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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林徽因与山西的不解之缘

摘要: 导语中国古建筑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同时又因其多为木结构很难留存。在这个问题上山西是一个特例,有“中国古代建筑遗留最密集的地区”之美誉。据统计“唐代建筑全国仅存4处,都在山西;宋以前建筑,仅存百余,70%在山西;这里还有明清古建万余座。”然而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绚丽夺目的山西古建大多还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锁在深闺人未识。梁思成和林徽因, ...


导语

中国古建筑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同时又因其多为木结构很难留存。在这个问题上山西是一个特例,有“中国古代建筑遗留最密集的地区”之美誉。据统计“唐代建筑全国仅存4处,都在山西;宋以前建筑,仅存百余,70%在山西;这里还有明清古建万余座。”然而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绚丽夺目的山西古建大多还只是一段尘封的历史,锁在深闺人未识。梁思成和林徽因,这对中国现代建筑史上的佳偶,是他们在与营造学社的同仁对中国古建筑的大规模考察中,四到山西,发现了五台山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佛光寺,以及大同上、下华严寺,大同云冈石窟,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木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晋祠圣母殿、鱼沼飞梁等古建奇葩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重要价值,并因此而得以破解成书于宋代的古代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

01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等一起从北平出发,为调查大同古建和云冈石窟第一次奔赴山西。

此行的第一站是大同。但是没有想到,在这曾经是北魏政治中心的故都,梁思成一行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下榻之处,所有的旅店卫生条件都极差。幸亏大同车站的站长李景熙是梁思成在美国时的同学,承他与车务处的王沛然二人将他们接到家中,并为他们腾出房舍,供他们住宿。但是这众多人的饮食也是个问题。不得已找到大同市当局求援,经市府官员出面,向大同唯一的一家专为大同上层人物办理宴席的酒楼打招呼,请他们专为学社同仁准备便饭,每人三餐各一大碗汤面。

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开始按计划工作。调查首先从大同的华严寺和善化寺入手。华严寺和善化寺被誉为“辽金巨刹”,寺中保留了许多辽金时期的殿宇,华严寺的大雄宝殿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古代木建筑;善化寺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辽金时代的建筑组群,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研究宋辽佛寺布局的重要实物资料,两寺在建筑史上的价值也因此而得到了权威性的认定。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鼎盛时期,作为六朝佛教艺术的珍稀之作,长期以来一直被中外学者所关注。然而以往的调查偏重于佛教艺术,缺乏建筑学意义上的系统介绍。梁思成、林徽因等的大同之行就是要对石窟建筑作系统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20世纪30年代的大同云冈,人迹罕至,空旷的山崖上,惟见鳞次栉比的石窟。云冈坐落在离大同城十几公里的郊外,交通不便。为了方便工作,他们决定住在附近。但是,这里没有旅馆,不得不借住在一户农家的一间没有门窗只剩下屋顶和四壁的厢房里。在这无门无窗的屋子里,他们一住就是三天,白天吃的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连咸菜都是非常宝贵的。云冈的气候温差很大,中午炎热,夜间盖着棉被仍然冷得缩作一团。是云冈石窟的艺术魅力,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使他们不愿离去。

在对云冈的石窟建筑艺术有了身临其境的感受之后,梁思成感触良多,他说“在云冈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国艺术固有的血脉中忽然渗入旺盛而有力的外来影响: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腊、波斯、印度,它们通过南北两路,经西域各族和中国西藏到达内地。这种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赋予我国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这是历史上最有趣的现象,也是近代史学者最重视研究的问题。”

林徽因在云冈石窟

完成大同的工作之后,梁思成与莫宗江结伴去应县寻找木塔。作为最大最高的木塔式建筑,应县木塔与沧州狮子、正定菩萨、赵州桥一起被列为华北四大名胜。然而,梁思成曾经查遍北平图书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应县的资料,也没有找到一张应县木塔的图片。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应县的照相馆,并在信中附上一元钱,请他们代照一张木塔的照片寄来。不久,即收到那家照相馆寄来的木塔照片。一看到照片,就决定把它列入大同行程的计划内。

