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石窟寺 : 位于鄯善县西南40公里处吐峪沟的东西山崖上,是吐鲁番地区开凿年代较早,历史较长的一处石窟寺遗址。据调查,早期石窟开凿年代不晚于两晋或十六国的高昌郡时期,曾发现元康六年(296)的《诸佛要集经》写本以及前秦甘露二年(360)沙门静志写的《维摩经义记》等佛典。晚期石窟开凿于回鹘高昌时期,有1 000余年的修建历史。现在90%的洞窟已经自然塌毁,有8个洞窟残存有部分壁画。石窟分为正方或长方两种形制。有的左、右壁及后壁设在耳室;有的窟中央凿出中心柱,有左右甬道,分前、后室。窟顶有卷顶、套斗顶、穹窿顶等。壁画题材主要是因缘佛传图、立佛、千佛、七佛、禅僧和本生、供养等。佛装及所绘人物用墨线勾轮廓,具有中原北方地区石窟的某些特点。东南区第4号洞窟开凿时间较早,保存亦较好。窟内塑立佛像,绘坐佛、千佛及天王像等,并绘有一周横幅排列的佛本生故事画。西北区第3号洞窟现存两层壁画,侧耳室尚存“僧知空”的汉文题记。该石窟1961年列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是吐鲁番地区已知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

吐峪沟石窟由东区、西区及霍加麻扎组成。现存石窟基本保持了原有的整体布局形态，洞窟形式丰富多样，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珍贵实例。

吐峪沟石窟是高昌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座石窟，它位于吐鲁番市东约60公里，属鄯善县管辖，但距高昌故城不过10余公里，应该说是当年高昌城文明的一部分，其昌盛与衰微都与高昌政权的存亡关系至密。

历史沿革

传说公元七世纪初，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后，其弟子、古也门国传教士叶木乃哈带5名弟子最早来中国传教，历尽艰辛，终于东行来到吐峪沟。在携犬的当地牧羊人的帮助下，叶木乃哈等6人便长住此地继续传教，伊斯兰教在吐峪沟开始盛行。后来，叶木乃哈等6人和第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人（牧羊人）去世后，被埋在山洞里，即现在的吐峪沟麻扎。

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在唐代西州时称“丁谷寺”。从现在石窟建筑和壁画风格分析，吐峪沟石窟约开凿于公元4世纪初,即晋设高昌郡之前。多数洞窟及壁画，应凿绘于南北朝至隋代，即吐鲁番地区的高昌王国时期。

吐峪沟石窟是在十六国北凉统治时期掀起开窟高潮的时候兴凿的，随着沮渠北凉西迁高昌〔443年〕，吐峪沟又一举成为沮渠皇室在高昌的造像集中地。到鞠氏高昌，虽史载它“俗事天神，兼信佛法”，但从吐峪沟出土的高昌王鞠乾固供养抄写的多种佛经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记载高昌王鞠文泰对玄奘的种种尊崇厚待等都可以看出，佛教在鞠氏高昌是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的，

而吐峪沟也同样是王室的一处石窟圣地。 到了唐代，这里以丁谷窟寺而闻名，在敦煌遗书《西州图经》中有它佛院重重，雁塔林立、高梁横跨、绿荫纷纷、香火缭绕、梵呗齐鸣的记载。如此数百年的经营和繁盛使吐峪沟石窟荣登东疆第一宝窟之位，但在此后的岁月沧桑中它容颜憔翠艺术残损衰败，令人痛惜万分。

北凉至麴氏高昌统治期间（公元5－6世纪），吐峪沟开始大规模的佛寺建造与石窟开凿活动。

唐西州时期（公元7－8世纪），其中的“丁谷寺”成为境内重要的佛教寺院之一。

回鹘高昌时期（公元9－12世纪），吐峪沟中的石窟寺院得到修缮。

约15世纪时废弃。

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队到此盗掘，大量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吐峪沟石窟寺对于研究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艺术史、建筑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对吐峪沟考察次数最多、劫掠文物也最多的是勒考克和格伦威德尔，从1902年到1914年，他们曾先后4次到吐鲁番。勒考克1905年第一次来到吐峪沟就剥割了这里最精美的壁画，并找到了沟东一间密室（后称“手稿窟”），拿走了满满两麻袋文书和许多“惊人的刺绣品”。1907年，格伦威德尔再次来这里进行测绘、拍摄和临摹，以补充原来资料的不足。这样，吐峪沟石窟在经历了宗教性的劫难后，又经历了一场更大的洗劫，从而石窟也变得更加千疮百孔，一片残破。再次是地震等天灾的袭击，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一带属地震常发区，每一次强烈地震的发生，都会带给位于峭壁上的石窟以毁灭性的灾难。

