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二队、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先后参加武威白塔寺、临漳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阊阎门、广州南越王宫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6月15日，刘瑞研究员应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之邀，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做了一场名为“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制、汉制、南越制”的精彩讲座。疫情防控期间，出 ...

　　刘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华南二队、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先后参加武威白塔寺、临漳曹魏邺城、汉魏洛阳城阊阎门、广州南越王宫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6月15日，刘瑞研究员应西汉南越王博物馆之邀，在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做了一场名为“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制、汉制、南越制”的精彩讲座。疫情防控期间，出于控制人流的考量，也安排了同步直播，如有需要观看回放的观众朋友请至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官方微博主页点击浏览。

　　玺印，是古人用作信用凭证的器物，《说文解字》说：“印，执政所执信也。”作为凭信的意义的玺印要通过某种特定的载体才可体现，封泥就是玺印在泥上钤抑的产物，是玺印蕴含意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战国秦汉时期，往往会在某些器物文书等外置检囊等，然后在系绳上置泥而在其上钤抑印章。古人使用玺印在泥上钤抑的时间很长，但直到清代中晚期，封泥才第一次被发现。秦二世而亡，许多制度不见载于史籍文献，史学界虽言“汉承秦制”，但由于汉对秦制并非全盘继承，其中有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摒弃，以至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秦制的研究并不十分丰富。然而伴随着对秦封泥的辨识和大批秦封泥的发现与公布，两千多年大一统帝国之始的秦王朝历史有了以更清晰的面目现世的可能。地处秦汉帝国边缘的南越之地，也由这跳动于方寸之间的封泥而成为秦汉之制的特殊见证。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印文

　　一、封泥的收藏与研究历史

　　在《从秦封泥的发现看秦制、汉制、南越制》的讲座上，刘老师首先细致地梳理了封泥的收藏与研究历史。其中，吴重熹的《封泥考略》（1904年出版）“是编辑录封泥的数量居光绪三十年之前封泥谱录之冠，而且还将封泥辅以《史记》《汉书》和传世印章做了考释，使人们除了对封泥的形制有了初步认识外，更注意到封泥在印证史籍、补充史籍的重要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录封泥者多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及收藏大家，如罗振玉、王国维等。王国维对封泥的价值作了极高的点评，“足以存一代之故，发千载之覆，决聚讼之疑，正沿袭之误，其于史学裨补非鲜”，他认为“封泥与古玺印相表里”，封泥与玺印互为表里，“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是我们研究古代官僚制度和历史地理的重要凭证。

　　光绪九年（1883年），陈介琪在名为《十钟山房印举》，实为《十钟山房封泥》中收录封泥247枚。“西共丞印”是发现最早的秦封泥。

“西共丞印”是发现最早的秦封泥

　　1936年，王献唐编辑出版《临淄封泥文字》，收录封泥465枚，并指出秦封泥的特点为“皆有阑格”，为嬴秦印式。出土地点也与汉封泥不同，皆出临淄东门外。郑宇清则在系统梳理《封泥考略》中提出与秦有关的20枚封泥考释文字后指出《封泥考略》“将封泥归为‘秦’的主要依据为‘印文顺序’、‘印的大小’、‘字体’、‘有阑（即界格）和‘官名不见载’”，这五个标准基本也是我们现在辨识秦封泥的基本标准。

　　二、近年来秦封泥的发现与发掘

　　秦封泥的发现与发掘主要可见《秦代大封泥的重大发现》（《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1期）、《西安相家巷遗址秦封泥的发掘》（《考古学报》2001年第4期）等文章以及湖南里耶古城的出土材料等。值得注意的是，砖瓦等建筑材料是秦汉考古断代的一种依据，玺印多为传世之物，靠材质并不足以断代，封泥却是随着时代推移而产生用料的变化，故而亦能作为断代的标准之一。

