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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考察”丨荣新江《随张广达先生初访克孜尔》

摘要: 【丝绸之路是世界上路线最长的文化线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2014年6月22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传承丝路精神,由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IASSRT)和中国博协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委会倡议每年6月22日的一周内在丝路沿线国家举办展览、演出、报告、知识竞赛等系列主题活动,在世界范围开展跨文化对话。本中心作为国际丝 ...

【丝绸之路是世界上路线最长的文化线路,是东西方之间融合、交流和对话之路。2014年6月22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了传承丝路精神,由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IASSRT)和中国博协丝绸之路沿线博物馆专委会倡议每年6月22日的一周内在丝路沿线国家举办展览、演出、报告、知识竞赛等系列主题活动,在世界范围开展跨文化对话。本中心作为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IASSRT)成员,特推出“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考察”系列文章,连续一周推送,敬请关注。】

图1.1983年张广达先生在乌鲁木齐讲课

荣新江《随张广达先生初访克孜尔》

我第一次访问克孜尔石窟,是19839月份的时候,算算已经是二十六年前的事情了。

  那一年8月开始,我们北大历史系几个研究生,一起走访了西安周边古迹后,看了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在兰州与开完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张广达先生会合,一路西行,经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除了榆林窟没去外,参观了马蹄寺、文殊山、莫高窟、西千佛洞等大大小小的石窟。当其他研究生们从敦煌折回北京时,我陪伴着张师继续西行。但北大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费少的可怜,所以我们在乌鲁木齐邀上新疆社科院考古所的蒋其祥先生、中亚所的王小甫学兄一起,租了一辆五座的北京吉普,翻过干沟,沿库尔勒、焉耆一路奔往和田,这一路上,我最想看的就是克孜尔千佛洞了。

  以前,我曾从20世纪初叶来新疆挖宝的德国人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的《新疆地下埋藏的宝藏》一书中,看到过雄伟的克孜尔石窟,还有里面繁复和精美的佛教壁画,又从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和勒柯克的考古报告及图录上,看到过克孜尔那些端庄秀美的雕像,色彩斑斓的绘画。对于那些带着德国人所起的五花八门的名称的洞窟,像什么航海者窟呀,红穹窿顶窟呀,佩剑者窟呀,日本人窟呀……总觉得这里面有着相当神秘的天地,对我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图2.1983年张广达先生在克孜尔石窟考察

  我们的车子到达克孜尔石窟的时候,正好赶上中秋节的前后,年轻人都回城里过节去了,只有几位年长些的工作人员,看护着这所圣地,热情欢迎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虽然素不相识,但他们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那样,对于我们的到访,给予了盛情的款待。

图3.1983年在锡克沁Shorchuq千佛洞考察

  (从左至右:王小甫、张广达、荣新江)

  “克孜尔”是维吾尔语红色的意思,当阳光照耀着它的时候,克孜尔塔格山呈现出一种赭红的颜色。因为石窟位于克孜尔塔格的南面,所以当地的老乡很早就把它叫作克孜尔明屋(明屋是千佛洞的意思)。我们住的地方所面对的石窟崖壁是克孜尔塔格的东南面,背着阳光,夕阳西下,山体看上去呈清灰色,给人以暮色苍茫的感觉。山前稍远处是流淌而过的渭干河水,潺潺流水,更增添几分清凉。遥想当年,佛教信众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在这穷山野岭中间,开拓出这样一片净土,使得来到这里的朝圣者,面对着庄严的佛陀,聆听涤荡尘念的水声,万千的烦恼,纷扰的世情,都会烟消云散。

  第二天一大早,太阳照在山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个石窟,或高或低,不规则地挂在崖壁上面。我们艰难地攀登上去,尽可能参观到每一个能够到达的石窟,但还是有大量的石窟我们无法攀登,只能望着裸露在外的窟顶壁画,慨叹一番。我们所能够登临的石窟,基本上都被20世纪初来到这里的探险队和探险者,即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德国的勒柯克和巴图斯Theodor Bartus、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俄国的别列佐夫斯基(M. M. Berezovsky)、英国的斯坦因(Aurel Stein)等多次“洗礼”,看上去满目苍夷,精美的雕像和木板画已被搬走;位于四面墙壁上较好的壁画已被切割;窟顶连环画般的本生故事图,中间被揭去几个菱形格,使整体画面零落不已;大量埋藏在洞窟内外的梵文、吐火罗文佛典被捆载而去;最可惜的是一些切割失败的画面,有些壁面变成了碎土,有些则还粘连在墙上,已经看不出是什么图像了。我手上拿着勒柯克的书,每进一个洞窟,都希望眼前一亮,能够看到他书中那些精彩的画面,但我一次又一次地失望,随着看完所有能够看到的洞窟,我内心的伤痛也随之加深。