1957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0年设立兼职人员管理。

2004年成立吐峪沟石窟管理所。

2003年《吐鲁番地区文物保护总体规划》及其附件《吐峪沟片区文物保护详细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批准、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实施。

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三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中国考古工作者首次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吐峪沟内进行的考古发掘连续获得重大发现，其中包括精美壁画、绢画、数量巨大的文书残片、陶器、雕塑、生活用品等。遗址发掘项目被评为“2010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

2011年5月23日，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所、龟兹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徐光冀、刘庆柱、谢辰生、林梅村、王建新等颇具影响力的历史考古专家齐聚吐鲁番市，对这处汇集有祆教、摩尼教、佛教、道教等多种宗教与文化历史遗存的吐峪沟大遗址保护及数量众多的考古重大发现进行探讨。

地理位置

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吐鲁番地区鄯善县吐峪沟乡，地理坐标：北纬42度51′50″～42度51′51″，东经89度41′39″～89度41′40″。 吐峪沟石窟西距吐鲁番市约50公里。吐峪沟下游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吐峪沟麻扎村。民居建筑绝大多数在百年以上。下游西边的较高台地上为霍加麻扎。

吐峪沟石窟开凿在南北流向的吐峪沟东西两侧崖壁上。

建筑特点

吐峪沟石窟凿建于火焰山东段吐峪沟两岸，现存编号共46窟，其中仅有9个窟留有壁画。

结构

吐峪沟石窟窟形可分为方型窟、中心柱窟和纵券顶窟。方形窟以其窟顶形式，又可分为平顶式、覆斗式、穹庐式。

石窟类型有支提窟、毗诃罗窟和讲经窟3种。以禅窟和讲经窟数量最多，计37个窟，且分居于礼拜窟左右，与克孜尔石窟布局相似，反映了中国早期石窟特征。

窟制

首先从窟制上看，吐峪沟石窟主要有三种窟形：纵券顶窟、中心柱窟和方形佛坛窟。纵券顶窟，是从古至今吐鲁番地区民居房屋建筑的主要形式，也是吐峪沟最多见、最有特色的窟形，从用途上分有禅窟、僧房或讲堂。其中禅窟平面为长方形，分前、后两室，后室为坐禅之用，或左、右壁再开小禅室，窟内有与坐禅静修有关的壁画。中心柱窟与凉州模式者相同，也为中心柱四面开龛。方形窟有平顶、覆斗顶、穹窿顶等不同样式，地面往往有佛坛。从以上窟形看，礼拜窟受高昌以东的凉州、敦煌窟制影响较大，也有来自龟兹的影响（如穹窿顶方形窟等），但大量的洞窟还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纵券顶窟。

壁画

吐峪沟石窟的壁画大部剥落严重，较能辨其内容的第44窟中，正壁和两侧壁上均绘一佛二菩萨。本生故事画较为清晰，计每壁各有1组7幅画，每幅画旁有汉文题记。尚可辨认的壁画内容有：“羼提婆利忍辱截割手足”、“摩钳太子求法赴火”、“慈力王施血饮五夜叉”、“萨□那太子舍身饲虎”和“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尸毗王割肉贸鸽”等。据《西州图经》记载，吐峪沟石窟在唐代西州时称“丁谷寺”。从现在石窟建筑和壁画风格分析，吐峪沟石窟约开凿于公元4世纪初,即晋设高昌郡之前。多数洞窟及壁画，应凿绘于南北朝至隋代，即吐鲁番地区的高昌王国时期。

关于壁画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以佛或弥勒说法图、千佛和比丘祥

观图为主，也有佛本生、因缘故事画和菩萨形象，其中千佛是中心柱窟主要的题材，几乎画满窟中各壁，在方形窟中也有以千佛布列四壁的，但其壁中央往往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 在人物造型上，千佛与酒泉文殊山、敦煌莫高窟者相同，多为在中原汉人形象，立佛和菩萨身姿造型则有龟兹因素，身体动势较强，装饰华丽。表现技法上，以线描平涂法为主，线条既有粗犷的铁线描，也有龟兹的曲铁盘丝式。就壁画的整体布局和表现形式看，则又自成体系。