　　从收集情况看，现已发表的秦职官封泥（中央职官、地方职官、乡部亭职官）为1843种8530枚；私印封泥499种675枚；此外吉语封泥6种6枚、无字封泥5枚、特殊封泥1枚，总计已发表秦封泥2350种9217枚。以目前所见秦封泥的外形而言，其大体可简分为泥团式和板状封泥，与战国封泥和汉封泥都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尽管时至今日，秦封泥的发现和研究都有了较大的突破，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如尚有巨量封泥有待公布；多数只有封泥泥面拓片，少数有正背面照片；封泥易碎；在封泥发表时，往往存在将已有封泥谱录发表，数量无法一致的情况；发掘品外的私人藏封泥有着多次转手的情况，其流传信息往往不公布，同一封泥可能会出现多次；藏家众多，封泥发表途径多样，使用不便。这些困难还有待学人克服，秦封泥要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更为清晰的“秦制”图景，仍待时间验证。

　　三、南越国封泥

　　南越国封泥以方形为主，横日字形，圆形为辅。以有界格为主，个别有边栏无界格（如“殿中”）、个别无边栏无界格（如“中啬夫印”）。封泥文字早期秀丽（如“殿中”），晚期文字则明显粗壮。考古发现的南越国封泥如下所述：

　　1、1979年4至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在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出土“家啬夫印”封泥1枚。

　　2、1983年8月至10月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组成的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在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西耳室清理出封泥9枚，东侧室出土5枚“衍”字封泥、西侧室出土6枚封泥；后藏室出土封泥15枚。

　　3、1995年至1997年间，广州市考古研究所发掘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中府啬夫”封泥1枚。

　　4、2003年底，广州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在广东省广州市南越王宫遗址发掘出土“殿中”封泥1枚。

　　5、2011年7月-2012年8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五华县狮雄山南越王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字封泥54品、无字封泥14品，有字封泥多为“定楬丞印”，还有“安”等封泥。

　　四、继承秦制的为“汉”抑或“南越”？

　　秦汉史和秦汉考古的研究中，“汉承秦制”是一个人们“认可”的“常识”，这是基于若干文献支撑和不断强化的判断，并非约定俗成又或者一家之言。两汉史家对“汉承秦制”都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总的来说即为“明简易，随时宜”。司马迁在《史记·礼书》中写道“（汉）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

　　秦汉制度的变化也体现在了封泥上。首先，从封泥所反映的印章制度看，在战国晚期秦已形成了稳定的使用界格的印章制度，到统一后将这一制度向全国推广，因此在统一后的秦郡封泥中，我们看到了高度一致的印章形态。无论从界格的使用，还是读法顺序，乃至于印章的大小都高度一致。显示出在秦统一之后，对作为国家派出到当地进行有效管理的职官“力量”体现的印章，进行过强有力而行之有效的统一，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从汉初诸侯国封泥看，汉诸侯国的印章，将之前统一后全国推广的秦印界格完全放弃，采用了无界格无边栏的在秦封泥中属于战国晚期较早阶段的印章制度。这种改变，从吕国、长沙国、齐国到楚国，在汉统治的广大地域内分布的诸侯国封泥中普遍存在。这明显地体现出，在汉王朝建立后，对秦的印章制度进行了主动而强有力的改变——如同秦在统一后全国推广新的印章制度一样。而恰在此时，虽名义上属于汉王朝的远在南方的秦将赵佗建立的南越国，并没有受到汉王朝“易章令”的任何影响，一直顽强地延续着秦的印章制度。因此，从秦封泥、汉初封泥、南越国封泥反映的印章制度的差异看，统一汉王朝对秦印章制度的否定应很彻底。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了大量秦完成统一后巩固统一的措施，如更名号，自称“始皇帝”。东汉蔡邕《独断》载：“秦以来，天子独以印称玺，又独以玉。群臣莫敢用也。”值得一提的是，“泰”字封泥应在统一之后，大西克也指出“泰”字是统一后新造的文字，原应为“大”。里耶更名木方，“毋敢曰王父，曰泰父”，“庄王为泰上皇”，均以“泰”字，而未用“大”。此外还有“大如故，更泰守”。