那天,天不亮他们就骑着毛驴出发,直到天将黑才看到视线的尽头处,在暗紫色的背景上有一颗闪光的宝石,附近群山环抱中的一座宝塔--迄今仅存的最高最大的应县木塔。看到梦牵魂绕的木塔,梁思成激动不已,在他的眼中,巨大的塔身“就像一个黑色的巨人”。在给林徽因的信中(林在考察完云冈石窟后已回北京)不无遗憾地说:“塔身之大,实在惊人。每面三开间,八面完全同样。我的第一感触便是你不在此同我享此眼福。不然我真不知道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

应县木塔,建于公元1056年(宋至和三年),由地面到塔尖高66米,塔高5层,加上上面4层平座暗层,实际上是一座9层重叠式的木构架建筑。在应县,梁思成和他的同事莫宗江紧张工作了整整一个星期。

关于当时的情景,莫宗江回忆说:“我们把塔身全部构件都测量完了后,余下的就是塔刹的尺寸了。但是塔高60多米,我们站在塔的最高一层已经感到呼呼的大风,我们上到塔顶时,更感到会给风刮下去。但塔刹还有十几米高,除了几根铁索外没有任何可攀援的东西,真是令人望而生畏。梁先生凭着他当年在清华做学生时练就的臂力,硬是握着凛冽刺骨的铁索,两腿悬空地往刹尖攀去。当时的古建筑都是年久失修,有时表面看去很好的木板,一脚踏上去却是糟朽的。这座900多年前的古塔,谁知道那些铁索是否已锈蚀、断裂。我们在下面望着,不禁两腿瑟瑟发抖。梁先生终于登上塔刹,于是我也相随着攀了上去,这才成功地把塔刹各部尺寸及作法测绘下来。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一个星期就测完了。”梁思成也回忆说:“我正在塔尖上全神贯注地丈量和照相,黑云已经压了上来。忽然间一个惊雷在近处打响,我猝不及防,差一点在离地60多米的高空松开了我手中紧握的冰冷的铁链。”

就这样,他们付出了意想不到的艰难,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终于完成了对堪称国宝的应县木塔建筑学意义上的科学考察,留下了一份详实的历史记录。

02

1934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接受美国朋友费正清、维尔玛(中国名费梅慰)夫妇的邀请,到山西汾阳城外的峪道河消夏,这是他们的第二次山西之行。

峪道河在当时是专门为外国人开辟的避暑盛地。过去沿河有数十家磨坊,靠峪道河的清泉为动力。近代面粉业兴起后,这些手工作坊渐渐闲置。但因其依山傍水,风景优美,被一些外国传教士当作避暑的好去处。于是,他们买下废弃的磨坊建筑,改造成为别具一格的磨坊别墅。他们去的正是一个传教士的磨坊别墅。

借避暑消夏之机,梁思成、林徽因在费氏夫妇的协助下,对太原、文水、汾阳、孝义、介休、灵石、霍县、赵城一带汾河流域的古代寺庙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发现古建筑40余处。按照他们的观点,凡是名胜古迹,最容易遭“重修”的大毁坏,原有建筑最难得保存!而幸免于难的古建筑往往在人迹罕至之处。再加上当时“同蒲铁路正在炸山兴筑,公路多段被毁”。所以考察过程中大半竟至徒步。据费正清回忆,“菲莉斯(按:林徽因的英文名)穿着白裤子,蓝衬衫,与穿着卡其布的思成相比更显得清爽整洁。每到一座庙宇,思成便用他的莱卡照相机从各个方位把它拍摄下来,我们则帮助菲莉斯进行测量,并按比例绘图,工作往往需要整整一天,只是中午暂停下来吃一顿野餐。思成虽然脚有点跛,但他仍然能爬上屋顶和屋椽拍照或测量”。遇上军队,梁思成便以一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去应付,费正清还特别提到,梁虽然在年轻时因车祸而留下足疾,但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却令人感动。

