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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今日|一份电报:发现佛光寺东大殿

摘要:   图/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1937年7月7日,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一封电报,告知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事宜。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头条发布在五台山佛光寺首次发现了中国现存唐代建筑的新闻。本期作者:张 荣上世纪初,朱启钤先生发现宋代《营造法式》一书,并将其重新刊印出版 ...

  图/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

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

1937年7月7日,营造学社接到了梁思成从山西五台县发来的一封电报,告知在五台山佛光寺发现唐代木构建筑事宜。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头条发布在五台山佛光寺首次发现了中国现存唐代建筑的新闻。

本期作者:张 荣

上世纪初,朱启钤先生发现宋代《营造法式》一书,并将其重新刊印出版。1930年,朱启钤先生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以一个私人研究机构的方式,聘请了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批年轻学者,开始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并编辑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布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新史学的方法论逐步建立起来。王国维在其古史研究中率先提出以文献和考古学材料作为历史证据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将其精辟地总结为:“取地下之宝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营造学社建立了以中国传统文献研究与西方建筑测绘调查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营造法式》、《工程做法则例》的研究,破解了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文法”,并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发现测绘研究了一大批重要的古代建筑实例,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佛光寺东大殿,其发现经历至今让人津津乐道。

出发:在纸上遗文指引下寻找地上宝物

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完婚并回国,在沈阳东北大学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梁思成夫妇回到北京。1931年,朱启钤聘请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1932年,朱启钤聘请从日本学成归来的刘敦桢担任文献组主任。营造学社的学术团体架构基本完成。

从营造学社的机构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出朱启钤明显受到“二重证据法”的史论影响,希望从“法式”和“文献”两个方面开展对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

在确定了研究方法后,面对中国数量众多的古代建筑,田野调查的顺序和区域,梁思成有明确的计划: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古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 ‘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的……”[1]

从1932年开始,营造学社在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的带领下,从对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开始,分成若干小组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田野调查工作。由此开始至1941年的十年田野调查过程中,营造学社成员调查了200多个县市,超过2000座古建筑,并将大部分的调研成果通过《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和其他的报纸杂志向社会发布。

图/《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一卷一期(1930年7月)

刺痛:“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

日本学者关野贞在1929年,向万国工业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判定中国千年以上木结构建筑“一个亦没有”;并说,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来。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时局下,日本学者这些言论深深地刺痛了营造学社的年轻学者们。1932年6月,林徽因在给胡适的回信中写道:

“思成又跑路去,这次又是一个宋初木建——在宝坻县——比蓟州独乐寺或能更早。这种工作在国内甚少人注意关心,我们单等他的测绘详图和报告印出来时吓日本鬼子一下痛快痛快,省得他们目中无人,以为中国好欺负。”[2]

梁思成、林徽因都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希望通过努力的研究工作,在没有硝烟的学术领域战胜日本研究者,打破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断言。营造学社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距离他们梦寐以求的唐代建筑,仅仅欠缺一点运气和一个机缘。

根据莫宗江回忆[3],当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是营造学社理事,他为营造学社提供了一个研究室,在这里可以查阅到各种最新出版的书籍以及中国的地方志书。营造学社从这里借阅了一部书——法国学者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4]。《敦煌石窟图录》是一部公布最早且内容较为全面的莫高窟壁画图录,梁思成在1932年3月发表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和宫殿》就提到了这部书,“伯希和曾制摄为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其中各壁画上所绘建筑,准确而且详细,我们最重要的资料就在此。……在第一一七窟,更有五台山图(第三图),其中所表现伽蓝数约有二十三四处,也都是那样配置。”

图/敦煌石窟61窟有一幅五代壁画《五台山图》[5]

我们可以看出,在1932年,梁思成就已经注意到了敦煌莫高窟文殊堂里的这幅五台山图,我们不确定梁思成是否当时注意到了其中一座寺庙名称正是:“大佛光之寺”。但壁画中显示,在五代时期,五台山上寺院林立,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的五台山或许留存有五代甚至之前唐代的寺院建筑。