如窟顶不似龟兹的菱格图，而是满绘禅定千佛或平棋图案，本生因缘故事多绘在四壁下方，这些有与敦煌早期壁画相同的因素，但佛教故事画的大部分画面除表现一个主要情节外，往往在画面的中央一角还绘出其他场景，因此这样的故事画既不同于龟兹莫高窟的单幅画，也不同于两地的连环画。

分布

石窟寺沿沟谷两侧南北约500米范围之内分布，其中主要窟群有4处，沟东、沟西各2处。现存洞窟总计为94个，编号洞窟46个。保存了公元3—9世纪的佛教壁画。13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逐渐废弃。

沟东

（1）南侧窟群

洞窟10座。其中5座相对集中，有一中心柱窟，内存壁画，除外多为纵券顶窟；其余5窟散布在偏北的陡峭崖壁上。

（2）北侧窟群

洞窟35座，随山形呈扇形分布，窟型主要为中心柱窟、纵券顶窟和穹顶窟三种。其中有5座洞窟内保存了较多的壁画遗存。一些洞窟窟门外的崖壁上保留有木构窟檐的遗迹。窟群中部洞窟的下方有依山体构筑的窟前建筑，采用夯土与土坯砌筑的方式建造，保存较好处有上下三层，与上方洞窟之间形成明显的成组关系。建筑遗址中可见残缺的墙垣、塔基、窟室等。

沟西

（1）南侧窟群

洞窟6座，分上下两层， 各3窟。

底层有一中心柱窟。窟门外原有木构窟檐；另有一纵券顶窟，正壁开小洞室，侧壁各开两个小洞室。

（2）北侧窟群

洞窟20余座，沿崖壁联排，窟群总长100余米。以中心柱窟为中心，两侧对称布列小弄纵券顶窟。洞窟采用依崖土坯砌筑的方式。窟前由通常走廊及土坯建筑的遗迹。

洞窟特色

吐峪沟石窟兼有内地、龟兹两种石窟因素又具有某些独特的个性因素的现象，与高昌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

在唐以前，高昌是汉文化深入西北最西的一个地方，所谓“国有八城，皆有华人”是也，同时它也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第一个交汇之地，外来画风通过高昌传入内地，内地文化又通过高昌传向外域，而两者初步结合便产生了高昌特色的文化。 当然，这其中在高昌文化中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汉文化。走进谷西区第2窟就可以看到残留在南甬道两壁排列整齐、位于长方形边框内的坐佛，它们鼻眼上不提白粉，不做凸凹晕染，仅以线描画出具有汉人五官特征的形象。

在第3窟甬道顶上有忍冬、鳞纹、团花等纹饰带组成的仿汉式木构建筑平棋特点的斗四套斗图案，整齐规矩这中见繁缛富丽。加上涂以浅黄、赭红和石绿等亮丽的色泽，更显华丽多姿，虽然组成图案的某些纹样或取自龟兹，但图案风格受中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第4窟南北壁最有特色的是几列比丘禅观图，他们着双领下垂袈裟，或坐莲座、方座，或坐胡床，身旁是龟兹菱格图案中最常见的花树，左侧有汉文榜题，像这类比丘禅观图还见于谷西1和谷东5两个禅窟中。关于禅观图，在龟兹或莫高窟故事画中均有出现，但像吐峪沟这样铺满洞窟侧总装或窟顶的系列，比丘禅观图则从未有过，应是这里的独特形式。

谷东是洞窟相地集中的地方，现有5窟存有壁画。谷东第2窟为中心方柱式窟，柱体四面开龛，前室横券顶，上绘斗四式平棋，中心为莲花，主室正壁及左右壁给说法图。正壁上方绘声绘色相间排列的佛与菩萨，左右甬道给满 双领下垂式、有浓厚汉风的坐佛。谷东第4窟是这里唯一存在的覆斗窟，覆斗左右两披各绘一排立佛，前后两披伤口绘两排立佛，它们或袒右或半披袈裟，站姿略有动势，立佛之间以变形忍冬、联珠、三角纹等边饰分隔，色泽鲜亮，繁缛富丽。

