀手就站在奥茨上面，等待着奥茨吐出最后一口气。他弃奥茨所有物品于不顾，甚至包括他珍爱的铜斧。为何留下所有战利品？我猜测，他没法使用这些物品，因为他也是奥茨所在村庄的一员，可能两人积怨已久。如果他将斧头带回去，其他人可能会认出而追问。

　　如果有时光机，我们定然可以回到新石器时代，指控杀害奥茨的凶手。这种细致入微的法医式方法就是考古学吸引大众之处。何乐而不为呢？这令人读之津津有味，因为大量细节赋予我们“现场感”。它将我们和过去在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当事物以对作为个人的我们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就更易于理解它们。没人有兴趣阅读关于婚姻不忠的统计研究的社会学期刊论文，但是政客绯闻总能登上头条。

　　重要的不是看见，而是发现

　　考古学满足好奇心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好。每年新技术出现，不断地拓展我们从毫不起眼的碎陶、石片和骨屑上获取新知的极限。你已经知晓放射性碳同位素测年，但是也许不熟悉我们的其他测年技术，比如热释光，可以测定石英砂最后一次暴露于阳光下的时间，或者电子自旋共振，基于埋藏环境的背景辐射引起分子结构变化的理论，可以测定牙齿年代。

　　人体骨骼和牙齿中的碳、氮和锶同位素分析可以揭示人们的食谱，以及出生和成长地，这也有助于追踪人类在地面的行动轨迹。我们可以在陶瓷器表面提取脂肪，确认陶罐曾经烹煮或者存放过何种食物。我们可以分辨全球各地洞穴中装饰的人类手印是男性还是女性（这关系到手型和比例）。我们可以追溯石器、制作陶器的陶土和燃料的来源地；同样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追踪游牧活动或者贸易线路。我们甚至可以从古代骨骼遗存中提取基因材料。我们可以知晓很多。

　　但是，老实说，我们只能在特定个案中使用这些技术，而且，所有技术都有局限。我对奥茨的详尽描述透露出一个行业秘密：考古学无法系统性地复原如此详尽的信息。不是所有的遗址都保存了DNA，甚至有机物，各种污染源层出不穷。众多遗址可能不是人们居住之地，而是像河流三角洲一样，是自然之母携带器物和骨殖离开它们的原本地点，腐蚀分解它们，最终码集在一起形成的。尽管我们会继续拓展边界，从最不起眼的考古学遗物中挖掘更多信息，但是，考古学家永远没法如我们所愿，复原出过去的详尽场景。

　　但是，正如我的第一位导师，戴维·赫斯特·托马斯所信，重要的不是考古学家看见，而是发现。奥茨和他的器物组合是我们所看见的，但是我们所发现的则是另一回事。对奥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人的传记，但是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南欧的新石器时代生活？让我们把过去想象成为一张家庭合影，奥茨清晰站立，但是其他家人则面目模糊。奥茨本身不足以说明新石器时代技术、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长时段与大范围过程。但是，事实上，考古学有能力颇为清晰地揭示这些过程。

　　为了观察更宏大的过程，我们需要研究那些不能赋予我们与过去的个人关联，或者“现场感”的资料。但是，这不要紧，赫赫有名的英国考古学家奥斯伯特·盖伊·斯坦诺普·克劳福德（1886—1957，Osbert Guy Stanhope Crawford）告诉你缘由。

　　克劳福德出生于印度，八岁痛失双亲，在学校学习地理学和地图学，尽管他的真正兴趣在史前史。1911年，他想方设法去苏丹发掘，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碎了他的梦想。

　　战争期间，克劳福德参加英国空军，成为一名侦察兵，拍摄并释读航空照片，直至1918年被击落俘获；他的剩余的战争时光是在德国战俘营中度过的。战后，他在英国测绘局谋得职位，用航拍照片寻找未爆炸的炸弹。太阳西下时，克劳福德在双翼飞机上拍摄照片，他发现了光影的奥秘。他敏锐地意识到那是被掩埋的墙体和壕沟，规模巨大，但是因为地表特征不显而极易被地面踏查者忽略（通过举例，在站着的人看来明显的地毯纹样，在猫的视线下却很隐晦，克劳福德证明了这一点）。他的方法有助于考古学家在英格兰发现以壕沟或者堤坝围合的礼制空间。

　　克劳福德设想创立一个论坛，分享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1927年，他创办了《古物》杂志，现在已经成为世界考古学的主要刊物。在创刊号上，他解释了期刊主旨：“我们以地球为场地，以上下百万年为时间，以人类为主题”。这番话简要地描述了考古学的双轮：时间和空间。

　　没有其他科学能以考古学的尺度观察人类。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我们“看到”人类行为。考古学研究人类的“全”幅——从我们尚未成为人类，直到现在，从赤道到极地。我承认，我们无法如同文化人类学家或者历史学家一样看到细节，仅在罕见之时，才能看到诸如奥茨这样过去的个人。我们无法系统地重建宗教、宇宙观、亲属称谓或者任何人类文化更为抽象的侧面，它们都只是间接地表达在我们发现的遗存上。但是，在如此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我们勾勒了宏大图景，却缺乏细节。考古学家关心古代人类的行为和思想，但是只能通过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窥探其行为和思想：断骨、焚后种籽、残破陶片……如果足够幸运的话，断壁残垣。我们的故事依赖于物质，更精确地说，我们依赖跨越时空的物质的模式。

　　学习史前史的新生们很快就会明白诸如“时代”或者“阶段”等指代时间和空间单位的术语的重要性。“阶段”指特定类型的物质的空间和时间分布，比如房屋风格、箭镞形态或者陶器装饰。重点是，考古学家以“阶段”讨论变化，因为我们假定，物质遗存的变化暗示了人类社会组织的变化。在教科书里，我们可能用一章描述编篮者时期“发生了什么”，通过我们对物质遗存的释读，描述人类生计、社会和政治组织。另一章可能采用普韦布洛一期遗址的物质遗存，说明生计方式、社会和政治生活如何从编篮者时代脱胎演化而来。这并非易事，但是令物质遗存复活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从过去的静态遗存走向制造它们的动态行为。

（图文转自《文汇报》2020年5月15日文汇读书周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