　　从文献和出土秦简牍看，在统一后始皇帝推行的强化统治等等的类似“书同文”的措施中，战国时期秦用的“大”被主动性的改为“泰”。“大”类封泥就应为战国秦封泥，“泰”类封泥为统一秦封泥。南越王墓出土“泰官”封泥，表明一方面是南越国制度的滞后，一方面则是南越国保留了秦制度。当然，从文献和出土印章、封泥的情况看，到了汉代，就“反向”地将“泰”变为“大”。我们同样从汉初诸侯国的封泥看，之前已经改过的文字，又被主动地改了回去。我们再也没有看到秦封泥中那么普遍的“泰”字的使用，无论是吕国的封泥，还是齐国、楚国的封泥，都统一使用“大”而放弃了“泰”。但恰恰还是在南越国，一直到武帝时期去世的第二代南越王的墓中，依然使用“泰子”、“泰官”等“泰”字印章）。这些对比，进一步说明了汉王朝建立对秦制度的改变，就如同秦对六国制度的改变一样，在自己统治区域内是多么的彻底。

吕大官印封泥，洛庄汉墓出土，章丘博物馆藏（正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齐鲁汉风》展览中展出）

“泰子”龟钮金印印文（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藏珍》展出）

“泰子”覆斗钮玉印文（于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藏珍》展出）

　　从秦封泥体现的秦职官和从文献和出土资料体现的汉职官的比较看存在着一个在职官种类和数量上的秦汉之间的“断崖式”消失。从我们通过秦封泥获得的秦职官目录看，虽然秦封泥中的不少职官在《汉书·百官公卿表》等文献中都有记载，但不少职官并不见于有着四百年历史积淀的汉代文献。仅以少府言，《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少府职官的记载虽然很多，其所记载的一些职官尚不见于秦封泥，但秦封泥中的大量职官在汉代文献中从未出现。

　　与两汉王朝的历史相比，一统天下16年的秦再加上战国晚期秦的职官，其体系要复杂许多。大量在秦封泥中出现过的秦职官，在进入汉代的纪年后忽然消失。项羽的破坏以及汉对秦宫台禁苑大规模主动放弃，是大量秦封泥中出现的宫台禁苑到了汉代不再出现的两个主要原因。汉初改秦的郡县制为郡国制，却在经历诸国之乱后又逐渐推行郡县制，在汉人“汉承秦制”记忆背后隐藏的，实际是汉初君臣对始皇制度的破坏和扬弃。可以这么说，汉继承最多的是秦始皇创设制度的大体框架，而具体的统治细节则被不断地削改。南越制度更多的是因袭秦制，在对秦制传承的许多方面是要超过汉制的，这和南越开国之主赵佗本为秦将，对秦制的理解比亭长出身的刘邦更为透彻，也更富认同感不无关系。

　　作为有着悠久历史记载和研究传统的中国来说，从秦始皇统一开始的两千多年中央集权统治，是我们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最重要的帝国时代。秦始皇如何完成统一、统一后如何维护统一，不仅为历代学者所关心，也是自秦汉考古发兴之后为考古学家所关注的问题。考古资料发现的“缓慢”、考古资料的“局限”等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问题研究的深入，但不断公布的简牍资料、遗址发掘资料，特别是巨量秦封泥的发现和公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之前的研究状况。两千多年大一统帝国之始的秦王朝历史，想来正隐藏在了一枚枚“跳动”的方寸封泥、一枚枚“柔软”而模糊的尺余简牍、一块块残碎而珍贵的遗址出土砖瓦之中，等待我们不断发现和阐扬。（讲座：刘瑞 整理：吴丹微）

　　（图文转自：“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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