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9年夏，我在前往法国东部参加考古发掘之前，《南方文物》的周广明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谈到他想在刊物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内容为介绍国外著名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学术贡献以及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与前瞻。他希望我能出面主持这个栏目，并就这个栏目的可行性、内容、稿源等具体问题提些意见并做些思考。　　此前我曾与广明多次讨论《南方文物》的版面和栏 ...

　2009年夏，我在前往法国东部参加考古发掘之前，《南方文物》的周广明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谈到他想在刊物上开辟一个新栏目，内容为介绍国外著名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学术贡献以及对中国考古学的评价与前瞻。他希望我能出面主持这个栏目，并就这个栏目的可行性、内容、稿源等具体问题提些意见并做些思考。

　　此前我曾与广明多次讨论《南方文物》的版面和栏目建设问题，但这个选题还从未考虑过，国内也无先例。不过这确实是个富有创意的好点子。其独特的视角在于，通过对有着不同学术背景的国外著名考古学家成长经历的介绍，我们了解考古学在各国的发展历史，跟踪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知己知彼，达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的，从而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可谓一举多得。鉴于此，我应允广明，尽力而为，促成此事。

　　在法国发掘期间，经过认真思考，我觉得这个栏目最好采取访谈的形式，一来操作性较强，再就是可以充分利用和借助那些与国内考古单位有合作研究项目的外方学者、海外进修学者和留学生的力量，大家合力来做这件事。但是，我也考虑到，一旦接手组织这个栏目，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也会因此占去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但值得试试！

　　考虑到即将采访的对象都是国际上一流的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大多功成名就、学术等身，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抑或有着良好的发展潜质，我想这个栏目不妨就叫“海外考古大家访谈”，这比较直白，也契合栏目的设计初衷。事既定，接下来便是仔细琢磨遴选哪些学者作为我们的访谈对象，同时还要考虑到每位学者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与中国考古学界有没有交往？并设计出采访主题，最后是将一封封伊妹儿（Email）发往世界各地。

　　……

　　2010年初，《海外考古大家访谈》栏目正式与读者见面。在这年的《南方文物》第一期，刊出了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考古研究所博士切尔奈赫（Е. Н. Черных）的访谈。这二人中，前者是研究旧石器时代中晚期考古、现代人起源、近东农业起源的权威，后者是欧亚草原冶金考古领域的开拓者。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这两位学者的成功采访可以说为此栏目开了个好头。

　　在我列入采访的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或后起之秀，也有一些是知名的汉学家、艺术史家、科技考古学家、冶金考古学家及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古人类学家。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曾有过在中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或与中国学者一起主持国际合作项目，或曾在（中国）北京大学或其他高校讲过学。其中，约有一半学者的研究领域为中国考古学、中国历史或艺术史，另一半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近东、地中海沿岸、欧洲、欧亚草原、美洲、非洲、大洋洲及东南亚等地的考古。

　　自2010年栏目开创到2019年底，这十年间，我们完成了名单中的绝大多数学者的采访，总计有28人。回想起来，这其中既有失而复得的意外惊喜，也有一些遗憾和失落。

　　2011年4月，那时我正忙于组织对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和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贝尔伍德（PeterBellwood）的采访，突然得知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福德（Lewis Binford）教授去世的消息，这令我非常沮丧，因为此前我已经开始筹备对他的采访，也想好了找谁去采访。后来，我给广明去信，谈到这件令我非常遗憾的事，不料马上收到他的回信，说吉林大学的陈胜前博士已经翻译了伦福儒（Colin Renfrew）教授20年前对宾福德的采访，这个消息对我不谛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宾福德教授是过程考古学理论的始作俑者，也是一位在学术界颇富争议的人物。2010年，即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国际天文学会将第213629号小行星命名为“宾福德星”，以表彰他在考古领域所作的杰出贡献，由此不难看出此公在科学界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不过，与另外两位学者擦肩而过就只能留下遗憾了。

　　2015年，我开始筹划采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2000年我在纽约的一次会上结识了这位和蔼可敬的学者。他是西方汉学界研究甲骨文的权威，也是研究商周历史的巨擘。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他曾任《古代中国》（EarlyChina）主编。他撰写的《商代史料》一书对研究甲骨、殷商历史有卓越贡献。不巧的是，当我在国外找到合适人选将要采访他时，吉德炜教授已病重住院，不久便去世了。

　　另一位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文化研究所的库兹敏娜（Е. Е. Кузьмина）教授，她是俄罗斯研究欧亚草原史前至青铜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2000年在剑桥大学举办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欧亚草原的开发”学术会上，我与她相识，但联系不多。后来有一年，俄罗斯科学院为她举办祝寿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时间关系没能前往。可惜，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耽误了对她的采访，2013年她也过世了。

　　还有几位也很遗憾。第一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贝格利（Robert Bagley）教授。他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专家，《剑桥中国古代史·商代考古》的撰稿人。我曾委托他的博士研究生采访，但贝格利教授婉言谢绝了，说他从不接受采访。第二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菲兹杰拉德—胡博（Louisa G. Fitzgerald-Huber）博士。路易莎是我的好朋友，她的丈夫霍斯特（Horst）是研究文天祥的汉学家。每次我到哈佛大学都会得到他们的热情关照，并获赠我美国出版的有关欧亚考古方面的新书。路易莎钟情中国的考古和艺术史，对中国史前时期的彩陶有深入研究。并写过两篇研究二里头文化的文章2，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可惜，在本书截稿之前没能完成对她采访。第三位是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著名的动物考古学家梅铎（Richard H. Meadow）博士，对他的采访也没能按计划完成。

