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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位学者在云冈 说了什么？
6月24日，“云冈学”建设座谈会在山西太原召开。会议采用视频会议与现场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山西省内专家在太原参会，省外专家通过视频参加会议。云冈石窟研究院将相关学者发言整理成文，特此刊发。
赵瑞民（山西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云冈学是人为学科，与“红学”、“郦学”属于一个类型，以研究对象为学科，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去研究都是可以的。“红学”，她是以研究对象为主题形成的学科。“郦学”，研究者把《水经注》作为一个学科，它不叫“水学”而叫“郦学”，这就是人为学科。说起“红学”——《红楼梦学刊》，红楼梦本身是部小说，但是从各个角度都能研究。所以云冈石窟也可以从各个角度做研究，与考古学有关系，与历史学同样有关。
云冈学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也是美术史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也与佛教有关，从专家队伍来看，美术史方面和佛教史方面需要加强，从这两方面开展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云冈主题就是佛教造像，应该有佛教史方面的专家参与。80年代五台山成立了佛教史研究，整合五台山佛教研究力量，联合起来做云冈的佛教研究。齐聚诸多方面的专家，组织专家深入讨论，制订研究规划、课题，联系研究队伍。如此，出一批成果后，云冈学的规模就基本成形。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首先要考虑它的研究对象，对象分核心内容和扩展内容两种，前者应该是以云冈石窟佛教、历史、艺术、文化遗产、古建园林、保护传承、地理环境为主要研究方向。考虑到云冈石窟只是个佛教石窟寺院，云冈石窟的产生和发展，它的动力不是云冈石窟的寺院本身，而是位于东部的平城。实际上，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室集全国之力兴建的，它是北魏平城政治文化和信仰的产物，因此扩展的“云冈学”内容，理当包括北魏平城的历史文化和北魏时期的所有遗存。它应该涵盖如下领域：一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佛教石窟寺院及其宗教艺术；二是平城遗址及其北魏墓葬；三是北朝历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四是民族汇聚与北魏族群大数据。
云冈石窟是北魏时期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民族融合、中西交流的结晶。因此，“云冈学”一定要继承北魏的优秀传统，具备开创性、多元性、开放性和多学科、跨领域的特点。
狭义的“云冈学”在体量或内涵两方面都逊于敦煌学，但广义的“云冈学”完全可以媲美敦煌学。现在云冈学的学科建设，需从最主要内涵抓起，首先应当设定几个科研方向，争取几年内能出成果。根据现在情况看，近期出成果的最大可能性还在云冈石窟研究院，科研人员和配套机构等基础较好，可以在《云冈石窟全集》的基础上继续做《云冈编年史》、《云冈石窟分类全集》和《云冈石窟洞窟调查报告》，完成《云冈山顶佛教寺院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和《云冈窟前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同时在科研过程中带出一批年轻学者，至于中、长期成果，应该放眼于全省乃至全国。
另外，“云冈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敦煌有《敦煌研究》，云冈石窟研究院也该把以前的《云冈石窟研究院院刊》改为《云冈研究》，并改变以前内部发行方式，申请正式刊号，以便能吸引和及时发表有关成果。资料中心也需要考虑，云冈资料中心需要大大拓展，收集购置一切与“云冈学”有关的资料，为深入研究做好准备。“云冈学”的形成只能在发展中完善，其定义、方法和理论，都须在实践中探索和充实。
杭侃（山西大学副校长、教授）
云冈学研究核心内容是云冈石窟本体，要在研究深度和广度上进行扩展。现在中国的大型石窟能拿得出来的考古报告也只有日本人的十六卷本中有。近些年，云冈石窟研究院所做的《云冈石窟全集》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日本学者的不足，但是严格意义上讲，这还不算是考古报告。基础报告相当于看病的病历，所有的研究要以此为基础。考古报告做出来才能加深云冈研究，云冈的研究目前主要还集中在石窟本体，宿先生所说的云冈的影响之广我们现在也没有充分做出来。宿白先生给予云冈研究很高的学术期待，云冈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待加强。云冈研究有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有待我们去开展，有很多领域需要我们多学科合作加以深入。
云冈学研究扩展内容应该是平城时代和平城时代以前，包括怎么样形成统一的局面。这涉及很多方面，比如里坊制度，比如形成石窟的这批开凿者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就要与城址、墓葬等资料结合。二十四史大家都翻来翻去，中国史要深入，就要依靠地方史的研究，所以云冈学在学术上要有引领意识。
此外，云冈学的建设要有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加强研究力量、学生的培养。除正规学校培养人才外，还要组织课程对全国石窟寺人员进行一个专业培训，希望可以延续宿白先生曾经在云冈组织的全国佛教考古人员培训班，这是一个很好的扩大影响的方式。
李书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习总书记来云冈石窟考察，为云冈石窟的发展带来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对于“云冈学”，我谈三点认识。
