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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生:镜头对准世界遗产26年初心不改

摘要:   相信很多读者对于“周剑生”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位专注于拍摄世界遗产的摄影师,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你肯定在杂志、摄影展看过这些大片。  周剑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日本写真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基金会荣誉理事。  1971年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成都日报》等媒体陆续发表作品30余幅。  ...

  相信很多读者对于“周剑生”这个名字并不陌生,这位专注于拍摄世界遗产的摄影师,有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你肯定在杂志、摄影展看过这些大片。

  周剑生,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日本写真家协会会员、英国皇家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平基金会荣誉理事。

  1971年入伍,在成都军区《战旗报》《成都日报》等媒体陆续发表作品30余幅。

  1976年任石油化工部专职摄影师。1980年作品《老夫走麦城》参加第二届“四月影会”摄影展。1994年开始拍摄世界遗产,足迹遍及127个国家和地区。举办过多次世界遗产个人摄影展。2017年青岛出版集团开始出版周剑生的系列摄影作品《世界遗产全集》。

  黄山(1990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2008年

  过去乱拍无一定之规,现在应该赋予主题一种独特的风格,让它厚实一点,更有沧桑感。

  《中国摄影家杂志》(以下简称杂志):你历时26年,走遍127个国家,拍了600多处世界遗产,你的毅力让人佩服。

  周剑生(以下简称周):1994年4月我拿到法国签证,开始去欧洲拍世界遗产。但刚开始的7年时间都是拍着玩儿,就是感兴趣,没把它当个正经事。连我爱人都说,你拍了几年了,谁看呀。我说,我才拍了十几个国家的世界遗产,现在还拿不出手。其实就是自己乐在其中,每年做成贺年片寄给朋友交流交流。在我拍了77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后,2002年,我在日本东京办了第一个展览。

  杂志:当时国内摄影圈也有一小部分人在拍世界遗产,但好像都没有你拍得这么认真。

  周:那时候拍的人确实少。后来很多人都说,你这人挺聪明,选题选得好。我哪是选题,我就是兴趣爱好。其实人就是这样,不要太钻营。我拍这个主题挺高兴,那我就一直拍。世界上没有人专门拍世界遗产,我了解的日本也没有,因为没有老板给你那么多钱让你世界各地到处去拍。

  

  迈泰奥拉(1988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希腊,2001年4月

  杂志:拍到容易,但拍出有艺术味道的、有特殊光线的作品需要毅力,需要耐得住寂寞。用影像的魅力去表现世界遗产,这一点在你的作品中比较突出。

  周:我是个杂家,什么都拍。在部队的时候,摆拍过一些主旋律的照片;拍过广告;拍过建筑、工厂;还因为我母亲的关系,拍过很多演员,比如斯琴高娃、刘晓庆等。1994年开始拍世界遗产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了艺术硕士,对如何表现主题有了一些想法。过去乱拍无一定之规,现在应该赋予主题一种独特的风格,让它厚实一点,更有沧桑感。在拍摄时,我选择早晨和晚间的时候多一些,会把色彩压的重一点,那时候拍胶片就让曝光欠一点,色调深一点。我爱人反对我,说你的片子不像日本年历上的那些照片亮亮堂堂的。但我不想和别人拍的一样,我觉得如果想拍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就要有一个思想、一种氛围贯穿在里面。

  杂志:世界遗产这个主题不是很讨巧。它是一个公共的东西,很多都是旅游景点,很多游客也在拍,这些照片存世量很多,很难拍出新意。

  周:我拍的时候还没有这个问题,26年前中国有照相机的家庭很少,拍照片的人也不多。你说的这个是现在的问题。十几年前我去吴哥的时候,那里特别清净,我可以一大早骑着摩托车去那里拍朝霞,拍小和尚洗手、吃饭。但现在不行了,前段时间我又去了吴哥,大门还没开呢,已经有成百的游客围在外面了。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拍世界遗产,其实就是因为1996年我在日本看了一个世界遗产的展览,虽然之前我已经拍了一些,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世界遗产。当时我正好也看了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震撼于电影中的镜头感、色彩感,也感动于导演把这种浓厚的中国味道、中国感觉介绍给世界。我就想,日本那个展览是20多个摄影师拍的,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能不能通过摄影把世界遗产介绍进来,同时也把中国的世界遗产推介出去。我好似有了一种使命感,就开始专门拍摄了。

