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 ...

　　

国家与文明

　　

国家起源，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20世纪以来引起长久学术争论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国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等同于文明起源。这个问题对于传统文献史学而言，似乎可以是不证自明的。但对于现代史学而言，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一方面，传统文献记载支离破碎无法在现代史学方法论中得以自明；另一方面，因为讨论对象差异、学科背景不同、学派师承有别所造成的理解分歧，造成诸如“国家”、“文明”之类的概念与阐释理论长期以来人言言殊。因此中国国家起源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都处在不同学科各自表述的阶段。自上世纪 20 年代考古学出现并介入中国上古史重建研究之后，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被科学地提出，并随着考古学科的发展与基础材料的积累而逐渐明晰。值此疫情期间，文研院希望延续既有的学术关怀，推出一组学者的文章，尝试梳理近年来学界在“国家与文明”议题上的重要进展。

今日我们推出该系列的第十一篇，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实验室唐际根教授和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的荆志淳教授合作的《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中文学术界选取殷墟进行发掘,既有传统石学影响的原因,更有现代西方田野考古传入中国的结果。在中国所有考古遗址中,殷墟的发掘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历史,可以由此观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程和时代特色。本文原载于《考古》2018年10期。

唐际根教授

荆志淳教授

殷墟考古九十年回眸

从“大邑商”到世界文化遗产

文 | 唐际根 荆志淳

殷墟为商王朝后期都邑，甲骨文中称为“大邑商”。殷墟对于中国考古学的意义，不唯其埋藏着丰富的地下遗存，更在于它的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息息相关[1]。

2018年是殷墟发掘九十周年。九十年来的殷墟发掘可以分为1928-1937年间的前十年和1950年以来的后七十年两大阶段（1937-1949年殷墟发掘停顿）。前十年的工作由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后七十年则先后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最多的是前十年的殷墟早期发掘。站在学术史的立场，后七十年的殷墟考古见证了中国考古事业更长时间的发展。系统梳理前后两大阶段殷墟发掘的背景、过程与成就，客观评价整个殷墟发掘与中国考古事业的关系，具有学术史意义。

一

对于殷墟早期发掘的历史意义，学术界普遍给出高度评价。许多学者认为1928年董作宾的首次殷墟发掘标志着现代田野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2]。个别学者甚至认为1928-1937年的殷墟发掘水平“走在了世界前列”[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考古学已经诞生于中国[4]。

要对殷墟早期发掘给出科学评价，必然要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中考察（表一）。

20世纪20年代初，在新文化运动的大气候下，史学界兴起“古史辩”思潮，即对以前的古史进行追问。顾颉刚提出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三皇五帝”所代表的传统历史观被彻底动摇[5]。在旧的史学观被打破的情况下，中国上古史是否有希望重建？又怎样重建？上世纪初的学界人士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正是由于形成了这样一个氛围，在历史学领域展开的古史辨运动“为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和发展准备了条件”[6]。

1919年的五四运动，适逢其时地将民主与科学理念带到了中国，从而为现代西方田野考古学在中国诞生提供了土壤[7]。

美国学者Gordon R. Willey & Jeremy A. Sabloff将上世纪初（1914年以前）的美洲考古学定义为“分类描述期”（The Classificatory-Descriptive Period）[8]，认为尚处在刚刚起步阶段。令我们意外的是，刚刚起步的西方田野考古学，很快便随着传教士、探险家和部分学者的步伐传到了中国。关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士在中国的考古活动，此前多有论著谈及，本文不再赘述[9]。

这些西方人士在华的探险活动和文物收集活动，显然刺激了中国学者，同时也给中国学者从事田野工作树立了榜样。“外国学者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不仅对于中国考古学的诞生有刺激和促生作用，而且为古代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对于他们学术上的贡献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10]。与上述西方人士的在华考古活动相似但又略有区别的，是个别中国学者代表西方学术机构的考古活动，如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这些考古活动，同样为现代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推波助澜。

表一：1928年殷墟发掘前的历史背景

考古学正式在中国落地之前，还有一个考古知识的传播阶段。西方考古学知识的传播大概有两种渠道。一是部分通晓西方学术的知识分子将西方考古学知识翻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二是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到西方学习考古知识。

20世纪的最初十年，许多学者通过在杂志撰文介绍西方考古学知识[11]。正当此时，李济、梁思永先后来到美国，直接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和考古学课程。其中，梁思永师从美国著名考古学家Kidder，不仅参加过Kidder主持的考古课堂讨论（Seminar），而且跟随Kidder到美国西南部参加考古实习[12]。李、梁回国后，为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最重要的人才条件。

宋代以来的金石学虽然也关注器物图像，但其核心一直是铭刻文字。1899年王懿荣偶然识别了甲骨文和1917年王国维从甲骨文中辑出商王世系，都应视为典型的金石学研究。殷墟发掘的直接原因是由于安阳发现了甲骨文。若无金石学的存在，中国考古学的首选发掘地或许会是其它遗址。

1928年开始的殷墟考古工作前后历时十年，围绕安阳小屯在不同地点共进行了15次发掘。学术界将此十年间的15次发掘称为殷墟早期发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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