谷东6窟为方形穹窿顶佛坛窟，各壁中部绘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下部一周绘本生及因缘故事，每壁7幅合为21幅，各幅间有白色竖行反文榜题相隔，从文体看颇似北魏写经体。本生故事即为高昌式构图，内中人物众多，情节有数个之多。窟顶则吸收龟兹之风，以圆莲为中心，周绕29个梯形条幅，由画莲瓣、立佛一周，坐佛两周，其外再绘以土红色为底的4圈小千佛，从而形成巨大的千佛构图装饰。此外，在后室窟门右侧，绘有三身头戴进贤冠、身着大领宽袍的供养人形象。

出土文物

2010年3月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吐鲁番研究院、龟兹石窟研究院三家单位合作，对吐峪沟遗址实施保护性考古发掘工作。

2011年春天清理出洞窟7处，有一处洞窟的后墙书写有大量回鹘文题记，面积约有2平方米，文字书写清楚，保存状况良好。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文书残片、木器、陶器等。新发现还包括约10平方米精美壁画，着汉服的供养人像等。壁画表现形式与中原壁画风格相呼应的特征十分显著。已经清理出的壁画超过200平方米，洞窟56处，包括礼拜窟、禅窟、僧房窟，以及一处重要的塔殿遗址、地面佛寺等；在多处洞窟前还清理出门道、台阶等重要遗迹，还发现多处洞窟改建、维修，乃至封闭等迹象，对于解决吐峪沟石窟部分洞窟开凿次第、洞窟组合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发掘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文书残片、绢花、木器、石器、陶器、雕塑、文具、纺织品，以及生活用品等。让考古人员振奋的是出土的数量众多的文书，包括汉文、粟特文、藏文、回鹘文、婆罗迷文等多种文字，有佛经写本、世俗文书和古书的注本等，还有卷轴。这些文书的发现对研究吐鲁番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而且大量文物还可以印证以前被盗绝的文物的关系，可使那些文物“归位”，这对于全面研究吐峪沟石窟寺有着重大意义。

2015年主要发掘区域为石窟群西岸南区窟群。总体上看，西岸中区窟群上下共分5层，左右依据功用和布局可分3个部分。中区北段由两个中心柱式洞窟、一组禅窟和相关窟前遗迹佛塔、僧房等构成。禅窟分为前后两室，在前室南北两侧的禅室内新发现有大量的回鹘文、汉文墨书题记和朱书婆罗米文题记。中区中段由一个中心柱殿堂和周边呈对称布局分布的僧房组成，均坐西面东，上下共分4层。中心柱殿堂分为前、中、后三室，后室为主室。后室与中室处于同一水平，前室与中室以三级台阶相连。后室为中心柱回廊式，在左右甬道和后甬道两侧均绘有壁画。中心柱殿堂左右各建5处僧房，分上下两层，僧房均分前后室，其中两个僧房内绘有壁画。出土有大量汉文、回鹘文纸质文书、纺织品等。中区南段主要为僧人生活用窟，分上下两层，布局十分复杂，后期改造和破坏干扰严重。发现大量用火痕迹，有炉灶、土炕、壁龛等。在其中的一个灰坑中出土有北宋年间的铜钱。

2015年12月5日，考古人员在对吐鲁番吐峪沟石窟寺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大量壁画、塑像残块和纸质文书。其中包括回鹘文－汉文双语完整卷轴、书写在桦树皮上的梵文残片、古藏文册页等。

保护措施

2014年1月12日，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吐峪沟石窟保护设施建设项目属自治区发改委审批通过的项目，总投资1097万元，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防洪坝、河道护坡、巡查步道等。

计划建设工期243天。该项目始终坚持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建设相融合的原则，通过降低防洪坝体高度并新建河道护坡等措施，既达到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要求，又满足了当地村民生活、生产用水的需求。

主要价值

吐峪沟石窟是高昌地区已知开凿年代最早的石窟，是中原佛教文化与西域佛教文化最早交汇的地区。洞窟形制和壁画遗存反映出多种文化对高昌石窟艺术的影响,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艺术宝库。

吐峪沟石窟附近古老的传统建筑形制的民居使用至今，在中国土质建筑史上也是罕见的。吐峪沟石窟周围的祆教墓葬、佛教寺院、伊斯兰教麻扎，反映了当地多种宗教、多种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

经过如此多的劫难和不幸，吐峪沟留下了石窟艺术的确是不多了。除佛教艺术史家们还依稀记得它往日的辉煌外，一般人已全然将其遗忘。然而，这里毕竟凝聚过高昌的历史，留下过高昌石窟艺术发展的一步步足迹，即便现在伤痕累累，也是高昌文明的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