  

  拍世界遗产在两个方面让我感觉非常荣耀,一个是为国争光,促进中国和国际的交流;另一个是出版《世界遗产全集》

  

  罗马历史中心(1980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意大利,2014年4月

  杂志:你拍了那么多世界遗产,你觉得你的作品对于保护遗产、普及文明观念、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有哪些重要影响?产生了哪些社会效益?

  周:拍世界遗产在两个方面让我感觉非常荣耀,一个是为国争光,促进中国和国际的交流。

  

  我已三次受到政府的邀请,在中国主办的国际会议上,举办我个人的世界遗产摄影展。第一次是2004年6月,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邀请在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主会场苏州举办“一个摄影家眼中的世界遗产”摄影展。第二次是2004年底,朋友带我去见北京奥运会筹备组项目负责人。他看完我的画册就说,奥运村展览可以考虑用你的作品。他还解释道,一方面是因为世界遗产主题跟北京奥运会的理念比较契合,另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离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4年时间,很难再找人满世界去拍,而我那个时候已经拍了80 多个国家了。但好事多磨,2008年6月离开幕式还有两个月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最终确定我的作品进奥运村,装饰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建筑。

  

  我赶紧从日本回北京筹备这件事儿。但时间太紧,很难从企业拉来赞助。最后怎么办呢?我母亲赞助6万,我大姐赞助1万,我爱人说“砸锅卖铁,我们也要凑钱办展览”,一共凑了20万。所有展品都是用德国的板材,在日本装裱,幸好日本航空愿意赞助,把运费全免了。上面写着“奥运展品”,海关也很照顾,都是直通北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松浦晃一郎亲自为这个展览写了致词,而且是中、英、日三种版本一起在奥运村展示。展出的效果很好,让国外友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就像我们去国外看到长城或者故宫那种亲切的感觉。后来领导提议再制作60张,把每一个代表团的团长室都布置上,美国的就放上美国的大峡谷,法国的就放上巴黎圣母院,这样各个代表团团长一进屋,就能看到自己国家的世界遗产。

  素可泰历史名城及相关城镇(1991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泰国,2012年12月

  第三次是2017年7月6日鼓浪屿管委会主任从波兰克拉克夫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场给我发来微信,说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国家文物局和厦门市政府计划于金砖会议期间在鼓浪屿办一个金砖国家的世界遗产图片展,一来是为鼓浪屿刚申遗成功做些宣传,二来是增加金砖会议的文化氛围,增进交流,邀请我个人提供全部作品。我于7月下旬赶到厦门,选择场地,制作 50幅图片及镜框,成功举办了“厦门会晤会议国世界遗产摄影展”。

  

  另一个是出版《世界遗产全集》,该全集于2017年已经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文化项目。此事是2013年青岛出版社跟我签约,买断我所有的图片,计划出一本世界遗产画册。日本出版企业小学馆曾经在22年前出版过《世界遗产全集》,那时候只有400多处世界遗产,现在已经增加到一千多处了。至今再没有出版社出过,因为世界遗产每年都在增加,操作起来太困难,出书资金投入多,编辑工程量也大。青岛出版社下决心要出,他们就请了历史学者葛剑雄老师商量。葛老师很果断,他说要出就出全,来一个《世界遗产全集》,不全的话就没意义了。葛老师负责文字,我负责图片。我们完全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去整理。商定2016年为截止时间,然后5年补充一册,这样就能出全了。

  

  莫高窟(1987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2005年1月

  

  杂志:画册片子以你的为主?