但由于需要田野调查的古建筑很多,人力和时间有限,营造学社优先调查有明确线索的古迹。比如,1933年,梁思成和莫宗江调查赵州安济桥,就是根据广为流传的民谣:“北方有四大胜迹,著名得非常普遍,提起来,乡间的男女老少大半都晓得的‘沧州狮子应县塔,正定菩萨赵州桥。’”[6]在这之前,营造学社对歌谣里面的另外两处:应县木塔和正定隆兴寺都完成了调查。

图/赵州安济桥测绘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营造学社第一阶段田野调查主要成果蓟县独乐寺、正定隆兴寺、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应县木塔都是辽宋时期的木构建筑,价值都非常高,其做法也都很好的与《营造法式》相对应,让梁思成等学者使用中国建筑的“文法”来解释中国建筑的特征及文化越来越深入与熟练。

发现:守候千年的佛光真容禅寺

1937年6月,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也是营造学社第一阶段田野调查的最后一站。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营造学社调查队出发,前往五台山开展古建筑田野调查。这次根据敦煌壁画指引但并没有明确目标的调查,反而成就了营造学社最重要的古建筑发现,为梁林传奇的人生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7年6月,我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莫宗江、林徽因、纪玉堂四人,到山西这座名山,探索古刹。到五台县城后,我们不入台怀,折而北行,径趋南台外围。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下面可以俯瞰田陇。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近山婉婉在眼前,远处则山峦环护,形式甚是壮伟,旅途十分僻静,风景很幽丽。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到达豆村附近的佛光真容禅寺,瞻仰大殿;咨嗟惊喜,我们一向所抱着的国内殿宇必有唐构的信念,一旦在此得到一个实证了。”[7]

梁思成及其同仁通常都会对田野调查的旅程做记录,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到发现佛光寺的行程,从北京乘车到五台县,然后骑着骡子进入五台山。从这些浪漫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时局的动荡与路程的艰难,也可以看出营造学社成员对祖国河山的热爱和对理想的坚持。

到达佛光寺已经是黄昏时分了,在初步判断东大殿为唐代遗构后,所有人都舍不得离开。林徽因提议在大殿前铺上席子、毯子,坐在殿前,沐浴着夕阳的余晖,边欣赏东大殿,边吃晚饭。找寻唐代木构的夙愿终于达成,相信那一刻众人心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无与伦比。

在调查东大殿的十天时间里,营造学社四位成员暂住在文殊殿北侧建于明代的“香风花雨”楼里面。每天白天测绘摄影,晚上整理图纸。

图/佛光寺香风花雨楼夜景图(根据照片制作) 制图:倪浩然

图/佛光寺东大殿剖面草图与成果图(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藏)

虽然通过对东大殿铺作做法和建筑形制,已经初步判定了这是一座唐代遗构,但是对东大殿始建时间的确认靠的是林徽因远视的眼睛。梁思成他们在忙着对东大殿做测绘、摄影过程中,林徽因注意到在梁架上有一些模糊的题记,立刻派纪玉堂找附近村民搭设简易脚手架用沾水的纱布进行擦拭,辨认出上面写着“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林徽因想起来,这与东大殿门前的经幢上的文字:“女弟子宁公遇”可以对应,经幢上还写有东大殿明确的始建时间:“大中十一年十月廿□建造”[8]。据此可知佛光寺东大殿于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十月二十日建成。东大殿建造的出资人——佛殿主宁公遇的等身塑像就静静的端坐在主佛坛的南侧,她在这里已经静静守候了1080年。

