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半坡遗址的发现，对我们现代社会应当是个极大的提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周边的地下探测和地面建筑，都应当是引起各界重视的事情。半坡这块土梁梁上既然能保留这么一块完整的古民居遗址，就近地域肯定有相同的地理、人文条件，也就存在着同类遗址的可能。可是，当时人都忙着盖工厂，谁都没有重视地下这些个村落。 结果，一九五五年春，当地市政上组织 ...

 

    半坡遗址的发现，对我们现代社会应当是个极大的提醒。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周边的地下探测和地面建筑，都应当是引起各界重视的事情。半坡这块土梁梁上既然能保留这么一块完整的古民居遗址，就近地域肯定有相同的地理、人文条件，也就存在着同类遗址的可能。可是，当时人都忙着盖工厂，谁都没有重视地下这些个村落。

          结果，一九五五年春，当地市政上组织人在半坡遗址北部，也就是现在的“半坡聚落区的墓葬区”取土，修建浐河桥东岸至国棉三厂约一公里长的那条路。在当时，这个工程范围算是相当大了，取土高程达一点五二米，动用的土方量也相当大。

         那时候，我还在西安整理半坡遗址发掘报告，事先并不知道当地在半坡遗址周围修路取土的事情。当时陕西地方组织的发掘队，也没有精力在遗址周边做出大范围的勘探。再说，当时的城市建设的探测和批准也都不很规范。

         记得是五月初，听人报告说在“半坡遗址”附近起土挖出来一批尖底瓶。我闻讯赶到后，吃了一大惊。挖掘的土方中确实零星的陶器和残断人骨，地上也散落着陶片和大块的骨骼，一眼便可看出确属“半坡聚落”同时代的墓葬区。于是我当即向取土工地负责人说明情况并征得其同意后，让人紧急停工，要求他们改在另一处取。我也停止了手头室内的整理工作，带了几个熟练技工赶赴工地，进行哪些墓葬的清理。

        当时国家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西安研究室”（不是陕西的考古所）是王伯洪同志负责，夏鼐所长在北京还兼着这个室主任。我当即给夏鼐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继续半坡遗址“后续发掘”。他很快回信，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我们那个时候做这方面工作很难。一方面，得配合地方基建工程，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即将来临的“大跃进”服务。一方面要进行学术研究，保护好地下文物，所里遭遇到的各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记得夏先生当时给“西安研究室”的回信很严厉，原文是：“半坡遗址墓葬区遭到破坏，很可惜，要赶快派人进行配合发掘。当然可以叫石兴邦同志继续发掘半坡的工作。”

         王伯洪同志接信后立刻通知我负责这项工作。我接到通知后，当即停止了资料整理，带上杨建芳、金学山、余万民、牛永禄等同志赶到工地，正式开始发掘。不长时间，我们就将残留的一百多座墓葬清理出来，并全部保留下来。负责筑路的领工看到我们对一小片陶片都那么珍惜，想到他们铲土闹碎的那些坛坛罐罐，只能望着我们连连叹息。

        当时，施工破坏了约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墓葬区，还有在聚落北部的居民区，至少将一座双连灶的大房子推掉了。我第一次到现场已经看到大量的遗迹暴露在外面，一间大房子中的双连灶、两个火烧的圆圈依然清晰可见……

       在一个考古工作者的眼里，当时的那个惨景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心里都很难过。

        还有一件事，我也得给后人留下真实的说法。

        在半坡发掘中，工地曾经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张云鹏怒回考古所”，另一个是“石兴邦沣东挖周墓”。

        为啥要将这两个事情，因为那时工地上的两个得力人物，一个是张云鹏，被我这个队长“骂”的撂挑子不干了，跑回北京去了。第二个就是我这个负责人，还跑去帮陕西地方闹那个“分外”的挖周墓，最终导致了工地出现俞伟超切掉一个大房子的事故。

         这两件事，确实都跟我考虑不周、粗心大意有关，我应当负领导责任。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也根本就没有一碗能端平的水。

        事情其实是这样的：一天，张云鹏负责的坑那是有点迹象，他要打掉继续下挖，我坚决挡了。结果，他一生气回了北京。这个人平时自尊心特强，脾气不好，人绝对是个好人，工作也细心，作图和实地操作都很专业细致，很受那些大学生尊敬。这类性子倔的人，工作能力也强。不愿意受人说的人，说明他做的就是比一般人漂亮。至于学术上的看法，有时也可以讨论，在这个方面他倒不是很固执。问题是当时在工地上，当事者那么多实习生的面，我毫不留情否定了他的作法，这应当算是我“领导艺术”不好，应当回来后两人私下谈谈，可能就没啥大事。那时我也很年轻没沉住气，结果，两个火爆脾气人碰到了一起，闹得前阵折将，确实算是我的过错。

        至于我为啥要跑到沣东挖那个西周墓，现在说说自己当时那点冤枉也无妨。

        十月份，沣东普渡村出了一座西周墓。当时陕西省上的茹士安和何汉南在那儿搞，北京所里来电话让我去协商一下，说这个墓很重要，省得地方同志经验不足出啥闪失。

        我这边工作本来忙得团团转，人都很不能生出三只手来，当时我应当给夏所长把这边情况汇报一下，再婉言回绝一下陕西那边。但是，那边真的没人，我们经常在一块协作，情况也都很清楚。反过来说，无论地方的工地活儿还是中科院考古所的任务，都是考古业务分内的事情，闹出闪失都是巨大的损失。于是呢，我也不好给所里叫那个苦。结果，我离离开工地那一周时间，这边就出了个切房子事故！

         到年底的汇报会，回到所以我和张云鹏就被一群人骂惨了。张云鹏的错误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言辞还较轻。针对我的那些话，已经不是批评了。记得陈梦家先生在会上义愤填膺地说：“半坡这么重要，让石兴邦破坏了，本人应当登报向全国人民道歉！”列席会议的《考古》编辑部有个年轻同志，干脆说我是破坏文物的民族“罪人”。我当时被闹得想不开，不知道他们这些说法都是啥意思。

        夏鼐所长是我的导师，两人平时也关系密切，他当然不还说啥。尹达这时却站出来，批评了我俩，其实更多的还是肯定和保护。针对我的问题，他说的大意是，作为负责人，丢下主要抓次要，有失职行为，应当接受批评。最后，才总结说：“我觉得今年田野发掘这边没问题，工作实在，报告也做得很翔实细致，石兴邦的工作成果可以肯定。”听了老先生这句话，当时我都哭了。当时，那真是既内疚又悔恨，还很感动，当然也有些委屈。

        现在想来，他们那些过激批评，也不是针对我个人，完全可以看出“半坡”当时那个影响在专家眼里的地位是多么重要。

——本文摘自《叩访远古村庄——石兴邦口述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