  周:目前都是我的,我们查了一下,有100多处世界遗产地根本过不去,其中有军事基地,有不通飞机的岛屿,这部分只能跟大使馆借片子,或者买片子了

  杂志:出这本画册挺难的,一个要准确,再一个不能有遗漏。

  周: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我们折腾了很长时间,葛老师很认真,他反复地验证核查,出了好几稿,现在把中国的出全了。文字方面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为准,这样不容易出错。

  杂志:做这件事需要大量精力和金钱支持,现在你还有精力拍照片吗?

  周:中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的都拍完了,还有400多处没拍,现在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收尾式地拍全。

  伊瓜苏国家公园(1984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阿根廷,2011年12月

  我的建议是要有一颗尊重之心。什么叫遗产?遗产就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要通过我们传给子孙万代的财产

  杂志:你在拍的时候,有没有思考过中国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关系?

  周:对我来说,世界遗产就是全人类的遗产,我没有地域差异的概念。不过要强调的一点是,中国确实发展很快,1994年我开始拍的时候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是14个,现在是55个,已是世界第一。

  杂志:你觉得目前这些世界遗产面临的破坏多一些,还是保护多一些?

  周:国家不同,理念不同,情况就不同。我知道的北欧、日韩做得都不错,是真正的保护;发展中国家大多还是以开发为主,比如埃及,小时候从书本上了解到埃及金字塔多么伟大,特别想去,等我去的时候感觉很悲痛。柏油马路都修到金字塔底下了,小孩揪着你衣服要钱,女人拿着一堆首饰兜售,男人牵着骆驼问你刚才是不是拍骆驼了,拍了就要钱。我想象的是在沙漠中远远地眺望金字塔,现在太让人失望了。

  杂志:世界遗产不一定都要开发成旅游景点,有些东西应该还是保持原始的风貌,远远地看着它最好。

  周:你说这个我想起我去丹麦的罗斯基勒大教堂,这个教堂是丹麦的皇家陵寝,14代国王和王后的棺木都葬在那里。那里的棺材非常精致,有金属的,有大理石雕的,各式各样,1995年入选名录。那次我去拍,出了火车站我就问,这里有没有一座教堂是世界遗产,都说没有,或者不知道。我找到一座教堂,问路人这个是不是世界遗产,说不是,我又问这里是不是葬有14代国王和王后的棺木,说是的。第二天上午我进去拍,拍完了我问服务员,这个是不是世界遗产,她说不知道。我很纳闷,这应该就是啊,怎么都不知道呢?这说明什么?人家根本没把“世界遗产”这个名头当回事。在不是世界遗产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全国仰慕的地方了。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福建土楼(2008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2009 年 9 月

  

  杂志:你觉得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存在哪些欠缺的地方?你有没有哪些好的建议?

  周:我的建议是要有一颗尊重之心。什么叫遗产?遗产就是祖先们给我们留下的,要通过我们传给子孙万代的财产。我们这一代,仅仅是一个传递人,我们只有义务保护,没有权力去消费。我看过丹麦、爱尔兰、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比如日本的屋久岛原始森林公园,没有专门为游客修筑人行道,只是每隔五米在树枝上扎一条红丝带,引导游客行进。

  杂志:你拍的世界遗产作品,是在摄影界的影响大,还是在其他领域都有影响?

  周:之前有杂志刊登我作品时写过这么一句话:“他可能不是拍某一项世界遗产最好的摄影师,但他一定是拍的最全的摄影师。”当时我心里不太乐意被这么说,后来想想人家也挺客观的,你拍长城不可能比陈长芬拍得好,你拍黄山能拍过汪芜生?能拍过黄翔?人家都是一辈子拍一个地方。我拍世界遗产都是自费,时间就是金钱,所以我必须一天一个地儿,最多两天一个地儿,遇到什么样就拍什么样,拍完就走。但在拍的时候,我尽量做到与众不同