　　201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采访录。我决定增加三位老一代学者，使这部书的内容更为全面和充实。

　　第一位是纪念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博士的文章。此公1914年受聘于中国北洋政府，任农商部矿政司顾问。在华10余年间，他对中国早期的矿业开发和地质学、古生物学的调查有不少开创之功。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即由他首发嚆矢，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此外，他还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进行大范围的史前考古调查发掘，发现并命名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和原始社会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位是美国知名考古学家马尼士（R. S. MacNeish）。他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中美洲考古，是探索美洲农业起源的先驱人物，有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1993~1996年，他与北京大学、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长江中游的赣东北地区开展稻作农业起源的考古，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2001年1月，他不顾体弱年高，亲自驾车前往中美洲考古，不幸在途中出车祸去世。我将一篇回忆他的文章收录进来，以纪念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江西的合作。

　　第三位是著名华裔美籍考古学家张光直（K. C. Chang）教授。张先生是在中美考古之间构筑桥梁的重要人物，他将中国的考古和悠久的历史介绍给世界，同时也将西方的考古学、人类学理论引入国内，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张先生不幸于2001年初去世。本书收录了陈星灿先生1996年对他的访谈，籍此表达我们对他的纪念。

　　张光直先生对中国上古史有精到的研究，他在《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学说的草稿》一文中强调：“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为此他进一步指出：“根据中国上古史，我们可以清楚、有力地揭示人类历史变迁的新的法则。这种法则很可能代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化连续体的变化法则。因此，在建立全世界都适用的法则时，我们不但要使用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尤其要使用中国的历史经验。根据这些历史事实建立的法则，其适用性会大大加强。”此即张先生长期倡导的用世界性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观点。他希望透过对中国文明进程的了解和发展模式的建立，为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作出创造性贡献。他认为，中国文明是透过政治权力的作用而建立的，这种模式因与以西方经验建立的文明起源模式有着显著不同而独树一帜，并因此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从而确立了中国文明研究的重要地位。他的这些学说尤为值得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发扬光大。

　　本书介绍的这批学者之所以能成为考古“大家”，其先决条件是每位学者都对考古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怀有对人类历史的强烈兴趣。以巴尔—约瑟夫教授为例，它生长在以色列这个遍地都是文物古迹的国度，打小就受到浓郁的历史文化熏陶，并造就了他立志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理想。还有俄罗斯的切尔内赫教授，他念小学时，正值残酷的卫国战争期间，他一直坚持苦读，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对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其他那些接受我们采访的学者也都有着大致相似的成长经历。可见，兴趣的有无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基因，更多的还是这些“大家”具有的勤奋、刻苦、天分、机遇及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他们走过的学术道路不仅是个人的宝贵经验，也是一笔难得的学术财富，更是考古学思想史和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考古学的真谛是人与人的历史，一部真正的学科史应该是由一个个富有激情的思想者所做的一件件具体工作、研究案例以及他们的真知灼见、情感、经验和丰富的生活阅历层层累积起来的，如果缺失了一个个活生生的考古学家，考古学、考古学史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透过这部采访记，还可间接地感受到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考古学所走过的艰难历程和经历的翻天覆地变化。特别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合作考古大门的开启，为中外学术界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进而在借鉴和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学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上获益良多，这也为我们融入国际考古大家庭和进入学术研究的主流奠定了基础。

　　如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栏目创办已整整十年。记得2010年栏目创办之初，我在开篇词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在筹建《海外考古大家访谈》栏目的过程中，我渐之萌发出一个“得陇望蜀”的奢念，即可否在不远的将来，能将此栏目采访的海外著名考古大家的访谈辑录成册，作为《南方文物》的“副产品”提供给国内的读者。我想，这也是考古界同仁所期待的。

　　历经十年的努力，梦想成真，可喜可贺！本书出版之前，我们根据每位学者的学术贡献为每篇采访起了新的篇名，希望能起到画龙点睛的目的。

　　最后在这里要感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南方文物》，特别要向周广明先生表达我们深深的谢意，十年来他为此栏目耗费了很多心血，贡献良多，可以说，没有他对构建此栏目的提议和热情的投入就不会有今天这部书。同时，我也要感谢所有接受我们采访的各位“大家”，以及所有参与“大家”采访、翻译和整理的各位女士和先生，他们的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排序）：

　　丁山（James Williams）、于璞、方辉、艾婉乔、付巧妹、龙啸、李冬冬、李浩北、李志鹏、李英华、刘歆益、刘岩、吕鹏、朱萍、吴小红、陈星灿、陈伯桢、陈胜前、陈雪香、宋吉香、张良仁、张莉、洪晓纯、杨旭、杨谦、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姜胡寿、秦小丽、唐小佳、涂栋栋、曹大志、曹业宬、彭鹏、温成浩、温睿、樊一粟、魏峭巍。

2020年初，匆匆于海南—成都旅次，后定稿于北京

（本文电子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