其实在梁思成、林徽因发现东大殿之前有一个小插曲。目前我们能看到最早的佛光寺东大殿的照片,并不是营造学社在1937年拍摄的,而是在1927年关野贞、常盘大定出版的《支那文化史迹》中。在1922年和1925年,当时的日本学者小野玄妙,以及后来聘请的太原“美丽兴”照相馆对东大殿拍摄了七张建筑照片。当时关野贞、常盘大定他们注意到了佛光寺内的塑像与经幢,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建筑“文法”的认识,缺乏中国早期建筑特征的认识,他们认为:“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9],最终和中国唐代木构建筑的发现失之交臂,并得出中国已经没有唐代以前建筑的错误结论。

图/佛光寺照片,1927年《支那文化史迹》

在五台山调查完毕到达代县后,梁思成他们方才听说“七七事变”爆发,于是匆忙赶回北平,开始了向西南流亡的生活。

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一触即发的时间点,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打破了日本学者“中国没有唐代建筑”的断言,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提升了中华民族自豪感。佛光寺东大殿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学者在中国建筑史学领域反超国外学者,中国建筑史学学科开始由中国学者独立建立起来。

价值:“古建筑第一瑰宝”

1944年,克服重重困难,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复刊停顿七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并正式发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10]与《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续》[11],这一篇推迟了七年发表的论文,代表了梁思成、林徽因对中国建筑田野调查、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篇里程碑的论文里这样评价佛光寺东大殿:

“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几座殿塔,几乎全是国内建筑的孤例。佛殿建筑物本身已经是一座唐构,乃更在店内蕴藏着唐代原有塑像、绘画和墨迹,四种艺术萃聚在一起,在实物遗迹中诚然是件奇珍。佛光寺东大殿不但是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视的一件东西。”

回顾佛光寺东大殿发现经历,一对学贯中西的建筑史学开创者,在中华另一项伟大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指引下,在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发现这座蕴含着中国“艺术黄金时代”[12]的建筑代表作品。今天,我们来到佛光寺东大殿前,瞻仰这座豪劲、精美的唐代艺术品时,都会遥想到八十多年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对神仙眷侣对中国建筑史学做出的杰出贡献。

精彩预告


中华古建第一瑰宝

佛光寺系列视频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第五版头条发布在五台山佛光寺首次发现了中国现存唐代建筑的新闻。

2020年7月9日,CHCC出品《佛光重现》系列视频第一集:千年后的相遇,将在清源文化遗产自媒体矩阵发布。该系列随后还将有佛光寺营建密码解读,佛光寺唐构、塑像、壁画、墨迹四绝欣赏等主题发布。敬请期待!

小小剧透,不要太心动哦~

小编悄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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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全国建筑历史学术讨论会——10月13日上午大会梁思成先生发言记录(1958),朱涛,《梁思成与他的时代》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

[2]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9卷,黄山书社,1994年。

[3]1995年7月7日,王军采访莫宗江谈话,录音整理,王军,《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建筑学报,2017年第06期。

[4]Paul Pelliot,Les Grottes deTouen-houang, Paris,1914-1924.

[5]文中对敦煌莫高窟的编号为伯希和编号,目前敦煌莫高窟使用的编号为1964年编号,该窟为第61窟,被称为:文殊堂) 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和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年3月。

[6]梁思成,《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附小石桥济美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年3月。

[7]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荟萃在一寺的魏、齐、唐、宋的四个孤例;荟萃在一殿的唐代四种艺术》[J]. 文物参考资料. 1953(Z1)

[8]张荣、雷娴、王麒、吕宁、王帅、陈竹茵,《佛光寺东大殿建置沿革研究》,建筑史,第41辑,2018年6月。

[9]【日】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五卷,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8。

[10]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一期,1944年10月。

[11]梁思成,《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续》,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二期,1945年10月。

[12]“唐代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是黄金时代。承秦汉六朝遗风,以汉族固有的基础加上印度传来的‘希腊佛教’(Greco-Buddhist)影响,成为这成熟的艺术”梁思成,《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和宫殿》,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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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 荣

  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总经理兼副总工程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古代建筑保护研究、石窟寺保护研究

  编著《佛光寺东大殿建筑勘察研究报告》等专著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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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胡玥,排版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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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作者:清源大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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