  比如那张故宫角楼就很能说明问题,那里每天傍晚都堆满了人,那天下雪后一个人都没有,我就那天傍晚去拍,太阳已经落山了,在天光的反射光的照射下,护城河与角楼像在水墨画中,雪也刚刚融化,像熊猫的眼睛似的。别人不去,自然是拍不到这个样子的图片。

  段:布达拉宫那张也很与众不同,很多人都没有把后面的山收进画面。你拍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周:我每次出发拍摄前总会收集大批资料并尽可能打听更多情报,但远距离的纸上谈兵,总不如身临其境的现场策划。2002年1月7日是个阴天,当我从机场赶到布达拉宫前的土丘时,已是傍晚了,我看到布达拉宫后面的天边有一条弯曲的线。我问当地导游,那是云还是山?导游说是山,布达拉宫在一个盆地中,四周都是山。我十分惊喜,当时天色已晚,不能去爬山。第二天早晨3点半我就起来了,跟着一名藏族小伙往山上爬,爬到山体三分之二处,我体力几乎透支了。不知是我感动了上天还是上天要送一个感动给我,当太阳升起,云朵成了遮光板,将山体遮住,仅露出山顶与布达拉宫,沐浴着金色的阳光,真是千载难逢,我连续拍摄了半个胶卷(十几幅)。

  

  

  奥尔内斯木构教堂(1979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挪威,2011 年 5 月

  俄罗斯,新圣女修道院(2004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1996 年 12 月

  杂志:你拍摄世界遗产,实际上更深层的意义是传播世界文化。

  周:我是学美术的,最初那七年的拍摄,我就是追求艺术感觉。那时候一个地方拍一两张不错的我就满足了。但是后来不行了,现在要拍世界遗产大全,哪有一张两张就能说明问题的,得拍系列。

  杂志:你现在还拍胶片吗?

  周:以前都是拍胶片,现在大部分拍数码了,偶尔拍胶片。因为数码比较轻便,像素也很高。

  

  杂志:你拍完之后进行后期处理吗?主要做哪些处理?

  周:关于后期处理,我有一个原则,借用文物保护的话说就是“修旧如旧”。当前进入数码时代,如果前期拍摄的图片色彩还原比较好,我几乎不做处理,即使调整也以调曲线值为主,尽量不去调饱和度及反差。但特殊情况下拍摄的照片还是会处理的。比如最近我乘坐小飞机在日本大阪上空,使用索尼新款 a7R4 相机的五轴防抖功能,光圈设为 f11,速度为 1/200 秒,拍摄了一组百舌鸟和古市古坟群:古日本墓葬群的照片。由于前期有了防抖功能,后期层次较清晰,可以不做增加反差的调整,但是为了拍到夕阳的光线,我们起飞晚了半小时,所以光线较暗,后期必须增加色彩饱和度。

  

  建议大家不要在后期做过多处理,不要将照片的饱和度调得太高,添加人为色彩,我认为这很“怯”!

  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1987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中国,2008 年 3 月

  生命除了长度,还有宽度。我最骄傲的是这辈子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痛快,活得淋漓尽致,不白来地球走一遭。

  杂志:你拍了26年,你的动力是什么?

  周:我长期不走就会难受,好像血液都不流畅了,但一坐上飞机我就活了,这是天性吧。我到一个新地方之前都做研究,到那之后我能辨清东南西北,我知道早上太阳大概从哪儿出,要拍的那个东西大概是什么状态。

  

  在外行走还有一种感觉,比如当我坐在南美的长途汽车里,我就油然生出一种幸福感。我在想,久居大城市的人,整天在忙忙碌碌,一天是忙,一年是忙,一辈子还是忙,没跳出过现实的生活,长期在大城市里窝着。我跳出来后,一天的见识要比待在城市里多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我这才懂得生命除了长度,还有宽度。

  杂志:你更多的是使命感,还是成就感,或者其他感受?

