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大遗址是指遗址或遗迹等遗存本体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有明确地域范围的综合性景观场所。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与实践结果，是该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表层文化的集合反映。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角度来说，大遗址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民 ...

　大遗址是指遗址或遗迹等遗存本体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有明确地域范围的综合性景观场所。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与实践结果，是该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表层文化的集合反映。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角度来说，大遗址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民族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和任务。

　　我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保存着众多内涵丰富、价值高、影响大的大遗址。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些大遗址是当代国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使命。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方面，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不断改革创新，保护方法措施不断改进提高。另一方面，许多专家学者针对大遗址保护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理论与实践探讨，政府有关部门从资金、人力等方面给予积极关注与大力支持，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就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实际现状来看，尚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些理应得到保护的大遗址没有被保存或很好地保护下来。我们知道，西方国家的大遗址基本上都是石质结构，不易破损，保存时间长，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一些神庙、宫殿，虽经受数千年风雨剥蚀，但其主体结构、基本轮廓依然保存至今。我国则不然，大部分大遗址都是土木、砖木结构，易破损，保存时间短，例如，位于今西安市西北郊的汉长安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两千多年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今天只留下来部分残垣断壁和一些宫殿建筑的夯土台基。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遗址保护让路于项目建设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一些理应被保护或保存的大遗址在本体或局部上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与影响。

　　二是注重保护传承，轻视发展创新。多年来，在大遗址保护中，从专家学者到专业技术人员，更多重视的是大遗址原貌、现状的保持，基本上都是通过维修加固以达到实体元素的保留传承，而很少从活化遗址的角度，运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发展的方式，使遗址“亮”起来、“活”起来、“用”起来，以促进遗址自身的发展。按照文化发展规律，任何时代的文化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充实、完善和进步的，也总是在发展中不断充满生机、活力和魅力。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只有通过不断的“再生产”才能维持自身平衡，社会也才得以延续。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物质载体和历史见证，必然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遗产能够以其诞生时的“原貌”“原质”永久地留存于世，它总是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后人赋予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中延续发展的。比如，明万历年间维修唐代所建大雁塔时，在塔体外围加固了一层60厘米厚的砖，这种在唐文化基础上融入明文化新内涵的做法，既使大雁塔能够更好更长久地留存于世，又促进了大雁塔这一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

　　三是大遗址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彰显。客观地讲，长期以来，我国对大遗址这类具有价值的内隐性、可读性差特征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价值的彰显与发挥。比如，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城史上具有重要价值，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汉长安城遗址，由于多年来在维修保护中资源整合不力，内涵开发不足，文化载体缺乏，展示形式单一等原因，以致其至今仍默默无闻地蜷缩一隅，深藏地下或“稍露头角”，不惟外地游客，就是西安“土著”，亦很少有人了解其价值与影响，更遑论从中汲取滋养以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从根本上讲，主要是因为缺乏一个符合大遗址特性并富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理念与体系。我认为，立足中国大遗址特性，遵从中国传统审美崇尚与价值取向，按照创新发展思路，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发展理念与体系，是当今我国大遗址保护的重要任务。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先后撰写发表了《对当代文物保护观念的质疑》《当前文物保护工作的难点和关键》《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东方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大遗址保护的西安模式》《保护文化遗产，加快西安文化建设步伐》《中国文化特性与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构建》等多篇学术论文。近期，我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辨析—兼论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一文，在对比分析中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差异及原因的基础上，从理论依据、理论基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的理论建构，提出新时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应坚持“保护为主，发展为要，保护与发展并重；传承为主，创新为要，传承与创新并举”的理念（见《中国文化遗产》2020年第1期）。具体讲：

　　第一，文化保护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发展是文化保护的宗旨和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和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成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繁荣的深厚滋养。在新时代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保护为主的理念，既要开展抢救性保护，还要加强养护巡查和监测保护，要利用新科技、新材料、新方法、新工艺，力求以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最高效、最持续的保护。与此同时，要坚持以发展为要的理念，秉持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积极的保护的工作思路，努力使我国丰厚的文化遗产资源不断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只有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理念，才能使文化遗产永葆延续文脉、传承精神、丰富内涵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文化传承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文化创新是文化传承的时代要求。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赋予文化遗产事业新的定位和使命。首先，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要坚持传承为主的理念。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遗产是华夏文明的记忆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标识，蕴藏着中华民族智慧的符号基因。保护发展文化遗产，要注重遗产精神内涵的挖掘传承，着力彰显“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义”的中华文化精神，传承“自强不息、爱国为民、崇尚和平、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延续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和精神脉络。其次，要坚持创新为要的理念。传承文化遗产，要按照时代发展的实际需要，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一方面，要按照时代特点与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激活其生命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另一方面，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实现其创新性发展。总之，只有坚持传承与创新并举的理念，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才能更具生生不息的价值与魅力。

　　大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坚持保护与传承为主，发展与创新为要的理念，走出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路子。正是受我专业研究的影响，2010年9月～2013年7月，卫红同志师从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鉴于其对大遗址保护的兴趣和研究专长，我建议其以构建大遗址保护发展体系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今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中国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研究》就是其当时博士论文的修改与完善。其主要结论与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回顾国内外大遗址保护发展进程，总结我国大遗址保护成绩，并指出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即大遗址基本概念及价值认知评价体系、大遗址保护理念原则及保护技术措施体系、大遗址保护展示方法体系和大遗址解说体系、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体系和大遗址保障管理体系。