根据事先的计划,这次考察的重点是洪洞广胜寺。广胜寺位于霍山之上,霍泉之畔,分作上寺和下寺,广胜寺始建于唐代宗时期,廊庑的碑碣上刻有唐代名臣郭子仪的奏章,元延佑年间毁于地震,现存的代表性建筑飞虹塔虽系明代建筑,但仍保留着唐代的旧制。飞虹塔,八角十三层,阁楼式,高47.31米,塔身内部青砖砌成,外部全用琉璃烧制的砖瓦包砌,各层皆有塔檐,琉璃表面虽只有黄绿蓝三种基色,却因深浅不同,浓淡各异,在阳光的照射下,五彩斑斓,如同天上的彩虹。飞虹塔之名由此而得。塔内有砖梯可上下,登上一级,急转身便可踏上另一级的台阶。梁思成在《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中评价说,飞虹塔“其结构之法,在我国尚属初见”,“走上这半丝光线的峻梯的人,在战栗之余,不由得不赞叹设计者心思之巧妙”。

在山西考察古建筑途中,从左往右依次为莫宗江、

林徽因、梁思成,背后为用以代步的驴车。

由于在他们看来,“越是名胜则遭重修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古建筑最难保存”,因此,太原近郊的名胜晋祠原本不在这次考察的计划之中。晋祠为他们所关注,缘于离开太原去汾阳途中的偶然一瞥。梁思成、林徽因后来写道:“忽然间我们才惊异地抓住车窗,望着那正殿的一角侧影,爱不忍释。”晋祠虽成“名胜”仍为古迹。于是,利用返回太原之便,在晋祠逗留半日,对心中挥之不去的殿宇作了初步考察。

晋祠的古建筑,首推圣母殿,其次是名扬四海的鱼沼飞梁。圣母殿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四周有围廊,是《营造法式》中所谓“副阶周匝”形式的实例。所不同的是它前廊深两间,内槽深三间,故前廊异常空敞,这种布局梁思成还是初次见到。鱼沼飞梁系圣母殿前方鱼池上的十字拱桥,始建于北魏时期,宋代修建圣母殿时重建。池**立石柱34根,柱头用普拍枋相联,不置斗拱承托梁枋,结成十字形桥板,通向四面。南北向的桥面略向下垂,通向圣母殿的东西桥面宽阔平坦,犹如展翅飞翔的一只大鸟,故名。正如梁思成所说:“这样的结构,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个孤例。”

03

1936年冬,梁思成与莫宗江等在赴陕西调查之前,假道山西,对1934年在晋汾地区发现的古建筑进行实地测绘。是为第三次山西之行。

几个月后的1937年6月,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危急关头,刚从西安返京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等一起,第四次踏上山西的土地。这一次他们直奔五台山,去寻找心目中的唐代木构建筑。

1933年第一次到山西考察时,林徽因曾感叹:“现在唐代木构在国内还没有找到一个!”日本人更是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人们只能到日本奈良去。”但是梁思成始终有一个信念,坚信唐代木构建筑的存在。因为,他在阅读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时,注意到第61窟的宋代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他在北平图书馆的《清凉山志》中曾读到过佛光寺的记载。所以,他决定去碰碰运气。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山西之行,他们如愿以偿,纯正的唐代木结构寺庙--佛光寺终于被他们发现。

佛光寺的大殿魁伟整饬,从建筑形制特点看,深远的出檐,硕大的斗拱,柱头的卷刹,门窗的形式,处处吸引着他们。然而,起初他们只是觉得这大殿很是古老,究竟是不是唐代建筑却没有把握。先是梁思成发现,这大殿的屋顶架构只有在唐代绘画里才有。林徽因的远视眼亦印证了梁思成的发现。考察进行到第三天,远视的林徽因隐隐约约看到一根顶梁下有淡淡的墨迹,依稀可见“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的字样,而殿外经幢上也有这个名字。对于古建的考察者来说,刻在建筑上的文字是极其宝贵的。于是,找来村民,搭起了脚手架,攀援而上;**布单,浸水擦拭,一行行字迹显露了出来,字体唐风尽现。费了三天时间,读完四条梁下的题字全文,终于证实了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

确证了佛光寺大殿的年代,一行人高兴至极。这是他们野外考察史上最值得庆祝的一天。那一天,夕阳西下,整个庭院映照在一片晚霞之中。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子、牛奶、罐头等统统打开,吃着、议论着……