  我们所能看到的经过西方、日本探险队之手的洞窟,只有洞窟形制和窟顶壁画还可以观摩。最有意思的是窟顶的壁画,根据格伦威德尔在他的考古报告上绘制的清晰线描图,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点名堂;而瓦尔德施密特(Ernst Waldschmidt)教授——他是我们在北京的“西域研究读书班”班长季羡林先生的老师——对于这些本生故事的解读,也可以让我们知道其中一些抽象的画面要说明的是什么。这里在古代是属于龟兹国的范围,按照佛教史传和求法僧的记录,龟兹是小乘佛教兴盛的国家,看到这些本生故事,我们可以想象来此苦修的僧人,正是以释迦牟尼为榜样,在山中苦行,期望修成阿罗汉果。我过去看记载玄奘西天取经历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其中记录了玄奘因为多年浸淫于大乘佛教,而对龟兹的小乘佛教颇不以为然的议论。看了克孜尔这些洞窟的绘画,我想他们各有各自的法门,并不一定要像玄奘那样贬低对方。

  新中国成立以后,克孜尔石窟建立了保管所,后来又成立了龟兹石窟研究所,从事整个古代龟兹王国范围内的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一些未被外国探险家染指的石窟,也陆续被发现,其中克孜尔也有十分精美的洞窟。遗憾的是,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正值中秋佳节,洞窟的钥匙被保管人员带到城里去了,我们无缘得见。

  虽然我们能够参观的洞窟有限,但克孜尔石窟山前、山后、谷东、谷西散布的各个石窟加在一起,应当不少于三、四百个。试想保存石窟最多的敦煌莫高窟,带有塑像、壁画的洞窟一共492个,克孜尔在它最为繁盛的时期,也就是公元57世纪的一段时间里,其规模应当与敦煌莫高窟相当,在西域全境,乃至整个丝绸之路上,克孜尔应该都是屈指可数的佛教圣地。然而,这里毕竟距离它的主要供养者——位于今库车县的龟兹王城里的王室、贵族非常遥远,所以,7世纪以后,大概随着龟兹王城周边大的石窟寺如库木吐喇石窟、大的佛寺如雀离大寺(今苏巴什佛寺遗址)兴起以后,克孜尔石窟就慢慢地衰落下去了。我们在这里找不到汉文的佛教壁画题记,有的只是一些游人题写,说明唐朝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后,克孜尔已经没有往日的荣光。玄奘在龟兹只是匆匆一过,他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或许说明他没有到这里来过。后来的求法僧人,不论开元时的慧超,还是贞元时的悟空,从他们的行记来看,也没有一位到过这个地方。

图4.1983年张广达先生摄于库木吐喇五连洞前

  

  带着几分遗憾,多少有些依依惜别的心情,我们告别了克孜尔,这一天的上午十点多开车离开保管所。那时从山崖上面下到克孜尔石窟保管所的路还是土路,有一定的坡度,我们租的四轮吉普因为没有前加力,所以往上冲个十多米就冲不上去了。我们四个人下来助推,司机师傅也急得满头大汗,可是这样上上下下十多次,怎么也冲不上去,想尽了我们所能想的一切办法,耗费了几个小时,也没有结果。于是,张先生派我下山求援。我找到留守在保管所的人,告诉他们我们遇到的困难,他们马上伸出援手,三个人和我一起,扛着一根粗大的树干上山。他们以往都是用这样的树干一点一点地顶住车轮,把那个冲不过去的坡顶过去的。我相信他们的经验,带着感激之情,与他们轮流扛着树干上山。

  当我们来到误车的地方时,四轮吉普不见了,所有的人也不见了,路旁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原来,在我下山的时候,克孜尔石窟保管所回城过节的年轻人们,坐着一台手扶拖拉机回来了,他们人多力量大,一下子就把车给推上去了。我们所遇到的这一点点困难,在克孜尔人的眼里算不了什么。我在保管所就听说,因为这里交通不便,曾有一个得了急性盲肠炎的年轻人,等送到城里的医院时就断气了。为了考察悬崖高处的石窟,曾有一个年轻人从高空摔了下来,魂归净土。想起这些,我望着眼前这一张张热情的笑脸,觉得都是红彤彤的,不知是我的眼睛湿润造成的,还是那座赤山映照的。我心中既敬佩他们,又感谢他们。他们也望着我们灰头土脸的四个人,让我们一路珍重。

  我以后去过多次克孜尔,唯有这次,给我的记忆悠长。

  2010/1/4完稿于大阪,原载新疆龟兹研究院编《龟兹记忆——新疆龟兹研究院(所)成立25周年纪念文集》,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20108月,19-22页。)


  文章已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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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荣新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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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孜尔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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