　　二是客观考察国内外价值认知的演变过程，分析指出我国大遗址价值认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大遗址保护的影响，以国际理念为指导，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大遗址特性，从价值类型、价值指标、评价要素和评价内容四个层面，构建起以历史、科学、艺术等文物价值为主的本体价值评价体系和对遗址实践、改造后成果与意义认识为主的包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在内的衍生价值评价体系。

　　三是在研究分析国内外保护原则及保护技术措施利弊得失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大遗址保护应遵循的原则（整体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可逆性原则、原址保护原则、最小干预原则、修旧如旧原则）和保存、修复、迁移、环境整治及重建等应采取的保护技术措施，并从实践层面论述了每一原则和技术措施的实际运用。

　　四是提出大遗址展示、解说与利用是大遗址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并以大遗址景观论为指导，结合大遗址保护的目的和目标，构建起大遗址展示、解说与利用模式体系。首先，在对大遗址展示重要性和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以大遗址景观论和保护利用、价值导向等理念为指导，根据大遗址展示对象的多元性，提出了保护陈列展示法、意象展示法、地脉强化法、文脉延伸法、文化展示法等展示设计方法，构建起静态与动态、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大遗址展示体系。其次，借助旅游学，从解说对象、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媒介、解说方式等层面对大遗址解说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阐述。

　　五是基于对西安地区遗址保护利用成功案例地总结分析，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的框架体系，对其内涵、特征、效应和形成原因、机制、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同时结合西安地区大遗址特性和保护现状，以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田园文化城市”、“文化影视公园”、“田园乡村”和“休闲社区公园”等保护与利用模式，以期推进我国大遗址的保护。

　　六是在对大遗址保护管理存在问题分析基础上，从保护管理体系（大遗址管理体制、登录制度、社会参与制度、监督管理制度、保护规划制度等）、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教育科研体系对大遗址保障体系进行了探讨，以实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以上六个方面，是卫红同志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大遗址保护在理论和方法体系上所做的新的研究与探索。这些研究与探索为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理论、原则上的指导和方法、措施上的支持，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应用性。与以往大遗址研究成果相比，这部论著在创新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关于创新性。我始终认为，创新永远是促进学术研究，推动学术发展的不竭动力。没有创新，就无从彰显学术研究的魅力和生命力，更无从谈及其价值与意义。卫红同志无论是对大遗址保护理念、原则的研究，还是对大遗址保护方法、技术的探讨，都始终从创新创造的视角切入，按照创新新时代大遗址保护与发展的思路阐释论述大遗址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上所胪述该著六个方面的创新就正好说明这一点。

　　关于理论性。较强的理论性是任何学术研究提升质量、突显特色、强化说服力的有力支撑。缺乏理论支撑的学术研究，会严重削弱其指导力与影响力。卫红同志在对大遗址评价体系、技术措施体系、展示体系、解说系统、保护利用模式的研究论述中，始终注重理论的导入、阐释与支撑，力戒就事论事式的说教。

　　关于实践性。较强的实践性是增强学术研究现实生命力的重要保障。通读该著，不难发现，作者时时处处强调大遗址保护理论、原则、方法、技术、措施的实际运用，着力从可操作、可验证层面突显学术研究的实践性。

　　我相信，卫红同志的研究成果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推动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将有利于破解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效保护大遗址本体与周边环境。二是将有利于实现大遗址自身的良性发展和促进遗址所在区域文化、经济的发展。三是将有利于大遗址“亮”起来，“活”起来，更好彰显其文化、社会、经济价值。

　　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研究是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层面的综合性课题，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还处在探索阶段，国内关于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的综合性研究尚未有专人涉及。因此，本研究领域可参考的资料相对较少，在研究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继续深化拓展之处，当然这也是当初在和卫红沟通过程中他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地方。首先，该著是一个理论研究，初衷只是想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因此，在实践研究方面，最初只针对大遗址价值评价、展示与利用方面进行了实践探讨，但由于篇幅限制，后期作了删减，未以具体的大遗址为例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其次，结构方面，限于当时博士论文篇幅所限，在后期写作过程中，做了较多的删减，有的地方论述不够详细，在研究深度方面尚显不足。如在大遗址保护与模式研究方面需继续完善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理论体系，继续深化探讨以都城型遗址为代表的“田园文化城市”模式、以宫殿型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影视公园”模式、以陵墓遗址为代表的“田园乡村”模式、以聚落遗址为代表的“休闲社区公园”模式的概念、内涵、形成机制、产业结构体系和布局及影响因素，以有效推进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可持续发展；在大遗址保障体系研究方面需继续完善、深化大遗址管理体制、登录制度、保护规划制度等。希望通过卫红同志的探讨研究，为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后续的研究与实践开一个好头。第三，该著在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着墨较多，但对如何促进大遗址自身发展和如何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当今经济社会发展却论述相对较少，这也是需要卫红同志今后进一步研究探讨的方向和内容。

　　以上三点是卫红同志这部著作存在的缺陷与不足。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一定会在阅读过程中提出更多的问题和建议。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为迄今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论述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的著作，卫红同志敢于发前人所未发的勇气和较高的学术见识是值得肯定的。我希望卫红同志在继续研究深化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基础上，放开视野，拓展研究范围，在新时代我国特色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理念和保护发展体系的构建上做出新的探索与努力，不断为我国大遗址保护与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

李颖科

2019年12月于西安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刘卫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ISBN：9787030647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