梁思成在《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中充分肯定了佛光寺在中国建筑史上的价值,他说:“工作完毕,我们写信给太原教育厅,详细陈述寺之珍罕,敦促计划永久保护办法。”五台山佛光寺的价值,不仅因为它年代久远,而且,“除殿本身为唐代木构外,殿内尚有唐塑佛菩萨像数十尊,梁下有唐代题名墨迹,拱眼壁有唐代壁画。此四者一已称绝,而四艺集于一殿,诚我国第一宝也。”

佛光寺大殿貌似平常,它并不高大,比起北京的故宫来,它像是泰山脚下的一抔土,但是梁思成却称之为“我国第一宝”。为什么?正如梁思成所言,首先是因为它的年代久,它是没经过任何重修重建的唐代原作。它宛如一个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现身说法,叙述着一段尘封的历史,使我们对唐代建筑有了一个形象化的认识。再有就是它那不可多得的唐代彩塑、题名墨迹和壁画。佛光寺大殿内尚存唐代塑像30余尊,唐壁画一小横幅,宋壁画几幅。寺内还有唐石刻经幢二座,唐砖墓塔二座,魏或齐的砖塔一座,宋中叶的大殿(文殊殿)一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大殿北侧的文殊殿,那是典型的金代建筑,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单檐悬山顶,特征明显。其建造用减柱法,这种不规则的用柱法,元明以后已不多见,就是在宋金建筑中也很特殊。这样的结构形式,是我国现存木构建筑中的孤例,也是我国古代科技进步的实物例证。

04

建筑在我国素称匠学,中国古代建筑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成就,是由一代一代的能工巧匠手造的。而匠人们对于建筑的知识只是依靠师徒传承,很少诉诸文字。古代建筑学和建筑史的研究者们堪以利用的专业著作只有《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书是宋代和清代官方颁布的建筑法规,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宝贵的建筑学资料--梁思成称它们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两部“文法课本”。大约在1929年,朱启钤因发现《营造法式》的抄本,两次刊行后,产生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学和建筑史的兴趣,自筹资金,发起营造学社。在此之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研究生的梁思成,就收到了其父梁启超寄去的新版宋《营造法式》。然而,面对“如同天书一般”的《营造法式》,梁思成沮丧至极,因为没有中国古建筑做参照,没有对书中术语名词的专门研究,要想读懂它难而又难。

1931年9月,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任法式部主任,专门从事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他和他的同仁们走的是一条实证的路线:拜老木匠为师,学**古建筑的名称、做法,然后以北平故宫为教材,实地研究。在对明清建筑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查研究之后,梁思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建筑学著作--《清式营造则例》,林徽因为该书写了绪言。

林徽因与佛像

与此同时,他们亦致力于对宋《营造法式》的破译。较之《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宋《营造法式》破译的难度更大。这是因为清代的建筑物在北平城里处处得见,宋以前的建筑物却既十分罕见,又散在各地;而且清代匠人的后裔对于宋朝的建筑也所知甚少。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们开始走出北平,四处考察古迹,寻找宋以前建筑的实例。当时华北地区流传着一个家喻户晓的说法“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以此为线索,梁思成开始了他的古建筑寻踪。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先后发现了建于辽代的蓟县独乐寺山门和观音阁,建于北宋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与转轮藏殿,以及宋辽建筑十余处,这些古建筑的发现和实地考察,使梁思成有关中国宋辽木结构建筑的知识得到了初步的积累,为进一步解开宋《营造法式》中的种种疑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要彻底解开长久以来笼罩在中国古代建筑学上的层层迷雾,必须有进一步的发现和宋以前的建筑范式作为佐证。梁思成、林徽因及其营造社的同仁们在山西的一系列发现填补了这方面的缺失,为梁思成所著、对宋《营造法式》进行破译的《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这部巨著,提供了最重要的实证。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在山西发现了以五台山佛光寺、应县木塔、洪洞广胜寺飞虹塔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古建奇葩,梁思成才得以对宋《营造法式》进行彻底的破译,并因此最终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上卷)》这部在近代建筑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著述。

来源:中式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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