  周:刚开始挺骄傲的,有一种使命感,就我这么一个中国人到处跑,挺来劲。现在还是有些成就感,但不是很重要了。我最骄傲的是这辈子为自己而活,活得自由,活得痛快,活得淋漓尽致,不白来地球走一遭。

  杂志:人见得越多,越觉得自己见识不够,学习了解的欲望就越强烈。

  周:有时候我在想,人在时空中真的太渺小了,这一辈子太短了。我第一次到荷兰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年旅游团,他们白发苍苍,很有修养,当时我就想,我能不能不像他们那样等到孩子大了自己老了,才出去玩儿,我能不能先出去旅游,然后再挣钱,把生活掉个个儿来过。

  

  其实我这种想法跟我的一个启蒙老师——总政文工团的孙学如叔叔有关,我16 岁的时候住在总政文工团宿舍,有一天晚上吃过饭到他家玩儿,我们聊天,他说他在上甘岭战斗过,一个月没吃过一顿正经的饭,战场下来后,大家吃了一盆饺子,然后裹着破旧军大衣睡了一大觉,哎呀,这一辈子都记得住,那饺子真香,那一觉真香!他跟我说,什么是幸福?你现在天天吃饺子,天天可以睡觉,你不觉得幸福。人不吃苦不会知道什么是甜。正是有了那次谈话,我的想法不一样了。我曾下乡到过东北,那里多冷啊,但我现在想起来真不觉得苦,反而是一种丰富人生的经历。埃德加·斯诺有一句话对我触动很大,“人的生命不是用寿命来计算的,是以经历了几种生活来计算的”,对我来说,行走是享受,冒险也是一种享受。

  杂志:你觉得你的影像区别于他人的特质是什么?在你之后,中国也有一些摄影人在拍世界遗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周:李少白(著名摄影家)老师跟我说过,你可把国内的世界遗产带火了。我说这好呀,扩大世界遗产的宣传面,各人创作个人的风格,百花齐放。重要的是不断创作与众不同的作品,让作品说话,而不是嘴巴,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着力点放在世界遗产图片的拍摄上。

  邦贾加拉悬崖(1989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马里,2000 年 12 月

  

  爱世界遗产:受到疫情影响,近期很多人无出行计划,通过哪些管道可以看到更多您的作品,足不出户看世界遗产?

  

  周:我的很多作品,在网络上搜索“周剑生”就可以找得到。中国国家地理网站的作者专栏(http://www.dili360.com/author/16697.htm),也有我的作品。

  爱世界遗产: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如“找到自己的风格”、“提前搜集资料”等,可否再传授一些拍摄世界遗产的技巧方法?

  

  周:现在主要有一个问题,世界遗产地对摄影的限制较多,人家不让你拍,尤其在国外,日本的限制最严厉。你跟他们联系说要采访拍照,反而不让你拍。碰到这种,就跟一般游客一样,现在景区游客很多,中国人去的特别多。遗产地对于摄影反而不好控制,反正每个人都拿着相机在那里拍,拍也就拍了,他们也不会说什么。你要正经八百的带上袖箍,架上三脚架,反而拍不了。再比方印度,有的时候不允许带三脚架,我会把相机放在一个平的东西(比如包)上,稍微固定一下。有的时候联系遗产地很费事儿,但我有时有点特殊是带着教科文组织的英文推荐信,否则可能也不会允许你拍。

  爱世界遗产:在日本有数量众多的世界遗产爱好者,您长期生活在日本,依据您的观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周:以我熟悉的世界遗产摄影来讲,日本人拍世界遗产的比较多,起步比我们早了大概八到十年。

  爱世界遗产:今年的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举办,可否透露一下,您是否有在国内开新的世界遗产摄影展的计划?

  

  周:他们已经通知我了,要给我办一个展览。但是现在福州的会议推迟了,说是推迟到十一月,也可能还要继续推迟,没准要推迟一年。就像上一次在国内开世界遗产大会是2003年,但是碰上非典,我是到2004年苏州举行会议才举办的摄影展。

  蒂卡尔国家公园(1979 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危地马拉,2002 年 2 月

  

  

  来源:爱世界遗产公众号

  本文获中国摄影家杂志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有部分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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