一是要解决组织问题，如设立高级研究所，或是设置在大学里，没有组织其他工作就难以开展。
二是要解决经费问题，比如敦煌学的研究，经费可观。
三是要发挥好云冈石窟的优势 。首先是石窟本身的优势，例如宿白先生所提出的“云冈模式”。模式很重要，是以国家力量推行的。其次北魏佛教的发展在中国佛教史上处于巅峰时代，佛教在当时是国教，只有北魏时代如此，像教是要起教育作用的，这是一种优势。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通过丝绸之路，云冈石窟受到了犍陀罗、秣菟罗的影响，也受到了希腊文化等的间接影响。中国的佛教文化也影响到了日本等国家，这种影响并不是从唐代才开始的，而是从北魏便已经开始了，北魏的佛教与唐代的佛教之间是有所联系的。最后云冈石窟的新征程新发展，还需进行更多的会谈，需要更多的力量加入。
吕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教授）
敦煌学的发展，和藏经洞发现的文献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就是一个很国际化的研究。我认为故宫学的发展过程是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包括故宫的所有建筑、收藏的上百万件藏品、宫廷的历史文化以及相关遗存、明清档案、清宫典籍、故宫博物院的历史等，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目前来看，故宫学的发展是持续的，有一定影响力的。故宫学是以故宫为中心，辐射沈阳故宫、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等与明清宫廷有关的皇家遗存。故宫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等对故宫长期进行研究的学校构成学术共同体，促进了故宫学的发展。
云冈学与故宫学建设初期情况有些类似。从实践操作角度来讲，首先要设置一个云冈学的中心机构，确定出研究对象，整理出研究资源。云冈学的涵盖范围应该包括石窟艺术、佛教传播历史、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史、文化学研究、考古学、北魏时期的城市及寺院建筑的研究等。云冈学的核心一定是云冈石窟，还要将大同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特别是将北魏平城也作为重要研究对象。这一时期从历史文化研究方面还存在许多缺环，尤其从建筑史的研究角度来讲，这一时期是城市发展、建筑成熟的关键时期，但是恰恰这方面研究比较少，材料比较缺，希望云冈学在这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填补空白。
从敦煌学和故宫学的建立发展的经验来看，云冈学要以云冈石窟研究院为核心来构建，因为只有云冈石窟研究院才是真正会全力从事云冈石窟研究的单位，所以要解决云冈石窟研究院行政级别的问题。敦煌研究院之所以能够持续地、全力地推动敦煌学的发展，与它的行政级别是密不可分的，敦煌研究院作为一个厅级单位可以避免它受到一些其他影响，提高行政级别对于云冈学的发展有很大作用。
另外，一份很好的专业期刊可以吸引专业研究成果的发表，集中云冈相关的研究成果。以故宫学为例，一份《故宫博物院院刊》，定位为专业期刊，它的品质已经相当高了。另外一份《紫禁城》，定位为科普刊物，它对于社会了解故宫学及相关内容，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掌握的知识，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在当前学科建设的初始阶段，首先要整理汇集以往的学术成果，然后通过各种平台来宣传这些成果。
还有，要推动云冈学的发展，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与山西大学建立学术共同体，在省里支持下招收一些云冈学的研究生，针对云冈学建设要求开展课题研究，在短期内获得一批有针对性的成果。此外，云冈石窟研究院应该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对重大项目进行攻关研究，有助于在云冈学建立初期形成一些有份量的成果。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应该争取国家文物局研究基地、石质文物研究保护基地等。
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先要确立云冈学的研究对象。比如敦煌学的研究对象有石窟、写本、简牍等，目前仍有未进行考古发掘的墓葬等内容。与云冈有关的所有内容都应该被囊括到云冈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云冈石窟，云冈地区的历史、地理、水系、遗产保护、石窟寺考古、大同地区考古，云冈的相关历史文献和碑志材料等。要界定云冈学的研究范围，是云冈石窟本身，还是云冈镇或大同地区，亦或是更广的塞北地区，这需要历史、地理、地方史志学者共同研讨，可分为核心部分、边缘部分、相关联部分。云冈学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学科，要带动周边，要把云冈石窟和其他石窟关联起来，做对比研究等。
其次，在确立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对云冈学术研究史进行系统的、全面的梳理。文献资料一定要整理出来，要建立云冈的史料丛刊、图录，还有云冈学杂志。从各个视角进行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是为了奠定云冈学研究基础。
再次，要有研究的理论方法，从方法论上要重视起来。从中西交通、丝绸之路、游牧与农耕、民族学等多方面切入来看云冈石窟的建设以及平城的城市建设、人口的迁徙等，把云冈学做大。现在跨学科合作发展成新学科的现象在高校中比较多，云冈学要吸收和借鉴敦煌学、龙门学的优点，并发现和总结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把云冈学的学理建立起来。
李淞（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一是要放大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